41、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平西抗战•其他不出名的战斗
前言：（百度作者：笑香风云谈 有更为全面的相关资料，可去参考↓） 1941年夏末，日本宇都宫有马县人斋藤邦雄作为补充兵被分派到了房山的南窖村据点，他在战后写的战争回忆录《陆军步兵漫画物语》中，记录下了当时参战的日军士兵关于在平西地区作战的一些回忆。由于斋藤邦雄在西伯利亚劳改时毁掉了自己的笔记，所以这些根据回忆记录的事件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还真是令人惋惜啊。 他还记载了很多相关的事件，有当地的风土人情，有双方兵力配置，有自己对于战争的看法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0、百团大战—南窖战斗 根据斋藤邦雄的记述，日军霸占了南窖村中最大的、依山而建的、位于村子最北端的地主院落作为据点。由于南窖村是一个大村庄，所以这个地主院落占地颇广，又因为山区多土匪，这个院落在初建时就已经修筑的十分坚固。 日军在占据了这个大院落后，在院落的中心和北面各修筑了一座碉楼，又在院落背靠的大山山顶修筑了一个能俯瞰全村的碉楼控制制高点。从而形成了以院落中心主碉楼为核心的，一个品字形碉堡防御体系。这个院落不但是日军的据点，还是日军守备中队的中队部。因此院落里的房间被划分为了队长室、无线电室、警卫室、伙房、卫生室、宿舍等等，日军对院落的围墙、房屋墙壁都进行了强化，使之难以被凿穿。 为了能扼守住这个据点，日军在院落中常年部署着一支40人的驻军，而在背后山顶的碉楼里屯驻一支10人分队。山顶碉楼内的驻军每隔一天进行轮换，严密监视着进出南窖村的所有道路。 由于是日军中队部的关系，院落里的两座碉楼也成了日军守备中队的弹药库，在其中常年存放着够这50人的日军小队正常情况下使用一年的弹药。这支日军驻守小队也因此加强有重机枪一挺，轻型迫击炮两门（应该是掷弹筒），比之一般的50人日军小队火力强大得多。 鉴于南窖村据点日军火力相当强悍，所以平西根据地在1940秋天发起进攻作战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调集各地部队到南窖村外围集结，形成了对日军的兵力绝对优势；组织老百姓制作担架和绳梯为进攻做装备......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平西根据地在战斗开始前的保密工作。南窖村据点日军派出的所有探子，全部被平西根据地军民成功拦截擒获，这使得南窖村据点的日军对平西根据地进攻准备情况一无所知。 由于战前保密准备工作到位，所以平西根据地对南窖村的进攻使得驻守南窖村的日军感到十分突然。等日军发现八路军进攻时，他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被团团包围，于是龟缩进院落堵死大门进行顽抗。 根据斋藤邦雄的记述，八路军很快便攻到了院落的围墙下挂起绳梯攀墙而入。日军一开始还试图阻止八路军进入院落，所以他们用迫击炮猛轰院落外的八路军，同时组织兵力到碉楼的顶部向八路军投掷手雷；日军利用手雷和迫击炮弹爆炸制造的间隙，组织起小股兵力向八路军搭建绳梯的围墙处反扑，冲上围墙的日军用刺刀割八路军挂上的绳梯，还与已经攀上墙头的八路军发生了白刃战。 日军由于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很快便被八路军逐下了墙头，只能龟缩进碉楼中负隅顽抗。战事持续到此时，八路军的进展都还算是顺利，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陷入到了僵持之中。 由于日军三个碉楼成品字形布局，这导致八路军无论从哪个方向翻墙进入院落，都会遭到日军的火力阻击。而且从斋藤邦雄的记述看，八路军的绳梯数量也有限，仅有几幅而已，日军因此可以集中火力进行防守。八路军战士不得不冒着日军的火网翻墙进入院内，日军一次集火过后，墙头的八路军战士纷纷坠落，而翻过院墙的八路军战士也倒下一片，很快院墙之下八路军战士的伤者和牺牲者层层叠叠。 而就在这种对攻入院内的八路军不利的情况下，令据守碉楼内的日军看了觉得胆寒的一幕却不断发生。每当院外的冲锋号响起时，院落内的只要还能站起来的八路军战士就会义无反顾地一跃而起，拿着绳梯冒着日军的火网向日军碉楼发起进攻！ 实际上，日军的火力在那个时代已经很强悍了，一支三八步枪在一个熟练的士兵手中每两秒就能击发一次，一挺九二式重机枪在一分钟里能发射150发子弹；日军的掷弹筒射速比三八式还快，而作为掷弹筒弹药的九一式手雷，它一次爆炸可以产生400块以上的破片！ 在无法展开兵力又缺乏掩体的院落里，日军的步枪和机枪，尤其是掷弹筒更是可以充分发挥威力。加之之前介绍的，日军在院落里的碉楼充当着弹药库的角色，所以八路军战士的每一次进攻最终都被日军的弹雨击败。 眼见伤亡越来越大，八路军不得不放弃了对院落的进攻，转而集中兵力攻打位于山顶上的碉楼，期望打掉日军防守体系中的这一制高点，然后再进攻日军据守的院落。 日军的碉楼可不单单是一座碉楼而已，像是日军设在山顶上的这座碉楼，日军就在它的外围架起了两道铁丝网。进攻的八路军却用一个简单的办法就化解了日军的铁丝网防线，八路军战士们抬来门板架在铁丝网上压出通道，日军的铁丝网障碍随即便失效了。 由于山体遮挡，位于山顶的日军碉楼不像其它两座碉楼那样几乎没有死角，因此一些八路军战士成功地冲到了日军碉楼下面。但是冲到碉楼下的八路军战士却发现，自己对日军的碉楼束手无策。 根据参战的日军回忆，这些冲到碉楼下的八路军战士在情急之下，甚至直接伸手拽住了探出枪眼不断喷射火舌的日军步枪滚烫的枪管，不顾自己手被烫得嗞嗞作响忍着剧痛强行将日军步枪向外扯。 这些八路军士兵夺枪的英勇行为，虽然干扰了日军的射击精度但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因此他们逐一被日军投掷出的手雷击中牺牲。 不过，这一战术改变还是为八路军打破僵局带来了希望。山顶的日军碉楼并未作为弹药库所以存储的弹药有限，因此经过半天激战后弹药已经告罄，所以向山下院落中的日军寻求支援弹药。日军山下碉楼先后派出了数名日军士兵给山上的碉楼送弹药，都被八路军安排的狙击手击毙在了半路上。八路军眼见山顶的碉楼火力变得稀疏，因此便集结兵力准备一举拿下它。 眼见八路军调兵遣将准备对山顶碉楼发起总攻，明白一旦山顶碉楼失守有全军覆没危险的日军中队长，向后方的旅团司令部发去了求援电报。收到求援电报的日军旅团司令部不敢怠慢，尽管兵力捉襟见肘还是集结起五卡车兵力紧急向南窖村增援。 然而日军的增援部队顺着琉璃河，进到南窖村东北不到10公里处的黑龙关山谷时，却被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平西根据地阻援部队直接包了饺子。增援的日军一个都没有跑掉，成了靖国神社里被拜的鬼。 日军这一支增援部队被歼灭后，日军已经没法再派出其它的地面增援部队了。按理说南窖村据点八路军应该就此拿下了，可是南窖村之战就此的记录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根据斋藤邦雄在《鬼子兵眼中的抗战——第二十一话：九块墓碑(下)》中引述的日军参战士兵的话，南窖村之战其后又持续了至少两天两夜。一直到了第三天由于日军派出了大量飞机对南窖村进行狂轰滥炸，八路军不得不放弃了进攻，解除了对南窖村日军据点的围困撤兵退回平西根据地。 由于南窖村日军守军顶住了八路军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所以南窖村日军守军负责指挥山顶碉楼分哨所的军曹，破格活着获得了金鵄勋章（1939年后日军规定该勋章只授予战死者）。
从战斗过程看，虽然有日军在南窖村据点配备重武器，而且囤积弹药多的客观原因，但是南窖村攻坚战失利更多还是八路军自身的问题。南窖村之战八路军参战兵力日军认为是一个团（3000人），这个是否属实无法证实。但不管怎么说此战都是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却攻坚失利的一次战斗。 这场战斗失利暴露出了平西根据地八路军部队的很多问题来。 根据参战日军所说，八路军参与作战的士兵普遍十分年青，这说明平西根据地的部队都是才新编的，缺乏老兵和实战经验。在进攻中八路军表现得勇猛有余而策略单一，一味对着日军的碉楼猛打猛冲，使得日军能充分发挥火力优势，这反映出指挥员的经验不足缺乏应变。 进攻部队的装备不足，八路军战士没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因此冲到了碉楼下后只能用手去拽日军的步枪。从斋藤邦雄的记述看，八路军也没有迫击炮，虽然兵力占优但是无法压制日军火力，这让进攻的八路军只能靠人命来堆了。尽管战斗时间不短，可是日军的南窖村守备队在防守作战中仅仅只损失了九人，显然这也与进攻的八路军部队经验不足装备差劲有关。 八路军部队的进攻准备也不足，这才是最致命的错误。首先八路军战士在进攻院落时绳梯不足，这导致仅有几处翻墙地点。日军因此防守压力减小不说，还能集火八路军翻进院落的战士，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杀伤。 另一点就是准备的引火装备不足，手榴弹、炸药包属于专业装备，装备贫弱军工落后的平西根据地没有情有可原。但是连燃烧瓶之类的都没有，这显然是进攻组织者对日军防御体系吊以轻心，一心只想着打下碉楼缴获日军的弹药装备，所以刻意没给进攻部队准备。而正是这一疏忽大意，直接导致冲到碉楼下的八路军战士拿日军碉楼毫无办法。 当时八路军的补给主要靠缴获，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将日军碉楼烧毁。但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必须将这一可能性考虑进去，南窖村的攻坚失利指挥者难辞其咎啊。 平西根据地八路军在失利的南窖村之战中表现出的各种问题，其实广泛存在于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部队中。只是由于日军在华北的兵力空虚，使得这些问题被八路军各部的连连胜利所掩盖了。 这时的八路军就像是参与进攻南窖村据点的那些战士一样——太年青了，但进攻南窖村失利的平西根据地并未就此气馁，反而提出了向南窖村日本守军学习的口号认真总结失败的原因。而日军也及时总结了南窖村能守住的种种要素，要求所有据点都向南窖村的守备队学习。 一支优秀的军队，一定是一支擅于学习的军队，是一支不断进步的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精锐之师百战百胜。 1、柏峪台遭遇战 1940年秋的一天清晨，宛平县大队刘玉昆队长率30来名战士征粮回来刚到柏峪，突然从柏峪台传来枪声，刘率部赶到，见60多名日军正在搜捕抗日干部，两名干部已不幸牺牲。