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转折……安史之乱

唐玄宗统治时期（公元712—755年），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由于唐王朝经过一百多年的相对安定时期，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全国的人口数字也有了急剧的增加，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全国有八百九十余万户，五千二百九十余万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丝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土物，尚不统计在内。以上只是百姓缴纳给政府绢布粟米两项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五千三百万口的每年绢布粟米消耗总数，为数更多，尚不计算在内。

唐玄宗即位之初，也竭力想模仿他曾祖父唐太宗，“好贤纳谏”，“励精图治”，因此出现了所谓“开元之治”（公元713—741年）。史称开元初年“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或许语有溢美，过于夸大，但比起唐玄宗后期天宝时代的政治来，要清明得多，要有朝气得多，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玄宗悉罢员外官、检校官，开始纠正官僚体制中不正常的情况。姚崇上表请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姚崇执政时期，也大力精简冗员，节省政府开支，纠正官吏冗滥现象。解决自武后以来积累的矛盾。在武则天时期，曾在北邙山白司马坂造大像，耗钱无算。中宗即位之后，“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进言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淘汰不合格的僧尼，使他们返俗为编户，无形使编户的负担有所减轻

可是唐玄宗做了三十年皇帝以后，“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对国家大事，厌倦起来了。李林甫为宰相，与宦官相勾结，“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在这十九年中，李林甫采用种种手法，把他所不满意的排挤出去，杜绝了他们入相之路。他又怕边帅入相，劝说玄宗重用蕃将来充任边帅，蕃将很少精通汉文，自然没有入相的可能了。李林甫为了保持权位起见，还引用酷吏吉温等屡兴大狱，杀害当时大臣如户部尚书裴敦复、刑部尚书韦坚、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北海太守李邕、户部侍郎杨矜慎等，牵连而被迫自杀的有功臣王琚、前宰相李適之等。李林甫长期把持朝政，打击政敌。不过由于李林甫执政水平较合格，唐王朝大体保持着稳定。

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得益于贵妇的关系，数年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骤迁御史中丞，到了天宝十一载，竟代李林甫为宰相。杨国忠当了宰相不到两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三千万匹布帛虽有夸张（大唐一年收布帛一千万左右）但是也能侧面反应杨国忠的腐败。腐败且不说，杨国忠的对南诏政策，深刻地损伤了唐国力，而且还将唐虚弱的一面暴露在安禄山这种地方君头面前。杨国忠念念不忘鲜于仲通对他的帮助，他于天宝九载十二月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心胸狭隘而性情急躁，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当地蛮夷的关系。适逢云南太守张虔陀辱骂南诏王阁罗凤，致使阁罗凤起兵反唐，攻陷云南，杀死张虔陀，攻取羁縻州三十二座。次年四月，鲜于仲通讨伐南诏蛮，大败于泸水之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阁罗凤收集唐兵尸体堆成高丘，以示军威，同时称臣于吐蕃。后来，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表示自己是不得已而叛唐。而杨国忠却掩盖鲜于仲通惨败之状，仍叙其战功。而杨国忠为挽回败局，从河南、北大肆募兵，人们闻知云南多瘴疠，尚未打仗人死十分之八九，都不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用连枷送到军中。本来，按制度有勋者应免征役，此时杨国忠根本不管这些，有勋者同样被捕。于是，被迫从军者无不愁怨，父母妻子送行，哭声振野。接着，杨国忠又指使鲜于仲通要求他遥领剑南节度使。（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杨国忠为相后，与安禄山矛盾渐起。（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于是两人之间常常互相诋毁。玄宗欲用安禄山为相，而杨国忠认为他目不识书，不宜为相。安禄山推荐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杨国忠就对吉温极为反感。杨国忠又说安禄山必反。同时向玄宗建议道：“陛下若召安禄山，他必然不敢前来。”玄宗使人召安禄山，安禄山立即就到。在华清宫见玄宗时他哭诉道：“臣是胡人，受陛下所宠如此，为杨国忠所忌妒，常陷害于我，臣死期不远了。”玄宗为安禄山哭泣所动，遂赏赐巨万，以示慰抚。自此以后，玄宗更加相信安禄山，杨国忠再告发安禄山造反也无济于事了。在安禄山返回范阳时，玄宗还解御衣赐之，并由高力士饯行于长安东的长乐坡。

