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修订]资本主义无意识 导论
导论：
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
“不要指望在我的话语中有什么比我不宣布有一个解决方案更具颠覆性的东西。”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仅仅是拉康（Lacan）在其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诸多理论家之一。其他的经典思想家似乎在拉康的理论中留下了比马克思更为深远的影响，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柏拉图（Plato），笛卡尔（Descartes）以及黑格尔（Hegel）。为什么在这些诸多的理论家的影响中，需要关注马克思呢？这是为了让拉康成为另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t）的代表吗？（这一主义早已失败，并且希望通过性解放来为激进政治奠定基础）还是说，这样的目的仅仅是将拉康转变为一名左翼思想家呢？
这样的企图，毫无疑问，会被大量有关拉康的政治表现的传记式的琐事以及一些令人信服的轶事所反驳。这些材料表明，拉康倾向于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保守主义。我们也应当考虑到他臭名昭著的，对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学生和工人起义含糊不清的态度。当一些思想人物，如萨特（Sartre），福柯（Foucault），德勒兹（Deleuze），加塔利（Guattari）以及其他有声望的人，将自己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愿景相联系时，拉康反对当下的思潮并把自己标为自由主义者。而且，他把这些学生描述为需要一个新的主人的歇斯底里者（hysterics）；他把革命的政治上的定义贬低为天文学意义上的圆周运动并且最后强调学生的需要只是表明了资本主义向“知识市场”（market of knowledge）的转变，或者说是为了回忆起今天听起来可能早就不合时宜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说法。所有这些有意引起争议的声明使得拉康更多的表现为新哲学（nouveaux philosophes）的先驱，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思想家。
除了这些事之外，各式各样的意见也反对将拉康解读成同马克思一致的思想家，拉康的思想最好是拉康一个人的事。拉康认为他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最具颠覆性的，是他并没有假装自己有一套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在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师经常会遇到对于讨论政治问题的限制，而这样和其保持的特殊距离会使人不知不觉的陷入犬儒主义（cynicism）并且在拉康关于革命运动的模糊评论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会有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循环性地表现为诡辩的一种形式，那么就会相对化左翼政治斗争的范围以及质疑左翼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抵抗。为什么还要主张精神分析持续性地和政治保持联系呢？为什么把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这宣称了自己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话语之案例，至少在这一点上其反对者和支持者都是认同的。
拉康的教学通常和“回到弗洛伊德”这句名言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的文本中，我会讨论拉康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所发起的第二次回到弗洛伊德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Saussure）和雅各布森（Jakobson））将会被引用，作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补充。这样的理论发展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关结构主义研究项目的激进化以及对一些刻板印象的否定，即一般有关左翼和右翼的刻板印象，因为这种理论是由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他们的方法，概念和目标所组成的。一些左翼的声音大概会声明精神分析的成功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而且精神分析被历史性地创造出来最后也不过是一种阶级的治疗（class-therapy），为布尔乔亚的精神健康所服务。这样的批评很容易在福柯，德勒兹和加塔利中找到理论的支持，这些人，且先不论他们的哲学差异，他们努力去展示精神分析的不同流派对于欲望的标准化（normalisation）的积极贡献，从而公开地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控制形式。欲望的神经化（neurotisation），将心理冲突简化为父亲—母亲—孩子三元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坚持声称的那样，是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父权制秩序中的欲望而做出的意识形态操作的典型情况。我们，不管怎样，必须承认拉康坚定地反驳这些批判，这种批判的例子有：通过证明俄狄浦斯情结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神话般的地位以及废除阳具在其中的主导地位——而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仍将之归为解剖学意义，因此重新创造出了庸俗版本的弗洛伊德主义，而这几乎和弗洛伊德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认识复杂性没有任何地方是一样的。