刘所部指战员立即投入战斗，一阵猛打，不明虚实的日军仓促接战，最后向斋堂据点狼狈败退。刘玉昆率领战士像一股狂飙，顺沟一路狂追十几里，击毙3名日本兵，多名伪军。 2、八路军四打沿河城 一打沿河城：就是前文白乙化团长率领十团打的那次伏击战，在此不做过多叙述。 二打沿河城： 1943年，为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县大队组织了袭击沿河城护路武装军火库的行动，收获颇丰。行动之前，县敌工部长韩晓照认真做了调查，并与敌据点我方内线取得联系。 3月底4月初的一天深夜，县大队开到沿河城外，经联络，城门上站岗的内线打开城门，带领部队到达预定地点。一个班潜伏在炮楼外，牢牢看住炮楼守敌，不让他们出来增援；突击队在队长谭天来的带领下，来到敌仓库外，搭人梯爬上房顶，跳进院子，冲进屋内，敌人毫无防备，很快被消灭。 消灭敌人后，打开大门，撬开仓库，预备队与突击队一起把仓库内的枪支弹药背上，满怀胜利的喜悦，走出沿河城。可笑的是，突击队在敌人仓库内闹了个天翻地覆，而炮楼内的敌人却毫无动静，不知何故。 这次战斗，县大队无一伤亡，未费一弹，消灭敌军一个班，缴获轻机枪一挺，手枪、步枪十几支，子弹15000多发。不但解决了县大队本身弹药不足的问题，而且还上交军分区一部分。 三打沿河城： 沿河城警务段是为“讨伐”抗日游击队、掠夺矿产资源和保证铁路运输安全而设立的。警务段内有十多个日本指挥官和四个伪军中队。即被人们称之为“满铁队”的伪军。为掌握敌人动向，自沿河城鬼子据点建立之初，利用敌人要使役（又说博役）的机会，我敌工部等有关部门先后派进去多名半大小子做情报人员，像：师昌敏、王树瑞、李继云等都是。 1943年10月底，区公安员王学强与王树瑞接头，要求王树瑞等先摸清敌人情况，等待部队的大动作。 根据上级这一安排，王树瑞等了解了敌人内部各方面的情况，写成情报转给王学强。 几天后，王树瑞等接到王学强的指令，11月5日晚，要大摆酒肉兵，设法把日军军官灌醉，12时准时打开大门，接应游击队。 内线情报人员王树瑞、师昌敏、李继云等精心做好一切准备，12时，县游击分队长李文华前来接头。在内线人员的带领下，李文华等五人爬上梯子上墙登上日军小队长清水他们打牌的南屋，又从南屋顺墙上东屋。正在这时，不知是谁登下一块瓦，引起敌人警觉。鬼子小松大喊：“谁呀？”回答他的是李队长等扔出去的两枚手榴弹及打出的一梭子弹。屋内灯灭了，里面的鬼子乱成了马蜂窝。随后，游击队跳下房，冲进日军所在的南屋，一阵搏斗之后，五名鬼子全部毙命。埋伏在外面的游击队和民兵听到枪声也拥了进来，抬上枪支、弹药和物品迅速撤离。临走之前，王树瑞等将日寇各据点赖以联系的在电报室以及库房放了一把大火，熊熊烈焰照亮了黑暗的据点上空。我军随后撤退。 （这一战斗按照推算应该是1943年10月18日阴历九月二十日夜，看来是有两个版本。） 四打沿河城： 这里面的王学武，就是前文里面，那个制造大村事变的汉奸平兆斌的帮凶，后来，日军占领斋堂川，他便直接投靠了敌人。 1940年10月，日寇侵占沿河城，杀人焚屋，修建据点，构筑岗楼，企图长住久屯占领这块军事要地。王学武俯首帖耳专心事敌，立即出任伪联合会会长，成为日寇的鹰犬帮凶，所犯罪行即使竭东海之波为墨，罄南山之竹为笔也难以尽书。 这次摸进鬼子据点的是正牌八路军抗日五支队三总队。三总队的王干事率领一个连乘夜色包围了村子。天寒地冷滴水成冰，夜黑风高伸手不见掌，王干事带领尖刀班绕到东门突入，悄悄摸进村中察院鬼子据点之内。 也算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理昭彰，恶贯满盈的王学武，打了半宿牌，因为内急，披着军大衣出来方便，被刚刚潜入的王干事等八路军战士从后面远远看到，他们本不熟悉情况，正在乱撞瞎摸，见到一个披着鬼子黄色大氅的人出来，以为准是个鬼子大官，这下可算逮了一条大鱼。于是王干事一使眼色，几个战士一个扑虎冲上去。这正规军就是正规军，身手就是不凡，一把就摁了王学武个嘴啃地。 在王学武心里，他认为大日本皇军武运长久，江山一统固若金汤，做梦也没想到会是八路军神兵从天而降，吃了豹子胆，敢摸到鬼子窝里来，他以为是其同伙谁在和他开玩笑、闹着玩儿、恶作剧，一边挣扎，一边说：“别闹，别闹，我是王学武，我是王学武，我给皇军查哨去。” 王干事说：“你是谁？” 王学武说：“我是王学武，我给皇军查哨去。” “王学武？那就对了。”王干事说，“我们是八路军，抓的就是你。”王学武一下瘫到地上，被战士们三下五除二五花大绑，像拖死猪似地拖出据点，在一个连的八路军押解下，连夜带至离沿河城西北三十里的黄土嘴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八路军抗日五支队三总队的袁队长——他和王干事同时接受任务，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去奔袭旧庄窝、幽州，顺利地抓捕了旧庄窝维持会长张广仁、幽州村村长杜木以及两个朝鲜人。 抗日民主政府索振训书记和五支队三总队的代表王建中主任决定召开公审大会，随即连夜紧急通知下去。天刚蒙蒙亮，附近方圆百里的乡亲们就扶老携幼地陆续赶来了。刘恭烈士的妻子、李永政烈士的妻子，许多受害人的亲属身上带着锥子、剪子、刀子来参加大会，准备为亲人报仇雪恨。公审大会在石羊沟黄土嘴小碴畔举行，群情激奋口号震天。沿河城伪联合会会长王学武、旧庄窝维持会长张广仁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决，结束了他们罪恶的一生。会后，将陪绑的幽州村长杜木释放。（王学武材料引自《门头沟革命史》《门头沟文史》第十五辑） 3、刘玉昆林子台伏击军官团 林字台位于斋堂与沿河城交界的分水岭楼岭之下，日军修的“军沿线”警备路即从村中穿过，抗战期间，双方大大小小在林字台交战数次。 1942年6月，昌宛县大队根据内线的可靠情报，在林子台巧妙设伏，毙伤日伪军20余人。 1943年春，昌宛县县大队刘玉昆接到沿河城据点内线情报：沿河城来了一大批日本军官，准备明天到斋堂据点。根据内线的可靠情报，刘玉昆召开会议，布置作战方案，进行战前动员，连夜率军赶到林子台设伏，把队伍分散到公路两旁的山上。 第二天拂晓，敌军官分乘两辆卡车从沿河城方向驶来，向斋堂前进，汽车刚刚驶进埋伏圈，事先埋下的地雷炸响了，几股浓烟过后，卡车被炸翻在路边的水沟里。有20人被当场炸死，七、八人被炸伤。没有被炸死的鬼子爬出汽车，躲在路旁负隅顽抗。刘玉昆率领游击队员冲杀出去，一阵厮杀，又有六、七人被游击队击毙。这时斋堂鬼子据点的鬼子，听到林字台方向枪声大作，情知大事不好，赶紧派兵出来接应救援。游击队见好就收，及时撤出了战斗。 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军官20余人。 这一仗与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李云龙歼灭日寇军官团那一役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多少。
4、端掉楼岭炮楼 楼岭那个岗楼在重要交通要道上，位于斋堂与沿河城分水岭的制高点上，位置十分重要，一直有日本和满铁队20多人驻守，这个岗楼的存在，严重影响我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早想把这个钉子拔掉。 1944年8月，在县战斗英雄王文治带领下，在楼岭炮楼四周布下地雷，把敌人围困封锁起来。 一天夜里，伪军（满铁）班长带着四个伪军送信求援，一下踩着地雷炸死仨。求援不得，伪军在饥渴交迫中放声痛哭。 这时，在军分区十六区一部在参谋长刘光弟和队长杜延中带领下，我军悄悄包围了岗楼，开始采取围而不打的方法，想利用政治攻势劝其投降，但喊话不但没起作用，伪军还负隅顽抗，从岗楼内射出罪恶的子弹。 这时只听参谋长刘光弟高喊：“通知炮兵，准备开炮！” 实际上参战部队根本没有大炮，只有用缴获的掷弹筒发射的一种飞雷。我们事先做通了两个日本俘虏的工作，让他们俩用缴获来的日本掷弹筒打岗楼， 只听轰的一声，飞雷在岗楼的一个角上爆炸，右角塌了。这时伪军没有投降，反而以猛烈火力反击。 第二个飞雷发射出后在岗楼的正中间稍偏一点的地方爆炸。 接着刘光第再喊：“杜大队长，是不是再给他一炮，让敌人坐坐飞机？” 这一下敌人害了怕，马上停止了射击。里边的满铁队班长就喊话：“别开炮了，我们投降。”并问：“我们投降后，怎么打发我们？” 杜大队长回答：“只要投降，按八路军的政策，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何去何从随你们便。” 伪班长说：“只要八路军给我们碗饭吃就行。” 刘光第说：“那好，你们把枪扔下来，排队走出来。” 伪军们听后，一个个乖乖扔下枪支，排着队走出岗楼。 这一仗只发射了两颗飞雷，没伤一兵一卒就结束了战斗，共俘虏伪军12名，缴获步枪12支，手枪1支，手榴弹两箱。战斗结束后，遂将岗楼摧毁夷为平地。 5、鲜为人知的房山“一区事变” （下文摘自：《房良一区事变》，来自房山区史志办公室） 1940 年11 月，房良县一区连续发生多次事变:13日的庄户台事变，15 日的堂上事变，17日的黑牛水事变，从10月14 日到11 月中旬的王老铺事变，以及宝水、龙门台事变。这一系列事变的发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房良一区由旧房山县(1937年前的房山县)九区和八区的四个村(芦子水、宝水、东村、蒲洼)合成。一区当时辖堂上、龙门台、四马台、北直河、王家台、石板台、霞云岭、上石堡、下石堡、银水、三流水、大草岭、芦子水、蒲洼、东村、宝水。一区地处山地，东西长一百零七里，南北长四十余里。村落大都在沟里和沟的北坡上。居民十分分散，交通极为不便。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耕种的皆是山坡地，作物以谷子、玉米为主。芦子水至四马台山地产煤，有土法开采的煤窑十多个。还出产杏仁、桃仁，每年运往天津。太平时节，商贩由北平、桑园、矾山、张坊、南窖运进生活用品。 当地人封建意识浓厚。这里有如青红帮的封建帮会组织，崇信各种封建迷信宗教，民性强悍，乡土观令甚重，很少与外地通婚。霞云岭附近的村有极少数人去旧县城上中学、去北平读高中。大多数没文化。这里人，在民国十八年时方知有了中华民国。 当地人民勒劳刻苦，由于无知常受人愚弄。各村政权皆在上层分子手中，税款钱粮均由他们分派，百姓不能过问。 民国以来，战事频繁，时有兵匪溃入山地，淫杀抢掠，村民惨遭蹂躏。开始，百姓畏惧，逃散深山，后来，组织起民团自卫。一俟兵罪进山，民众凭借熟悉地理，几经周旋，将兵罪消灭，夺取全部枪支财物。 当地人颇为自得。这样，民团由土枪变洋枪，使用“新武器”也颇有山地战斗经验，兵匪轻易不敢进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于宛平与日军接触，相持月余。后来，卫立煌部南逃，部分溃军经过房山九区，被当地人民解除武装，步枪、机枪、弹药隐匿民间。 