天宝十四载（755）四月，杨国忠为寻找安禄山欲反的证据，指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捕杀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人。本来，安禄山欲在玄宗身后反唐，但这时杨国忠为使玄宗相信他安禄山必反的预言，就极力刺激安禄山叛唐。于是安禄山开始暗中谋划，囤积兵马。

天宝十四载（755）五月，安禄山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宰相杨国忠、韦见素认为这是安禄山欲反的信号，玄宗左右为难。杨国忠建议道：“臣献一策，可解这一难题。可命安禄山进京为相，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分散其势力。”玄宗为了弄清真相，命宦官辅璆琳赴范阳，名为去赐珍果，实是观察动静。安禄山厚贿辅璆琳，辅璆琳回到长安，大肆称赞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玄宗遂对安禄山坚信不疑。

可是六月以后，接连发生的问题，渐渐使玄宗有所醒悟，玄宗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他应该不敢去京城，而称病不到。（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密报禄山，禄山愈惧。六月，上以其子成婚，于诏召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安禄山上表欲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护送来洛阳。玄宗听从河南尹达奚珣的分析，防止可能发生事变，遂命其等冬季再行献马，并由官府提供伕役，无须烦劳本军。玄宗这一行为更是加重的安禄山的忧虑之心，不久，辅璆琳受贿事也被发觉。

安禄山感觉到玄宗对他态度变化，害怕像王忠嗣一样被害（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使他感到箭在弦上，非发不可了。于是，他和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以及安庆绪等少数亲信密谋，立即起兵反唐。安禄山宣称，奉密旨入京，讨伐杨国忠，部众虽然感到愕然，但不敢表示异议。

十一月，安禄山发部众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众，号称二十万，从范阳举兵南下。在河北安禄山统辖范围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有的开门出迎，有的弃城逃匿，还有被擒杀者，均未遭抗拒。安禄山从灵昌东渡河，兵向陈留。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守军均未经过战阵，叛军一到，士气不振，太守郭纳投降。这时，安禄山听说其子安庆宗已在长安被杀，遂产生报复之心。他将陈留投降的将士近万人全部杀死，张介然也被斩首。

安禄山叛乱后，封常清回到长安，到华清宫谒见玄宗，玄宗问他平叛之策。他回答道：“安禄山进犯中原，由于太平日久，人不知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渡河北进，计日可取安禄山首级。”这一番豪言壮语，使玄宗兴奋异常，遂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即日赴东京，十天，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加强东京守备。玄宗又命荣王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统军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飞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共五万人，由宦官边令诚监军，东进至陕州。接着，安禄山又西攻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率众守城，由于兵少且士气低落，荥阳很快陷入安禄山之手，崔无诐被杀。叛军声势益张，威胁东京。叛军很快攻陷东京，继续西进。防守东京的封常清退军至陕州，封常清向高仙芝建议：弃陕退兵潼关，以免叛军突入潼关，直逼京师。高仙芝率军西撤，叛军跟踪而至，唐军狼狈溃退，损失惨重。高仙芝至潼关，加强守备，安禄山也正准备在洛阳称帝，双方暂时相持下来。安禄山渡过黄河，兵向荥阳，封常清布阵于武牢。由于封常清所募新兵，未经训练，战斗力很差，和叛军一触即溃。武牢失守，叛军很快尾随而至东京，双方又在东京城垣经过几次大战，封常清一败再败，东京终陷叛军之手。