同样也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家，认知行为主义的治疗专家以及神经科学家的观点，他们立马承认，在精神分析这门费时费力的实践中，并不能提供给社会，或者说市场需求所要求的东西：一个适应性强的和灵活的劳动力。对于左翼份子所有的精神分析都是标准化的，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者它从来不够标准化且应当被废除。和这里的双方相反，本书的主要思想是精神分析保留了一个症状点（symptomatic point），这同时是从认识论和政治的层面说的，进而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关于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生产过程的批判性洞察。
关于马克思，他的工作经常被批评为既是乌托邦又是灾难。据说马克思已经写了一些等同于福音的东西，在他为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努力中，也承诺废除社会对抗的所有形式。我们可能会经常遇见被马克思称为无中介的本真的人类关系的概念，即《资本论》（Capital）提及的没有被解释的自由人的联合，因此消除了所有可能的主体的和社会的异化的变种。这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所认识的马克思的批判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坚定地声称马克思从来没有想去详细说明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对于未来社会秩序的推测也不属于他成熟期的批判工作内容。除了这些之外，《资本论》公开地反驳了针对费尔巴哈（Feuerbach）的第十一条提纲，理论和实践的对立，解释和革命性的改变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的批判项目，重复地向我们展示了从理论解释到政治活动的传递，这一过程涉及了哲学创造，政治与宗教世界观的脱离——正如弗洛伊德之后嘲弄般声称的那样，花费他的时间来填补现实的裂缝——对唯物主义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潮流的时尚，发现独特的，存在于现有的世界观努力去拒斥的裂缝。通过对于这些结构性的裂缝的察觉，唯物主义的方法提供了一个严格的对于逻辑关系的理解，而这些关系支撑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联系，因此也表明了能够解决有关转变的问题的结构主义话语。这种方法在这一点上是十分精准的，拉康在其所介入的争论中认为马克思的认识论和政治的协调，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式的阅读，而这暗示了一个虽然在政治上依旧激进但更加非正统的马克思。
精神分析既不是福音书也不是世界观，并且拉康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应该被当作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传说而对待。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一种让活劳动（living labour）从资本的吸血中解放出来的活力论（vitalism）般的尝试。马克思将资本幽灵般否定性的哥特式隐喻和活劳动的创造性潜能对立起来也是误导性的，可以回忆一下，政治经济学开始于对于价值的检验，它有着严格的逻辑；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被认作是《资本论》中最为黑格尔的一部分，一个凝缩了的马克思的《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对于价值形式的分析表明了马克思并没有把革命的潜质过多地放在一个特殊的意识上，即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在结构性的否定性，即劳动力（labour-power），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矛盾所聚合的地方。同时，资本的表象和活力论的表象相联系，如“钱生钱”（“money-breeding money”），在这些幻象中精神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察觉出一个没有否定性的主体的虚构的假设。马克思的成熟批判项目很大程度上无可置疑地会遇到精神分析，在其重新将否定性作为主体引入到表现为纯粹活力论和自动的资本机械时，而这些资本机械的特性表现在其所设定的“生儿育女”（“bring forth living offspring”）或者“下金蛋”（“lay golden eggs”）的能力。马克思因此持续地在两个毫不相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层面，即解释了抽象和看起来中立的价值支持与具体社会对立的生成之间联系的生产逻辑（logic of production），以及审查着社会客观表象再生产的幻想逻辑（logic of fantasy），它的功能是压抑，扭曲和神秘化现存的结构性的矛盾。生产逻辑和幻想逻辑是马克思批判概念的两个基本内容。
只有通过重新引入某种否定性，资本主义同时生产和排除的否定性——没有劳动力作为价值源泉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对于劳动力的占有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拜物教的——只有这种否定性才可以使得批判的策略成功发现逻辑悖论，这些悖论是思考社会改变和不再依赖于抽象价值形式普遍性的新主体性之生产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结构中的定位展现了一种主体理论。对于拉康，这种逻辑上甚至相同的对于主体化的否定性的回应，就是无意识的主体（subject of unconscious）。针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僵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的任务，也因此必然地伴随着一种新的，去心理学的（de-psychologised）以及去个性化（de-individualised）的对于主体的理解。持着这两个特点，马克思正如阿尔都塞所坚持的那样，拒绝对主体进行人道主义和认识的理解，这区别于仍旧嵌入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主体性和各种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世界观的主体性，以及交换价值的自主性所暗藏的主体。一个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坚定拒绝经验主义和唯心论，因为它们会共同努力将主体性简化为意识。