1937 年冬，各地先后建立地方武装。房山县，北起长操、河北，南至长沟、张坊的民团组合，成立“抗日同盟军”一、二、三路军(土匪)。地主豪绅、流氓地痞、贫苦农民皆有加入。以抗日为名，打家劫舍，骚扰百姓。 房山九区也组织了民团，名曰 “六善会”，从宛平买进大批枪支，司令安纪云(堂上人)，参谋长杨天沛(霞云岭人)。九区“六善会”又与张坊、片上地方武装联系，商议河路沟(张坊往里)各村出枪二百，河套沟(坨里往里)各村出枪一百，其举晋汉臣为司令，安纪云为副司令，双方关系密切。 1938 年春，八路军开到平西，建立了宛平、宜涿怀、房涞涿政权。5月31日宋、邓纵队开赴冀东，五支队接防平西，一部驻大安山、长操一带。此时，九区派人到紫石口找房涞涿县政府，具长刘慎之介绍他到金鸡台找五支队司令赵桐，赵桐将河套沟、河路沟民团编为七支队，晋汉臣为支队长，安纪云为副支队长(因两沟地域相隔甚远，在指挥上还是两个单位)。 时隔不久，五支队驻大安山的一个连长叛变，打死指导员，带四十余人，全副武装(中有五挺机枪)跑到龙门台，谋投土匪胡振海。五支队致函九区武装堵截。次日，九区武装于庄户台将叛兵全部解决。时值五支队两个营也赶到，留下七支步枪给九区，作为答谢。 1938年6月，五支队一部驻佛子庄、河北一带，借检阅武装之名，将当地民团殷耀东部集中起来，强行解除了民团武装，进行改编。这件事仲九区民团极为恐慌不满，认为:八路军早晚会下他们的枪。 7月下旬，紫石口发生事变，董丰海率部跑到九区，扬言:“八路军下地方的枪，还要改编我们人员。”群众思想混乱。 8月9日，独一师二团二营分驻霞云岭、王家台、堂上三村。王家台驻营部和我一个连约一百五六十人。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勾结二路十罪邢德章，纠集五六百人，10日，将我驻王家台营部和一连人包围，王家台、霞云岭成为战场，相持二日，我战士牺牲二十七名，被捕二十九名，除二人被保出，二人跳崖身亡外，二十五名被杀害。悲惨壮烈，令人饮泪切齿。这就是王家台事变。 10月，宋邓第四纵队由冀东返回平西。12 月，宋邓纵队一部从堂上、王老铺、南窖出动剿灭杨天沛叛乱民团。杨天沛、杨万方、罗宗奎被捕，新民四散隐匿枪支。 县长杜伯华为争取杨天沛、罗宗奎，仅对杨天沛等首要分子处以罚款，之后，杨天沛被调任专署庶务主任。为后来的一区事变留下了隐患。 1939 年春平息王家台事变。5 月，初步健全了村政权，旧九区、八区合为房良一区。 1940 年秋季日寇“扫荡”后，我主力撤出平西，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地方工作一度陷于混乱。敌人一直深入一区腹地，百姓蒙受极大苦难，群众情绪低落。房良县委对一区工作作了指示;敌退走后，应首先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心，抚慰群众，立即恢复村政权，由区中心向东、西开展工作，组织武装，重新整顿游击小组。到11月5日，恢复工作略有眉目。为了进一步整师一区，具委派具区干部十余人突击一区工作，并部置了扩军二百名，交粮一千石的任务。 1940年11月11日，县区干部在四马台召开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安排征兵的动员工作和征粮工作。实际上，征兵、征粮的数额偏高，超过了群众负担能力。早在日寇“扫荡”之前，霞云岭、大地港的土匪头子罗宗奎就密谋和南窖伪军头子程子良勾结，想摧毁一区政权，程子良未予支持未敢妄动。“扫荡”后，罗宗奎见时机已到，于11月11日，又派人与程子良联系，并亲自率领大地港罗氏兄弟二十多人到南窖去请伪军、汉奸。程子良征得日本人同意后，亲自带伪军六十多人直扑庄户台。 事前两天，上石堡支书于进琛曾派人送鸡毛信三封，分别送往区和县，但未能引起领导注意。 13日凌晨，叛徒王秉旺(民兵中队长)带路，敌人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拂晓，敌人在叛徒郑玉梅(村长)的内应下，发起攻击。我工作人员仓猝应战，因众寡悬殊，经三小时战斗，我一区区长王英武、区干景一民等七人被捕。突围时，又四人被捉。十一人中，一人跳崖牺牲，一人被保释，一人被释放，三人当了伪军，其余六人被押往霞云岭杀害。这就是“庄户台事变”。 庄户台事变后，敌人更加猖獗，在押送我干部去霞云岭沿途，通知各村村长去霞云岭开会，不去的。就抄灭满门。13日深夜，匪首杨天沛、罗宗奎等召集龙门台、四马台、庄户台、王家台、石板台、上石堡、王老铺、东村等十几个村子的村长、村副三十余人开会，会议开到 14日晨。会上，杨天沛代表九区(杨曾任九区联庄会参谋长)宣布正式叛变投敌，声称“八路军确已逃走”“被日本人解决了”，要各村立即抓捕我工作人员，各村要成立维持会，全区成立“一区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给“皇军”送情报。 在汉奸的威吓下，参加维持会者百余人。会后，各村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立即行动起来。 11月15日，堂上村发生事变。事变主谋是 1940年春被开除党籍、关押半年的，原堂上村村长高甫万，当过村长的富农李春厚。15日，区委委员韩景义、游击小队指导员张其羽率游击小组由石堡归来，因疲劳过度，在堂上村一座破庙里休息。高甫万先劝降他当游击小组组长的弟弟高甫禄，把游击小组骗至驻地附近，下了组员的枪。由村中一流氓和逃亡军人王有才、石秀珠等到庙中捆绑了正在熟睡的韩景义，将其杀害。堂上支部二十五人，除少数几人外，都参加了这次叛变。堂上支部的叛变，暴露了一区党组织建设工作的严重问题。 堂上支部党员二十五名，男二十二名，女三名;青年八名，壮年十四名;雇农四名，贫农七名，中农十一名，富农三名:受过党的训练的七名。支部书记罗才元(中农)，有一群羊，自私，受党训一次，事变时是主持者之一，不说实话。由高甫万介绍入党，与之关系密切。组织委员李万宽(贫农)，老实，不出头办事。副组委高甫仁(中农)，平日最听高甫万的话。宣委李春厚(富农)，高甫万介绍入党，此次事变主持者。副宣委高甫禄(雇农)，自卫队中队长，事变的直接参与者。堂上支部由郭办强、李伯庭建立。第一批入党的有:高甫万，流氓无产者，因当村长含污，在押半年释放，1940年春被开除出党。 罗才恒，中农。当过支书，自私自利，罗氏家族中最有号召力。该支部一建立，就被流氓、村中办事人(中农)掌握。该支部平日不开会，不讲解党的性质及任务、纪律，大大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和模范作用。这是党上支部叛变的内在原因。 堂上事变的同一天，房良七区区长罗化之在庄户台被叛徒蔡德禄亲自带人抓捕。 17日，发生黑牛水事变。是日，我自卫总队长傅林、四区区长崔一春率游击小组二十余人、工作人员十余人去四区作恢复政权工作，住在二、四区交界的黑牛水村。夜间，汉奸队偷偷地将村子包围。游击小组成员缺乏训练，枪声起，不知所措，各自散去。傅林同志凭手枪一支，子弹五发，手榴弹二枚，与敌人相持半日，弹尽牺牲。崔一春同志被捕。四区长常守德当场牺牲。二区指导员冯振水负伤后被俘。逃出的人只有科员殷毅夫、助理员郭雅如。 王老铺村村长穆存山、武装中队长穆永山，勾结汉奸队长高平和匪首罗宗奎，纠集村中四十六人，从 10月14日始，到 11 月中旬，一个月内先后九次袭击我区政府所在地六渡，到处抓捕我工作人员，十二处捕杀 我工作人员十六名。县政府秘书张占祥(11月14日)、县农会主任罗宗烈(11月19日)，被王老铺叛乱分子杀害。 此外，宝水村以村长张国全为首，组织十六、七人将我八路军王排长和三名战士抓捕后交霞云岭伪军;龙门台村村长耿文会(党员)、支书张殿福为首，组织召开十二人会议，会后将区党总支委员李兴通交霞云岭敌人杀害。 这一连串的事变称一区事变。此次事变，我县区干部共被捕四十六人，牺牲二十人(党员二十六人)，其余者或被释、或逃出、或叛变。一区工作受到严重损失。房良一区事变发生一二日后，我部队平息了叛乱。 一区事变后，叛乱分子都上了庄户台村北的“三角城”。我部队与叛乱分子在三角城激烈战斗二小时，我部队将汉奸、叛匪彻底打垮，当场击毙二十多人，俘虏数十人。三角城一仗，彻底打垮了一区的反动武装，根据地得到巩固。 房良一区事变的发生，有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的因素，应很好总结，以此汲取教训。 一、一区事变的发生是在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1940年春、秋两次扫荡之后)，我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我军、政力量薄弱，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上层顽固分子，得以蒙蔽群众，扩展势力，投降敌人。 二、这个地区建党初期，对该地区的历史状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研究，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流氓、地痞，他们维护了上层分子利益，削弱了党的战斗作用。王家台事变后，没有给予祸首严肃处理，更没有在群众中充分地揭露他们的罪恶实质，群众没有认清事变的本质，相反地让他们进入我政府机构，模糊了群众视线，使他们得以再次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东山再起。 三、王家台事变后，领导机关没有接受教训，没有根据当地特点，反动势力的动态给予应有的注意，更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四、干部工作脱离群众，作风粗暴，不民主，群众对行刑罚人、赶走羊群十分不满。尤其是在“扫荡”后，群众损失严重、教育动员群众不够的情况下，又征兵二百，要粮千石，忽视了群众实际困难。这是我们政策上的失误。
6、于振边烈士的光荣事迹 于振边烈士（1921－1944）出生于大安山乡大安山村，是抗日战争时期闻名房良昌宛两县，战功卓著的除奸模范、抗日英雄。他机智勇敢、克敌制胜的动人事迹，仍在平西地区广为流传。