封常清率余部退至陕州，和高仙芝相遇，他向高仙芝陈述叛军锋不可当，陕州难守，不如西守潼关，保卫长安。高仙芝按封常清建议弃陕而退守潼关随高仙芝东征的监军边令诚，多次干预高仙芝的军事部署，高仙芝多与其意见相左。于是，边令诚常向玄宗反映高仙芝如何失败，还指责高仙芝弃陕地数百里，盗减军士粮饷及赐物。玄宗怒不可遏，命斩高仙芝。边令诚至潼关，宣读玄宗敕文。高仙芝感慨万端地说：“我遇敌而退，罪有应得。今上戴天，下履地，指责我盗减军粮及赐物，实在是诬蔑。”在前的军士皆大呼冤枉。对此，边令诚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是斩了高仙芝。而封常清本来要赴长安面见玄宗，陈述他战败的原因及下一步对敌之策，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正逢玄宗敕书到，将其押赴潼关斩首。临刑时，封常清还把向玄宗反映意见的上表交付边令诚，要他代呈玄宗。

而此时安禄山部将崔乾祐屯兵陕县，双方暂时处于相持状态。本来，安禄山欲亲自西进潼关，但由于郭子仪、颜真卿等不断取得胜利，威胁其后方，仅至新安（今河南新安）而还。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于东京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封其子庆绪为王，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五月，郭子仪、李光弼率唐军与史思明叛军于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大战，叛军被杀四万余人，被俘一千余人，史思明落荒而逃。安禄山大惧，欲弃洛阳，走归范阳。而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于东京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封其子庆绪为王，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五月，郭子仪、李光弼率唐军与史思明叛军于恒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大战，叛军被杀四万余人，被俘一千余人，史思明落荒而逃。安禄山大惧，欲弃洛阳，走归范阳。正值玄宗迫使哥舒翰出潼关，与叛军战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唐军大败。燕朝局势逐渐稳定。

安禄山叛乱之后，哥舒翰正养病在长安。玄宗想借他素日的威名，又因他与安禄山本来不和，遂命其为兵马副元帅，统兵八万，讨伐安禄山。这时，封常清、高仙芝已被杀，哥舒翰并其众，号二十万人，屯军潼关。这时，有人向玄宗报告，叛军崔乾祐在陕州的兵力不足四千，而且都是老弱。于是，玄宗命哥舒翰进兵陕、洛。哥舒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不会没有准备，实际上他是以弱兵诱骗官军，官军出击，正中其计。同时，叛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为战胜叛军，不必操之过急。”郭子仪、李光弼也有类同的看法。但由于杨国忠怀疑哥舒翰另有打算，竭力劝说玄宗命哥舒翰出兵，并说哥舒翰逗留不进，必失良机。玄宗相信杨国忠。逼迫哥舒翰出兵。（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病废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一。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

至德元年（756）六月，哥舒翰军与叛军在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相遇。叛军精兵埋伏在险要之处，弱兵伪装逃遁，官军轻进至险要之地，叛军伏兵四起，官军惨遭失败。哥舒翰从河北率数百骑经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境内）回到关中，士卒回到关中者仅八千余人。叛军继攻潼关，未能得逞。

哥舒翰本来想收集余众，固守潼关，但蕃将火拔归仁等逼迫他向东投降叛军，并威胁他说：“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哥舒翰被迫投降，被送到洛阳。他向安禄山表示：愿致书在继续抵抗叛军的李光弼、李祗、鲁炅等人，劝他们投降。安禄山大喜，以其为宰相。但哥舒翰招降受到被劝者的严厉斥责。安禄山看到哥舒翰无用，将其囚禁起来。

叛军很快攻入长安。安禄山命搜捕长安百官、宦官、宫女等数百人送至洛阳，并大肆杀戮王、侯、将、相家属，杨国忠及高力士的党羽全都被杀。安禄山自叛唐以来，目疾日益严重，视力下降近至失明。他本来性情暴躁严酷，遇事稍不如意，即随意箠挞左右，原来的亲信，都对他敬而远之，他宠爱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庆恩取代长子庆绪为继承人。于是，严庄与庆绪、宦者李猪儿密谋策划，杀死安禄山。至德二年（757）正月五日，严庄、安庆绪执兵器立于帐外，李猪儿执大刀直入帐内，以刀砍安禄山腹，须臾之间，腹中出血数斗而死。安禄山死，年五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