马克思的批判的一个基础正是价值的自主性，它在每个“无辜”的交换行为之中运作。当马克思从决定着商品的双重属性的使用价值（use-value）和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的分裂中出发时——他事实上已经预料到了结构主义的主要功绩：差异系统的独立。而且，这种自主性被设想为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里会有需要被考虑的变革——将会动摇并且有可能废除资本主义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归根到底，是生产组织的结构性的转变。而主体的概念会在这个适合的背景中找到它自己的位置。马克思对于主体的批判，完全不只是将之当作一个布尔乔亚的范畴并拒绝它，而是提供了区分虚构的（经济，政治，司法和认识）主体和政治的真正主体的必要工具。如果前者被当作抽象而被批判，那么后者就会被当作否定性揭示出来，抽象和否定性之间的张力便是唯物主义的主体理论的核心。马克思的教益在这里是完全意义明确的：认知的主体（包括卢卡奇（Lukacs）的阶级意识概念）不可能是政治的主体。相反，一个唯物主义批判中的政治主体只能是去中心化，去个体化和去心理学化的。拉康在这时进入了，通过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的和政治上的颠覆性的潜能，声称马克思是发明征兆（symptom）这个概念的人。
马克思是第一个征兆的理论家，暗示着无产阶级是无意识的主体。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并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社会阶级。它表达了资本主义中普遍的主体处境。但是作为一个征兆，也就是作为一个通过把现存被压抑的社会秩序重新刻印在政治空间的形式，无产阶级需要拒绝被资本主义设置的虚假的和抽象的普遍主义，即商品形式的普遍主义。伴随着无产阶级仅仅被视为是经验主体到无意识主体的转变，阶级斗争的概念和真实性也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它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是社会的和主体性的现实的结构性矛盾的显现，从而承担了和无意识的相同的认识论-政治的地位。阶级斗争和无意识都不是代表着某种不变的超历史本质——他们整体的“一致性”在于被既定秩序再生产扭曲的表象。
马克思和拉康反对否定性和肯定性，死劳动（dead labour）与活劳动，抽象结构与具体经验，结构与发生学之间的简单对立。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妄图解放无意识欲望和活劳动的创造性的潜质的失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资本是创造性的潜质，资本是生命，以及资本主义是活力论的一个特殊形式。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任何一种活力论都应当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活力论而谴责。它仅仅是努力去问题化“坏”的否定性，异化，以及存在的缺乏和“好”的肯定性，创造性潜质以及存在的完满性之间的简单而且过于舒适的对立。资本的动力和适应性——资本神秘化，扭曲和压抑主体的和社会的对立，同化症状的或者颠覆性的同一性之类的能力——充分表明了资本应当被理解为没有否定性的生命，或者更精确的说，效率和资本主义的逻辑是由诸如生命，主体性和社会的幻想支撑的。持着对于这种活力论幻想的考虑，马克思对于拜物教的批判不仅仅呈现出在《资本论》中的哲学上的追思，因为马克思的批判精准地朝向三种主要的资本主义抽象物（商品，金钱和资本）的内在创造性潜质之假设。对于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活力论的批判，因为活力论是作为资本主义自发的哲学而出现的。如果我们回忆起马克思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四个基本概念的列举——自由，平等，财产以及“边沁（Bentham）”（个人利益）——我们会再次相遇一个没有否定性的主体和社会的幻想，尤其是没有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对于贯穿主体和社会的否定性的主要名称。
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看起来已经走入了一个类似的活力论的陷阱。在他们各自的读物中，他们采纳了驱力和文化的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弗洛伊德晚期对于爱欲（Eros）和死亡本能（Thanatos）的二分之中。从弗洛伊德晚期有关文化的作品出发，他们宣告，性作为优先的解放斗争的领域并且利用它的创造性活力，反对文化倾向，反对标准化以及特别反对作为资本主义标准化普遍代理的商品形式的多样的变态（perversion）。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等同于福柯所恰当地被当作“压抑性假设”的而批判的东西，这个假设甚至使得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中也受到了诱惑。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最小的共同基础可以在资本主义的效率是根植于对于性的压抑和各种驱力的禁止以及欲望的神经化的这些观念中观察到。社会性的压迫和压抑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阶级的冲突变为了心理冲突的外在形式，同时力比多的能量被导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限制性机制以及被主体化进而通往异化（阉割和商品化）。这里我们应当回忆起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主要聚焦于弗洛伊德的“第二主题（second topic）”（本我，自我，超我），在这个第二主题中，一个有问题的无意识实体化，通过十分可疑的生物学隐喻、系统发育的幻想，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富有活力的心理装置的模型，表明了一个更加活力论的精神分析的可能性。