烈士肖像↑ 耳濡目染 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宛平县民主政府派工作人员到大安山村宣传抗日救国、翻身闹革命的道理，于振边听了宣传后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闹革命、打日本。村里成立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后，于振边被荐为儿童团团长。他组织儿童团员站岗、放哨、送信、宣传，整日忙个不停，成为大安山村抗日的骨干。1939年，他担任了村公安员，为搞好治安，他调查敌情、安排岗哨、巡逻检查。一丝不苟地工作。1940年3月，于振边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告别新婚妻子 离家外出抗日 1940年秋，日伪军对大安山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并建起据点长期驻守。经过和村中“青抗先”队长王锡瑞等4人商量，于振边决定离开家乡抗日。他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攀行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找到了昌宛县四区政府参加抗日工作。不久，同去的4个人中，一个思想动摇回了家，一个被父亲死说硬劝离了队，而于振边 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大安山村维持会的张姓会长想利用于振边的父亲于怀水把他拉回家去，张会长等人把于怀水叫到维持会威胁利诱说：“你把于振边叫回来，愿意要钱给钱，愿意要官给官，如果不回来，就饶不了你全家……” 老父亲于怀水被迫去找儿子，当于振边见到父亲时吃惊地问：“您咋来啦，到这来有事吗?” 于怀水吐了实情：“振边，你跟我回家去吧。不然日本人就要杀咱全家呀!” 但于振边抗日决心坚定，毫不动摇，婉言拒绝。父亲只好回了家。 1941年春，昌宛县二区为开辟大安山一带的抗日工作，成立了游击小队，于振边以区公安员的身份编入了区游击队，并参与游击队的领导。他英勇机智，有谋略，善用人是游击队的好“参谋”。1941年至1944年，先后捕杀了叛徒、特务、汉奸15人。昌宛县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山下怕何端（也是一位抗日英雄），山上怕振边”。由于工作出色，于振边被评为昌宛县锄奸模范。 捉叛徒除汉奸 威震大安山 日本占据了大安山地区以后，西苑村一个农会主任叛变投敌，给日本人当起了“保长”，杀害村民政委员王喜怀，为日伪军筹粮捐款，坑害百姓，民愤极大。虽多次警告，但他不思悔改不除掉这个汉奸区游击队去太安山地区活动很困难。1941年7月的一天，于振边率领几名队员在深夜人静的时候翻山越岭，来到西苑村这名伪保长家。大家先在周围埋伏起来，于振边只身近前探听，发现张伪保长没在家，决定继续埋伏等着他。 后来，他果然骑着马从大安山村回来了，还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地喊：“各位甲长听着，今天要把粮食收齐，给皇军送去，谁不送皇军就要谁的脑袋…” 他刚一迈进自己的家门，于振边一马当先，几个战士紧紧跟上，将伪保长捉住，把他捆绑上准备带走。但他深知自己的罪行，知道还是死路一条后，怎么也不走，还试图找机会逃跑，最后于振边等游击队员用枪托将伪保长当场打死。消息传开，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对汉奸产生了巨大的震慑。 捕杀铁杆汉奸 1940年日本占据了大安山后，大安山村一名姓张的反动富农一头扎进日本怀里当起了铁杆汉奸。日本人见他摇尾乞怜，处处忠于皇军，就委托他当了大安山乡“维持会长”。当了“会长”以后，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先后杀害抗日村长、党员多人，罪恶累累。这家伙很狡猾，听说于振边要捉他便搬到村中一所院墙高、门户紧的小院去住并安排了警卫，怎么才能捉住他呢？ 1943年3月，进行侦察后，于振边提出了一个捕杀方案。他找到西苑村的王荣英和赵么地村的赵广弟两名地下游击队员化装成当伕子的白天进入大安山村隐蔽，深夜来到维持会会长的小院跟前，王荣英蹬着赵广弟的肩膀攀上院墙，跳进院内，又接进赵广弟，二人拨开张清海的屋门一跃进入屋内，这家伙正端着烟枪吸鸦片，王荣英手持尖刀猛刺过去，结果了他的性命。 剪除日本特务 大安山乡自卫团团长是个日本特务，于振边曾派村公安员赵国荣多次去做他的工作，但毫无成效，因此决定除掉他。但他很有“本事”，警觉性高，蹲在自卫团团部不轻易出来。1943年秋，于振边带游击队来到苑港村，利用萧士儒与伪自卫团团长的关系，引蛇出洞。一天，伪自卫团团长写来了一个条子，叫盟弟萧士儒给自卫团送些土豆，并到大安山去一趟。于振边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叫萧士儒把这家伙引出来。 第二天萧士儒依计而行，到了大安山自卫团团部，找到伪自卫团团长说“大哥，我想把我今天由苑跨村下来时碰到的一个情况先告诉你，不知该不该说？” 这家伙赶紧问：“什么情况？你就说吧，咱们哥儿俩还有不该说的事。” 萧士儒故作神秘地说：“今天我下来见大安山村北挫石坡羊圈房里有个八路军，可能是病了，在那躺着。” 当时日伪军下达了悬赏捉捕八路军的命令，捉到一个战士奖励600块。伪自卫团团长见有得赏的大好时机，就随萧士儒一起出了团部。当走到村北芦苇地时，提前化装埋伏好的游击队员一拥而上，活捉了伪自卫团团长。经过审讯后、处死在北港沟，为民除了一害。 发展内线 瓦解伪军 于振边模范地贯彻执行我党“拉出来，打进去，瓦解伪军，动摇敌人”的政策。1943年秋，他组织赵么地村（大安山乡赵亩地村）的民兵赵广宪、赵国安等，一起去大安山村西头岗楼上去摸岗 “抓舌头” 天还未亮，乘伪军换岗的间隙，赵广宪、赵国安去摸岗哨，于振边在外掩护等候，换岗的伪军刚一来，即被突袭捉住。老于将他带到龙头村，问他： “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我叫于振边” 伪军一听于振边的名子，立即磕头作揖、请求饶命。于振边说：“快起来，不要怕，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为非作歹，我们决不伤害你”并向他讲明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这个伪军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提供了日伪情况，并表示今后要立功赎罪。 不久于振边又组织西苑村的民兵，巧计活捉了一个姓郭的伪军。这个伪军被捉以后认为活不成了，所以怎么也不开口。于振边耐心地向他讲党的政策，告诫他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姓郭的伪军终于开口了，这两个伪军以后都成为八路军的内线。 1943年冬，于振边去煤窝村一带打游击，结识了在煤窝村日军岗楼里的张进通。见他有些民族气节，就与张家村党支部商量，做他的工作，并把他发展为地下工作者，为我军提供了不少情况。后来于振边带游击队围打这个岗楼，张进通在岗楼内偷偷将准备好的毒药放在饭里，想一下把12个日本兵全部毒死。偏偏用饭前小队长先盛了两碗饭去喂狗，把两条狗毒死了。事败未成后，于振边先将张进通的父母和全家转移又设法将他接走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又了找机会端掉了岗楼。 突围受伤 身中七刀壮烈牺牲 1944年3月6日，于振边配合平西手枪队率民兵在黑龙关下边的公路上伏击了大安山伪军队长后，回到大安山，驻在中山村。 第二天，宛平县公安科科长王再田让于振边写假报告给大安山之敌，准备把敌人诓出来，在大安岭上打伏击。于振边写好报告让中山村情报员送去，交给伪自卫团一个姓杨的政治教官。杨教官察觉到中山村情报员神色不对，生了疑，对他进行审讯。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情报员叛变后被放回。同时，中山村的民兵中队长也叛变通敌送去真实情况，还偷着把岗哨撤了。3月7日夜里12点左右，日伪军50余人包围了原本打伏击的区小队和民兵。 公安科长王再田率队伍和群众顺沟南下突围；于振边率四五个游击队员向敌人封锁最严的北面突围，准备引开敌人。于振边个子很高，外号“大个子”，突围时被日伪军一眼认出。 “那个大个子是于振边，别让他跑了！”当他撤到水峪村夹湖沟口时，不幸中弹受伤。他知道自己伤势严重难以脱险，马上撕毁并吃掉身上带的秘密文件，又把枪藏了起来，然后爬到一块大石头后边，日伪军很快围在了他身边。他毫无惧色，咬紧牙关。一个姓杨的汉奸小头目命令手下连扎于振边七刀，于振边同志完成掩护任务，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3岁。 于振边烈士纪念碑位于房山区大安山乡，1946年3月8日建立，纪念碑碑额刻 “万古流芳”四个大字，碑身下端有于振边、李万怀等四位烈士半身像，碑身两边刻有挽联 “为革命牺牲名流千古，临战斗流血志遗万年”
中间镌刻碑文，为共产党员于振边暨赵金山、王占琴、李万怀，殉难烈士立碑纪念。 7、发生绝壁上的漂亮歼灭战——三角城战斗 三角城战斗，是1940年八路军围歼叛乱地方民团和伪军的一次战斗，是一场发生在千仞绝壁上的漂亮歼灭战。 1940年11月，在房良联合县一区，由日伪军和汉奸队策划，发生了涉及霞云岭、蒲洼一带16个村的党支部、村政权公开叛变投敌事件，史称“房良县一区事变”。事变中，县、区、村干部总计46人被捕、20人牺牲。事变后，叛乱分子聚集到庄户台村三角城。
三角城所在山峰↑ 三角城位于房山霞云岭乡庄户台村东的山顶上，地势险要。山顶上，有三四百亩大的一块平台，地势开阔，四面是悬崖绝壁，海拔千余米。整座山峰呈三角形状，故称三角城。 南窖伪军一个中队由杨大金、罗宗奎等带领，也在三角城占据。伪军在上面修战墙，筑工事，并不时到山下各村要粮要款。叛匪与伪军相互勾结，妄图在此长期盘踞。 一区事变发生后，平西地委组织部长兼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郭强将事变情况报告给了冀热察区党委领导马辉之、张明远及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土匪头子石秀珠对郭强恨之入骨，公开张贴布告，重金悬赏捉拿郭强等人。 对于叛乱分子和伪军的如此嚣张行径，冀热察区党委认为决不能容忍，于是命令挺进军9团团长黄光明带领队伍前去围剿。 1940年12月13日，挺进军9团2营于拂晓前将三角城包围。机枪手在山口处架起两挺机关枪，扼守要道。十几名机智、强悍的战士从小路拐弯处，悄悄摸上去，隐藏在险要岩壁下。 攻击开始后，指挥员一声令下，两挺机枪同时怒吼起来，压得山上的敌人抬不起头。隐蔽的战士迅速沿小路向上攀登，其他战士随后向山顶猛冲。在机枪的掩护下，战士们很快登上山顶，并迅速向伪军中队部包抄过去。 伪军中队长高平认为三角城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兵家宝地，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千仞绝壁上，突然响起枪声，八路军神兵天降。高平仓皇地带领30多人冲出，企图截断八路军，以挽回败局。这时，负责封锁路口、掩护八路军上山的两挺机枪又同时打响了，直向伪军压去。随之，大部队沿着曲折的小路急速向山上运动，占据了三角城。 八路军把高平及几十名残匪紧紧围在了伪军中队部。高平从后窗跳出，企图逃跑，被八路军战士一枪打在大腿上。他强努着爬到悬崖边上，被八路军战士踹下了悬崖。 这场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共打死打伤伪军和士匪40余人，俘虏多人，缴获枪支弹药近百件。在八路军攻打三角城时，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裹胁随同伪军逃往敌南窖据点，后经八路军做工作，大部分群众都逃出了敌人据点。 8、房山封锁沟事件 日本侵略军侵占房山后，就在其占领区与抗日根据地交界处修筑起封锁壕，美其名曰：“惠民壕”，群众称之为毁民壕。这在北京地区是绝无仅有的。 平西抗日根据地处于抗日的前沿，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北平和天津，所以一直被日本侵略军视为肘腋之患，除调集重兵多次进行“扫荡”外，还在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协同进攻的前提下，重点实行分割，包围与封锁。 房山地势复杂，部分西部山区为平西抗日根据地之一，东部平原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区，中部丘陵地带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自抗战开始，房山是日本侵略军“扫荡”最多，分割、包围和封锁最甚的地方。自1939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其占领区不顾百姓死活，强征大量民力物力，沿房山和河北省涞水县一带山区与平原交界处，修筑据点、公路，并分段修筑封锁壕。 1941年6月，在欧洲爆发了苏德战争，日本侵略军准备开辟新的战线。由于战争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致使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财力不足的困难加深，故此，对华战争的战略方针由以进攻国民党军队为主改变为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主。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军为将各“点”联结，实现“点”“线”结合，干1941年夏，几平调集其统治区所有民力，分段包干，限期完成，费用由各村摊派，加速了修筑封锁壕的进度。凡年满15岁的男丁，都被征去挖壕沟。有些村庄人数凑不够，连12岁的小孩和70多岁的老人也被征去，如吉羊村被征去修壕300余人，韩村河被征去200余人，石楼村被征去150余人。 凡去挖壕沟的人，一去少则一、二个月，多则七、八个月，无论寒冬酷暑都要修，稍有怠懈，轻则挨骂，重则遭毒打。”当时，挖壕民夫为发泄胸中的愤怒，曾编了许多歌谣传唱。比如:“人心焕散。地硬石坚。刺刀加皮鞭，终日泪涟涟”、“毁民壕，挡老八(指八路军)，我看是白挖”、“老八神通大，天井都不怕，……只盼老八到，统统揍死它(指日本侵略军)”等。 1943年春，整个修壕工程全部结束。房小一段壕沟，北始周口店，婉蜒南伸，经娄子水村西，黄元井村北，转而向西，过北正村、蔡家口村、北白岱村、史各庄村到张坊村，再向南入涞水县境内，长35公里，壕宽5米，深6米，动土石方100余万方。在壕沟沿线，日军修筑据点10余处，较大的有张坊、塔照，孤山口、周口店等据点。在据点内有大量的日伪军驻守，妄图切断我抗只根据地同平原地区的联系。这是日本侵略军在房山的一大罪行。 9、房山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 1938年2月，经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独立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三团挺进平西，原房良县和涞涿县合并组成房涞涿联合县，包森任游击队支队长。 包森认为："房山有粮仓、有煤矿，西靠太行余脉，东临平汉铁路，地处平西东南地区的最前沿，地势险要。”房涞涿联合县成立后，包森立即带领一个连，经峨峪、大寒岭，到房山山区的大安山和南窖。 当年27岁的包森毕业干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兼具知识分子的文采和军人的果敢。他收编杂色武装，开辟了房山第一个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房山第一支人民军队，成立了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从此，熊熊的抗日烈火在房山的每一寸土地燃起。 西部山区根据地和东部平原的日军对峙八年，中间的丘陵地带就成了敌我争夺的游击区。 走在十渡的层峦叠嶂之间，张东升告诉记者，当时，平西的主力部队九团就驻扎在十渡、西庄，冀中十分区的医院、兵工厂和房涞涿县委、县政府也驻扎在十渡、八渡等村落。房山是平西的屏障，日军一直视房山为肘腋之患，三天一“扫荡”，每年都轰炸。单在1940年和1941年，大规模进攻就有20多次。 “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都是根据地最主要的战斗方式。"平西抗战纪念馆的讲解员张东升说， 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1941年的八里塘阻击战。 1941年8月，日军调集十万军力进攻平西抗口根据地，兵分四路分讲合击，集中进攻十渡、马安、西庄，妄图围歼平西主力部队和后方机关。为暂避敌人前锋，九团西撤至深山。日军也集结兵力，截堵部队西撤的去路，形势危急!挺进军九团二营立即决定派出一个加强排，由排长赵楷带领，在房山、涞水交界处的八里塘进行阻击。 三十多名战士以巨石为掩体，在八里塘半山腰布阵。匍匐七八小时之后，他们在熹微晨光中与敌人鏖战3小时，击毙日军百余人，掩护了九团主力部队。最终，除一名战士身负重伤外，加强排的其他战士全部牺牲。 在房山，像这样的阻击战数不胜数。在十渡西石门村，记者找到了烈士遗属--78岁的张淑兰。 "我生下来才一个礼拜，父亲就参军了。"张淑兰跟着母亲躲进深山，在日军炮火中艰难生活。抗战胜利之后她才得知，父亲早已在掩护战友撤退时牺牲。"父亲的战友告诉我，他最后一句话是"给我家里人留个念想，千万别说我死了"!” 据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数据，房山、良乡二县共有480多名战士光荣牺牲， “进入相持阶段后，鬼子开始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包围和封锁。"在十渡镇的拒马河谷，张东升说，当时这片河谷外头全是日军士兵把守。 1941年到1943年，日军生生在房山大地上挖掘出一条长35公里、宽5米、深6米的半圆形封锁壕。在壕沟边，日军还修筑了张坊、塔照、孤山口、周口店等大规模据点，派人昼夜巡逻盘查，一旦发现八路军出山，立即开展围剿。"五里一个小据点，十里一个大据点，密密麻麻。他们想切断根据地和平原地区的联系，把八路军困死在山里。”张东升说。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粮食、弹药、食盐、布匹、药品几乎运不进根据地。根据地的农民、战士就在荒地河滩上造地开田，种植小米、玉米。 山区土地贫瘠，再加上1942年年景不好，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春天，树上的嫩芽，地上的嫩草都被剜光了。"张淑兰亲历了被封锁的日子。她告诉记者，杨树、梨树叶子苦涩，要泡上好几天才能下咽。"部队要求，不能在村庄附近采叶子、剥树皮，他们说，要把这些留给我们，不能让老百姓饿着。” 日军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但并未完全阻止根据地军民到平原地区开展活动。房山的游击队和民兵曾多次越过封锁壕和据点到平原各地，近至张坑、中各庄、北白岱，远至房山城关、琉璃河等地征粮、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1943年底，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转入反攻，游击队配合主力部队频繁袭击敌人据点，扩大解放区，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青山有幸埋忠骨。如今，山石上的弹痕已随时间消逝而难以辨识，烈士的英名却永久烙印在纪念馆的石碑上，距城区50公里的房山山区，叠嶂如黛、碧流环绕，无声诉说着当年根据地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 10、老帽山六烈士 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但是，北京的特别是房山的朋友们，你们到十渡旅游的时候，到了马安村附近的老帽山，在欣赏雄伟险峻的山峰，聆听水声潺潺的拒马河的同时，别忘了去平西抗战纪念馆和老帽山上看看，老帽山六烈士的故事。