随着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政治奠基在思想中的性解放的尝试之失败，拉康拒绝直接将精神分析的内容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的行为也是不足为奇的了。他坚持强调他们逻辑上的亲密性，因此他迈出了必要的退回到精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共同的认识论基础的一步。通过强调逻辑，拉康也相对化了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有着一个可以潜在的导向新的政治经济学世界观的积极知识的期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充分展示了批判的革命性特征并不存在于对于一个世界观的期望，而是存在于它的方法，存在于对于持着明显的商品形式普遍性以及幻想的资本主义抽象物活力论的结构关系的分析。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策略确实包含着一个“共产主义假设”，那么“假设”这个术语就应当和牛顿的“我不做假设（hypothesis non fingo）”搭配起来阅读。为什么呢？因为共产主义的假设是建立在一个唯物主义的有关价值的科学，很大程度上肯定不会同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假设有一样的地位，这些假设有：作为资本重要力量的拜物教假设，关于市场稳定的和自我调节的性质的自由主义假设（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建立在抽象的自由和平等并且被财产和私人利益补充的假设。共产主义假设假定了一个不同的地位并且被刻入了科学现代性的认识论视域，在这个假设中马克思努力去为他的价值科学和批判方法奠基。这些刻进的文本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对付现实的方式来证明。他揭开了现存社会表象的内在断裂，因此它重复着现代自然科学为了把握真正的物理现象而使用数学装置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遵循现代认识论的观念，辨别着结构性的事实，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假设：社会关系不存在。或者相当于《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的格言：“至今一切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首先意味着历史并不存在。大多数的阶级斗争揭示了历史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和无意识暴露出思维的去中心化的方式是一样的。《资本论》也包含了一个批判性的认识论，这个认识论问题化了科学方法和知识在劳动的变动，这个变动显现在历史性转变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抽象物的出现和活劳动与剩余价值（surplus-value）作为两种新的否定性形象引入到社会联系。正是在这些现象中拉康能够认出他的能指主体（subject of the signifier）和对象a（object a）。
弗洛伊德将现代科学革命运动总结为对于人类自恋的三大侮辱，这是和三个科学的去中心化相联系的：关于宇宙（哥白尼，但人们更应该说牛顿），关于生命（达尔文/华莱士）以及最终关于思维（弗洛伊德）。无可置疑的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的发现——否定性的特殊表现，一个没有主体认知的知识形式以及一个真正不着边际的后果——只有在现代科学的视域内才是可能的。更加精确的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只有在现代科学革命的成果已经将人类生产的视域拓宽之后才是可能的——简而言之，正如阿尔都塞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之后。
科学革命作为能让我们思考否定性在社会联系中的功能和位置的必要步骤，已经成为了早在阿尔都塞那里进行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融合的基础，阿尔都塞也毫无疑问地激发了拉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阿尔都塞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与结构主义事业相联系的人，他坚持认为，通过对于历史和思想中的否定性的思考，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颠覆了科学的概念。阿尔都塞把精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成为“充满矛盾的科学”。它们相互对立的特性来自于他们都从社会和主体领域对于否定的坚持而不是来自本身的取消出发。在这个角度，异化似乎也表现为主体和社会的构成，不再仅仅象征着匮乏且超越了所有的转变。拉康阅读马克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希望通过重新解释异化这个概念来克服活力论的肯定性和辩证法的否定性。
为了重申这个观点，本书从这样一个构思开始，对于马克思的引用意味着拉康教学中的重要发展并且开启了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将重点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转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主体的表征到原乐（jouissance）的生产。原乐（enjoyment或者是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的东西）因此作为精神分析的主要问题重新出现；这是随弗洛伊德而来的，但却被忽视，渐渐变动，并在精神分析中处于次要的地位，通过这种方式个体的适应以及回归到现存的社会秩序中变成了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原乐并不仅仅提供了一个进入弗洛伊德理论的政治重要性的特权，它也揭示了经典结构主义的一个局限：思考由能指的自主性所制造的主体和客体。
我们应当回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发现将重心放在了劳动（Arbeit）在对于无意识趋势（欲望或者驱力）之满足中的角色以及它持续地揭示着无意识的创造的维度。这种对于劳动的提及应当在字面上看。通过将劳动力这个富有能量的概念放在他的发现的核心，弗洛伊德勾勒出了无意识的劳动理论。拉康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的主要旨趣围绕着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个重要层面。在原乐的概念中，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精神能量”（力比多）与无意识劳动的概念整合在了一起。为了全面的断定弗洛伊德理论的革命性特征，一个关乎生产的理论是迫切被需要的，一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所无法提供的理论。但是马克思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