1943年4月的一天早晨，房山南窖据点的300多名日伪军，带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经过霞云岭向十渡进犯，企图袭击中共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委、县政府及八路军冀中10分区部队指挥机关。 接到情报后，当时的联合县县长郝绍尧立即组织县政府人员和老百姓，撤到西边的山沟里。为了给党政军机构和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八路军冀中10分区27团派一个排在老帽山凭险扼守，阻击敌人。 老帽山是房山十渡村与马安村之间的一座陡峭的高山，这座山头在山谷旁边，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十渡河滩。 战士们刚隐蔽好，日伪军就来了，眼瞅着越来越近，进入了射程，战士们一起开火，突如其来的射击，打得日伪军晕头转向，还以为遇到了八路军的大部队，有的往前蹿，有的向后逃，横七竖八的丢下了几具尸体，慌忙后撤。 过了一会儿，日伪军从枪声中发现，阻击的八路军人数并不多，于是就组织火力，用机枪掩护，再次扑向山口。八路军凭借着有利的地形，打得日伪军又一次败退。 日伪军恼羞成怒，他们仗着人多和武器装备的优势，重新集中起火力，向八路军的阵地发起进攻。日伪军冲上山坡，被八路军打下去，再次往上冲，又被打下去。日伪军实在冲不上去，气急败坏的就用机枪向山崖上疯狂地扫射，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就在八路军战士完成了预定的阻击任务，准备撤离时，突然，背后响起了枪声，几名战士应声倒下。原来，日伪军在汉奸的带领下，顺着小路从后山抄了上来。八路军战士腹背受敌，发起了突围。20名战士跟敌人拼到最后，只剩下6名。 面对凶残的日伪军，战士们没有退缩，继续奋战，在日伪军的夹击下，被逼到了老帽山顶。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战士们就举起大石头往下砸，最后，能用的大石头也被战士们扔光了。 前面是步步逼近的日伪军，背后是陡峭的悬崖。6名战士互相看了看，"就是死也不当鬼子的俘虏!"战士们一步步退到了悬崖边上。就在日伪军扑上来的时候，他们抱着枪纵身跳下了悬崖….… 当民兵们在山下找到他们的时候，见到的是6具血肉模糊的躯体。大家把他们就近安葬在老帽山下，让他们长眠在这块用生命护卫的土地上。 很快，我军主力部队经百花山、蒲洼，赶往十渡增援，将这股敌人打的节节败退，最后，敌人狼狈逃走，扔下了无数尸体…… 11、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 1924年10月，曹火星出生河北平山县于西岗南村，当时的曹火星还叫曹峙。他从小性格腼腆，喜欢读书，闲暇时还喜欢听村里人吹笛子、拉胡琴、敲锣鼓。村里当时比较富裕，每年会有社火表演，那时候小曹火星就总是在旁边静静地听、细细地看。演员在那里唱歌跳舞，他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着唱。上小学时，他对学校里音乐老师弹奏的风琴产生了兴趣，但是学校的风琴不准学生碰，他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件大正琴，上面写着“哆来咪发嗦啦西”，用手按着大正琴就能发出美妙的声音，通过这件大正琴他学会了识简谱。 “当时学习音乐是他的喜好，还并不是他的志向。”曹火星女儿曹红雯回忆，当年父亲因为功课很好，考上了保定的一所省府中学，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也准备去上学。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打来了，他被迫辍学。1938年2月，在“抗日救国”理想的激励下，曹火星参加了平山县农会（农民抗日救国会），走上了革命道路。 “汹涌的滹沱河，巍巍的太行山，结成了革命的屏障。我们是一支艺术的青年团，在这里成长强壮。用钢铁的意志和热血，开辟幸福的土壤……紧拿艺术武器，保卫我们的家乡……” 1938年4月，在抗日烽火燃烧的滹沱河畔诞生了一支土生土长的文艺团队，它就是平山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的铁血剧社。在这首由王血波作词、卢肃作曲的《铁血剧社社歌》感召下，平山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加入，张学新、曹火星也在其列，剧社成员一度有30多人，除领导外成员中最大的才20多岁。这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被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为“咱们的剧社”。 加入铁血剧社的曹火星，凭着抗日救国热情，与这群志同道合的青年们，在熟悉的生活中寻找故事和素材，用乡音在故乡大地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战。他和战友们将抗日救亡的歌曲唱响在一座座太行村庄，也鼓动着一批批热血青年参军报国。 1940年，曹火星进入华北联大学习，作为剧社唯一能识简谱的人，他被分入音乐系，开始了作曲生涯。 在曹火星心中，拿枪上战场去杀敌、消灭日寇才是革命，因而刚刚进入华北联大学习的曹火星时常感到苦闷。据曹红雯回忆，当年曹火星的老师卢肃，也是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曲作者，他察觉到了这位青年人的心事，就对曹火星说“你手中的笔也是武器。抗战有各种方式，有拿枪上前线的，也有拿笔写歌鼓舞大家上前线的，这同样是革命工作。”听了老师的教导，曹火星才把心安定下来，经过系统学习后，他用歌曲去战斗的创作激情也与日俱增。很快，曹火星创作出了第一首歌曲《上战场》，这首歌后来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 那时，为了表达抗战到底、不怕牺牲的决心，剧社队员纷纷改名，曹火星的老乡张学新改名“张血星”，曹火星根据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语，将自己的名字曹峙改为曹火星。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一颗红色的种子在曹火星心中生根发芽，从那时起他立志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从华北联大结业后，曹火星抱着为抗战创作、为人民创作的决心，走上抗战文艺演出的岗位。作为一名革命文艺战士，他以文艺为武器有力地回击敌人，发动广大群众追求真理、宣传真理。 在战斗中成长的青年曹火星，在民间音乐的熏陶中成才，他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呼声水乳交融，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此后，曹火星接连创作了《枪口向法西斯瞄准》《前线需要更多的炮弹》《选举小唱》《战斗生产工作社》等大量抗战歌曲。 在晋察冀边区，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壮大，抗战文艺蓬勃发展，日益活跃。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察冀抗战文艺迅速掀起高潮。曹火星从走上革命道路到抗战胜利，一直工作、战斗、生活在晋察冀边区，正是这片抗战文艺热土哺育了他，使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文艺战士。 齐玉珍与曹火星相识在铁血剧社。美丽多才的齐玉珍等“齐家五姐妹”的加入，让剧社有了新的力量。剧社演出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是齐玉珍和曹火星首次同台演出，他们满含激情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俩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两位年轻人由台上夫妻变为生活中真正的夫妻。 1943年，曹火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天晚上，齐玉珍约曹火星来到村外的河畔，面对着波光粼粼的滹沱河，齐玉珍动情地说：“火星同志，我祝贺你！”随后，她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很庄重地赠送给曹火星，并告诉他，这支钢笔是她叔叔齐计三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齐计三是平山党组织创建人之一，在一次征兵工作中因汉奸告密被敌人包围，在掩护其他同志突围时牺牲。齐玉珍把这支钢笔转赠给曹火星，表明了自己要与他生死与共、并肩跟随党战斗到底的心迹。此后几十年，这对伉俪在革命的洗礼中不断成长，风雨同舟，用文艺的笔，书写革命的乐章，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延安《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对国民党的反动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和回击。 在这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到底在哪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奋起救国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使人民群众分清了敌我，认准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1943年秋天，日军开始“扫荡”，当时已更名为群众剧社的铁血剧社，要跳出包围圈，向平西地区转移。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化整为零，组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平西地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曹火星所在的小分队一行4人从河北阜平出发，徒步来到了当时的房山霞云岭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堂上村，开展群众工作与抗日宣传活动。
堂上村大致位置↑↓
堂上村内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如今的堂上村，曹火星当时居住的房屋依旧保存完好，一间不大的房间内砌着一方土炕，炕上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盏煤油灯。曹火星当时白天参与剧社工作，晚上便点着煤油灯，坐在炕沿上搞创作。 当时，小分队在堂上村为宣传抗日创作了一组歌曲，前几首采用民间歌曲小调的旋律填词而成。但曹火星总觉得民歌力量不够，不能表达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决心。于是，他开始着手创作新歌。 这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文艺战士，当时仅有19岁，共产党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主张，激发了这位青年前所未有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他不断从艺术的角度思考中国的命运，并结合抗战以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紧扣时代脉搏，谱写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不朽的歌曲，并通过儿童团员打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表现，很受欢迎。 1943年的冬天，在晋察冀专区干部冬训学习班上，曹火星第一次正式教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年春节期间这首歌就唱遍了拒马河畔的大小村庄，不到半年时间，便传遍了晋察冀边区和全国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24日，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播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直到1950年，毛主席听到女儿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便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曲谱 当年，19岁的曹火星住在堂上村的一间小屋子里，某个夜晚，昏暗灯光的映照下，他伏在炕桌上，脸庞稚嫩却坚毅，一笔一画写下了那些铿锵有力的字眼：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六（后改为“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旧曲谱手稿
1945年秋，曹火星（右一）与其妻子齐玉珍（左一）、文工队员韩孟震练唱。 （资料片）
解放后工作中的曹火星 12 、霞云岭地区抗日斗争始末 （部分资料选自百度） 霞云岭地区位于房山西部，处太行山北段支脉即大房山西部深山区。全区面积220平方公里，是大石河发源地。境内群山起伏，沟谷纵横，地形险要复杂。抗日战争时期是通往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爆发前至1938年9月，霞云岭地区为原房山五、九区管辖：银水、下石堡、大草岭属南窖五区；从凉水泉往上，霞云岭村、三流水、石板台、王家台、庄户台、龙门台、四马台、堂上八大村属霞云岭九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野蛮入侵，迫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反抗。房良两县兴起各种地方武装，多属保土安民的自卫性质。1937年9月，旧区政府在南窖村召开五、九两区联防大会，成立联防机构，建立了分别以五区南窖村罗荣、长操村李德芳和九区王家台村杨万芳为团长的三个自卫团。会上决定，每个村出两个人，两条枪，有情况时集中在一起，统一调动。 1937年11月7日，霞云岭附近的堂上、四马台、下石堡、霞云岭等八个村的村长、副村长在庄户台村大庙聚会，决定扩大地方武装，建立自卫团。团长杨天沛、副团长李甫荣、参谋长杨万芳、安济云。自卫团下设三个营，百余人。一营营长宿有宝、二营营长李春文、三营营长罗宗奎。自卫团计有步枪七十余支、手枪两支，还有一部分土枪土炮。 1937年12月，自卫团逐步扩大编制，成立了房山九区联庄会，司令安济云。到1938年春，联庄会发展到200多人。联庄会由于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坏人把持，后来公开与八路军作对，在1938年11月，被八路军邓华支队击溃。 1937年冬，安济云率联庄会驻防王八岭，以防活动在长沟、涿县、张坊一带的一、二路土匪侵扰。 1938年春，二路土匪头子白秀亭派副官邢德章与在六渡驻防的安济云秘密联系，提出合作。1938年5月，九区自卫团与其它五路土匪头子在西域寺召开联合大会。会上，推选安济云为各路土匪、自卫团司令。霞云岭九区自卫团排为六路，安济云兼六路司令，团长杨万芳、杨天沛任参谋长。各路土匪虽都打着抗日保民的旗号，但很少与日军交战。他们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到处打家劫舍，成为各霸一方的扰民害民的地方组织。 1938年3月，我八路军邓华、宋时轮支队来到平西，先后组建了昌宛、宣涿怀和房涞涿三个联合县政府。 1938年5月，在长操建立房、良联合县政府，县长杜伯华。房、良联合县政府在八路军邓、宋支队的配合下，积极开展创立根据地的工作。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团结各阶层的进步力量，在原房山四、五区很快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在此基础上，房、良联合县政府决定开辟霞云岭九区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派王友梧等县区干部经常到霞云岭一带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一方面，与杨天沛、安济云、杨万芳等人进行了几次谈判。主要内容是：一、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二、九区由房、良联合县政府统一领导，三，部队整编问题。最后形成协议，九区同意联合抗日；同意八路军来往路过九区地界，但不能驻守；不同意统一改编，不受政府调动。杨天沛、杨万芳等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认为八路军早晚要下他们的枪。所以明里和八路军联合，暗里积极与其他几路土匪勾结，妄想将我八路军和县政府消灭，实现独霸九区进而侵吞五区的野心。秘密地请求二路土匪邢德章和殷昆带土匪进驻霞云岭地区待命。 1938年7月，紫石口董凤海部叛变。叛匪逃到霞云岭，引起杨天沛等人的恐慌。这时邓、宋支队已开赴冀东，平西力量相对减弱，又加上日军要扫荡平西，同时，晋察冀军区派独立师二团一个营和分区特务营为处理五支队司令赵同叛变一事，要路经霞云岭地区，给杨天沛等土匪作乱提供了可乘之机。8月8日晚，八路军三个连分驻霞云岭、堂上、王家台三村，准备第二天直奔宛平斋堂。杨天沛立即勾结邢德章分两路对我八路军偷袭。一路由邢德章偷袭霞云岭村的八路军，因我军发现较早，及时撤出，未受损伤。另一路由杨万芳带领，偷袭驻王家台八路军一个连和一个营部(约一百五、六十人)。由于我军未做提防，又处于不利地位，几次突围均未成功。除少数八路军战士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在战斗中牺牲。这就是王家台惨案。 王家台惨案后，房良联合县政府暂时转移到山西。霞云岭地区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土匪把持。杨天沛与驻河南据点的日伪军勾结，不仅吞并了一路土匪的一部分，还将二路土匪头子邢德章杀死。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小九区，真敢干，打不了八路请老便，打了八路打老便”，可见杨天沛等土匪的本性。 1938年8月，杨天沛又进驻下石堡村，将下石堡、银水、大草岭划为九区管辖。 1938年10月，八路军邓、宋支队返回平西，开始恢复根据地工作，重新成立房良县政府11月，邓、宋支队有三十一大队在庄户台一带与九区民团激战，将其击溃，活捉了杨天沛、杨万芳、罗宗奎等人，本应严惩，但县长杜伯华认为可以争取他们抗日，只对杨天沛罚款6000元，对杨万芳罚款5000元，便放了他们。 九区打开后，为了根除后患，县政府决定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成立了收枪委员会，委员会由县工委书记郭强负责。经过一段工作，计收缴步枪400余支，手枪10余支，机枪10余挺。 邓、宋支队在消灭了旧九区反动武装后，房良抗日根据地又向西扩大，霞云岭地区列为房良联合县政府一、六区。以后合并为房良县政府一区(包括现蒲洼乡)，区公所地址在庄户台村。 1938年11月，我房良联合县政府迁回下石堡村。12月，召开一区各村村长会，县长杜伯华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和县政府的抗日工作。会后，印发了《告九区同胞书》，由各村长带回村里，向群众宣传。《同胞书》的大致内容是：一、九区同胞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日本侵略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二、动员九区同胞回家来，对王家台惨案的参加者只要放下武器，不再做恶，政府不追究任何责任；三、存有武器的村民，包括参加过“六路”土匪的，只要把武器交给政府，政府欢迎，并保证其安全；四、存有武器不交者，查出后必严惩；五、对收缴武器工作开展得好的村、干部或群众，政府给予奖励和表扬。《告九区同胞书》发出后，得到各村群众的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县政府组织起县游击大队。又做发展??堡村，也是房山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她是由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赵然和上石堡村共产党员于进深建立的。1938年6月，经县委批准，正式成立上石堡村党支部，支部书记于进深，支部委员谢景和、王水。 之后，四马台、庄户台、龙门台等村都先后发展了共产党员。霞云岭地区第一个党员是由县工委书记郭强发展的李兴通。 至1938年底，霞云岭地区抗日工作又活跃起来，各村相继成立了救国会、抗联会，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9年4月底，日伪军集结兵力2000余人，分三路进犯平西抗日根据地。敌人的第二路由房山县城出发，经南窖、下石堡、上石堡，进扰霞云岭一区根据地。我八路军主力和霞云岭地区的抗日基干队、模范队共同作战。广大群众也纷纷行动，组成了侦察队、运输队和担架队，配合我军行动。为前线送情报、运物资、抬伤员。4月23日，日伪军分两路，直扑房良县政府所在地下石堡。我县大队和三十一大队二营奋勇阻击。为保存实力，县长刘介愚一方面指挥作战，一方面指挥群众转移，最后撤出下石堡。第二天，日伪军又分兵两路，分别沿北直河和大石河方向进犯，妄图一举消灭我八路军。我三十一大队二营和县大队采取避实就虚的打法，在庄户台村设下埋伏，日伪军遭到伏击后，伤亡惨重。击毙日军20余名，缴获一些枪支弹药。随后我军主力乘胜收复上石堡、下石堡村。敌人在溃退中，沿路烧杀抢掠，计烧毁村庄15个。最后，敌人退到南窖，建立据点。敌人的春季“扫荡”已基本被我军民粉碎。敌人并不甘心失败。1940年秋，日军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向我平西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在房良地区，日军仍分兵三路。10月12日，从河南、南窖出发的敌人21日在霞云岭汇合，进驻庄户台、龙门台，22日往西在东村与从石亭出发的敌人汇合后，到涞水县三坡侵扰了三天后撤回。在敌人“扫荡”之前，我主力部队早已转移。 日伪军秋季“扫荡”后，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主力部队调到抗日前线。霞云岭一区是根据地，军事力量相对减弱。一区群众情绪低落，悲观失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县委决定由一区中心向东西两面恢复区村政府、组织武装、重新整顿游击小组，由区委直接参加领导石堡到霞云岭一带警戒工作、群众工作、党的工作。 1940年11月初，土匪杨天沛、罗宗奎见与八路军公开对抗时机已到，便与驻南窖伪军头子程子良勾结，密谋偷袭一区区公所庄户台村。我上石堡村支部书记于进深曾派人送信未能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 11月13日凌晨，匪首杨天沛、罗宗奎带土匪和日伪军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拂晓，敌人在叛徒郑玉梅 (村长)内应下，发起攻击。我工作人员仓促应战，因众寡悬殊，区长王英武、区干部景一民等七人被捕。突围中，又有四人被捕，其中六人被押往霞云岭，均遭杀害。这就是“庄户台事变”。 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杨天沛、罗宗奎召集各村村长、村副及地痞流氓、叛徒在霞云岭开会，由杨天沛公开宣布叛变投敌。 从庄户台事变开始，一区又连续发生了堂上事变(15日)、黑牛水事变(17日)、宝水、龙门台事变。在这一连串事变中，我县区干部共被捕46人，牺牲21人，一区工作受到严重损失。 1940年12月13日，为严惩叛乱分子，我挺进军九团二营于拂晓前包围了叛匪驻地三角城，经两小时激战，彻底打垮了叛匪，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41年春，区委书记晋跃臣着手恢复一区工作，逐村进行建党建政工作。到1942年，各村均已建党。到1943年，霞云岭地区已发展党员183名。到1945年已达345名，其中女党员37名。四马台村刘兰凤，1939年7月入党，为霞云岭地区第一个女党员。同时，村政权经过整顿，都掌握在党的手中。 从1941年3月开始，日军开始大规模疯狂地进攻我霞云岭地区等根据地，我根据地暂时缩小。1941年6月14日，房良、涞涿两县合并为房涞涿联合县，县委书记杨流莹，县长王天瑞。联合县下辖九个区，霞云岭地区归属九区，区委书记晋跃臣，区长刘天利。 1942年，日军制定“经济封锁”政策，给霞云岭地区军民带来严重困难。为度过难关，保证抗战军需物资的供应和转递，霞云岭地区建立了“抗勤转运栈”，每三十里左右设一转运栈，整体上形成转运网。贾峪口、霞云岭、龙门台、堂上都是重要的转运栈。各栈设栈长一至二人，负责调运工作。各村设抗勤委员，服从转运栈的调运命令，保证各种军需物资的及时送运。 在转送工作中，主要运送兵工厂所需煤炭。从史家营地区莲花庵到堂上、东村、芦子水形成了一条“大煤运输栈”。从1942年到1943年，每年平均运送煤炭1500吨到2000吨。同时，霞云岭地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与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还开展了村政权的选举活动，对旧政权进行了改造。霞云岭地区应参加选举的3642人中，有2650人参加了选举。选出了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 从1938年开始，霞云岭地区人民不断得到锻炼，地方武装一步步成长壮大。上石堡民兵连就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民兵连队。队长隗和宽带领民兵连几十人，多次阻击进犯之敌。1943年秋，隗和宽带民兵摸进敌据点，活捉了伪军大队长程子良。上石堡村曾被评为“抗日模范村”，隗合宽被评为威震敌胆的民兵英雄。 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根据地内部还展开了除奸工作，组成了“除奸打狗队”，坚决铲除那些死心踏地为敌人服务的汉奸。也曾涌现出了一批除奸英雄，如隗合宽、任显本、于兴存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有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1944年3月底，霞云岭地区从原房涞涿九区划归昌宛房九区。 1944年10月，撤消房涞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设置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霞云岭地区归属房山县一区管辖，区委书记芮敏，区长韩晓瑞。 1945年3月，房山县委县政府在十渡召开扩大会议，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参加，研究如何进一步拔掉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会后，县政府从十渡迁到霞云岭。是年6月，平西八路军在大反攻中先后拔除史家营、贾峪口、大安山、红煤厂、南窖等敌伪据点，不仅将日本鬼子彻底赶出了霞云岭，还将解放区向东大大扩展，有利的配合了门头沟地区友军的反攻作战，是平西抗战根据地反击作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八路军打进房山县城，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日军全部滚出了房山。 霞云岭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房山县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心，在房山的抗战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3、芦子水隗氏家族的抗日功绩 “天下一个隗，老家芦子水"，北京房山区蒲洼乡芦子水村是北方隗氏族人的故乡，村子里90%以上的村民都姓隗。隗氏始祖隗支全自明永乐三年迁入芦子水村，落地生根，目前已有26代。 据统计，仅京西房山、门头沟、河北涞水以及易县四区县隗氏族人在上世纪的战争中共牺牲96名烈士。牺牲时年龄最小的仅19岁，最大的仅28岁。 房山蒲洼乡上石堡村的隗合宽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1942年，他深入南窖村日伪据点摘电话机、割电线，使日军煤炭生产调度一时瘫痪，被晋察冀边区授予“抗日英雄”的光荣称号。 当年，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军区战斗英雄表彰大会上，亲自对隗合宽进行嘉奖，奖品是一支左轮手枪。 因为在抗日斗争中表现英勇，隗合宽成为了当地游击队的总指挥。 1943年秋季，日军开始从南窖和斋堂两个方向朝着平西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放哨的民兵将鬼子扫荡的消息提前通知了当地的百姓。 百姓带着粮食安全转移。日军找不到群众，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消息，就肆意放火烧房。两日后，扫荡的日军往蒲洼乡方向移动。当时的村党支书隗甫厚带领6名民兵骨干(其中5名隗氏族人)，每人手拿5枚手榴弹，在半路设伏。 百姓带着粮食安全转移。日军找不到群众，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消息，就肆意放火烧房。两日后，扫荡的日军往蒲洼乡方向移动。当时的村党支书隗甫厚带领6名民兵骨干(其中5名隗氏族人)，每人手拿5枚手榴弹，在半路设伏。 日军进入伏击圈后，隗甫厚一声令下，数十枚手榴弹甩向敌人，而这时日军以为遭到了八路军的埋伏，落荒而逃。此役，日军伤亡数十名。隗甫厚的英勇壮举，保住了当地百姓粮食、牲畜的安全，他立下了大功。 已到迟暮之年的隗有树是芦子水村里的名人，因为他的哥哥隗有山曾在阻击日军进攻和扫荡中壮烈牺牲。他经常给村子里的年轻人，讲述当年哥哥的壮举。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隗有树的哥哥隗有山参加八路军。1943年5月，日军从蒲洼村向十渡方向进行春季大扫荡。当时，八路军为保卫县委、县政府安全转移，用了两个排的兵力打阻击战，成功的保护了县政府安全转移。隗有山正是在十渡阻击战中负伤牺牲。如今，十渡的平西烈士陵园还有隗有山的墓碑。 河北涞水县隗合军的家族在战争期间功绩显著。隗合军的三名亲人隗永清、隗永堂、隗永海三兄弟加入抗战队伍，两人牺牲，一人左臂截肢。 老大隗永清1941年随专署参加了挺进军，一生六次负伤。当年一发子弹穿头而过，头骨碎了，头皮没了，头发焦了，但仍然存活了下来。在此后的战争中，隗永清不幸牺牲。 老二隗永堂，1943年参军后，多次参加大规模战役，最后，他也牺牲在战场上。 被誉为独臂英雄的老三隗永海在清扫北京外围门头沟的小黑山战斗中，他和战友不顾生命危险，勇敢的冲在前线，左臂中弹截肢，但仍然奋勇杀敌，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如今，京西隗氏族人为铭记历史，教育激励后人，在芦子水隗家老坟处，设立了隗氏文化园。园中修建了烈士纪念碑并树立有烈士肖像。 在村里，老人们口口相传，教育自己的后辈们，一定要铭记那段沉重的历史，永远不要再让它重新上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