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论列宁
【注】《列宁2017》是齐泽克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撰写的政论，这篇文章只放出它的部分内容。
要讨论1917年，我们也要从回忆、回想十月革-命的真实经过，以及革-命滑向斯大林主义的反转开始。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重大道德-政治问题可以被归纳为“造神，却也造罪”这个主题。与充满血腥与监禁的过去公然对立之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能够幸存吗？如果可以，是以哪种形态，又到什么程度呢？这种对立的第一个例子，当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所做的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报告的第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它将斯大林的个人品行认定为其罪行的关键因素，因此，相伴地，缺少对权力制度问题的系统分析；第二点在于，它竭力要保持“革-命起源”的纯洁性：对斯大林的定罪局限于30年代逮捕和杀害dang的高层领导人，以及军官的大清洗活动（恢复名誉相当具有选择性，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仍然遭到贬斥，更不用说托洛茨基），而刻意忽略20年代末的大饥荒；更甚，报告宣称dang转回到了它的“列宁主义”根基之上，这样一来列宁就成了被斯大林破坏和背叛的纯正“革-命起源”。萨特在他1970年对报告的分析中简明扼要地指出：
“斯大林的确发起了大清洗，把革-命的土地变成了警察国家；他相信苏联必须要通过集中营社会主义才能达成共产-主义。但正如一位事件见证者所指出的那样，官方认为说出实情有用，是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谎言了。而这个从官方嘴里吐出的真相，马上就变成了被事实所确证的谎言。斯大林十恶不赦？好吧。可全苏维埃社会又是怎么把他推上宝座，又让他在上面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呢？”
王尔德戏谑地说：“说真话的孩子迟早挨打。那么，赫鲁晓夫稍后的命运（他于1964年被政敌击败）算不算证明了这句话呢？在一个核心要点上，萨特的分析还是显得不足：即使赫鲁晓夫是在“为制度代言”——他说“机器本身健康可靠，出问题的是操作人员；这个破坏者的死让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在重回正轨”——他的报告仍然带来了破坏性的冲击，他的干预也开启了最终瓦解整个系统的进程，这是今天值得铭记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赫鲁晓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罪行的报告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行为，在此之后，如威廉·陶布曼所言，“不管是苏维埃政权还是他本人，都没能恢复元气”。尽管在这次大胆的行动中，机会主义的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有更多因素是不能用单纯的计算来解释的。这是过度的鲁莽，无法用战略推理的眼光来阐述。报告之后，局势便再也无法倒带，铁腕领导的理论基石因此被毁灭；所以，也难怪整个干部系统都暂时陷入了瘫痪。在报告期间，有大约一打代表精神崩溃并且被紧急送医；风格强硬的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因心脏病而死，模范斯大林派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饮弹自尽。这里的论点不是说他们是“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对苏维埃政权不抱有任何主观幻想的冷酷操纵者。真正崩溃的是他们的“客观”幻想，是那个为他们无休止地追逐权力提供背景板的“大他者”形象。那个大他者，他们曾为之改换信仰（原先也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去相信的）的大他者，轰然瓦解了。
赫鲁晓夫之所以赌博，是希望自己有限的告解能够强化共产-主义运动——短期来看他的确达到了目的。应该牢记，赫鲁晓夫时代是最后一个真正拥有共产-主义热情、拥有对共产-主义事业信仰的时代。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并向美国公众发布挑衅性的讲演，宣称“你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时，他坚定有力地表达了整个苏联干部系统的钢铁信念。而他于1964年去位之后，一种听天由命式的犬儒主义就占据了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以更极端的对立手段与过去决裂为止（此时布哈林等人终于被恢复名誉，但是至少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列宁仍然是不可触碰的参考基准点，而托洛茨基则继续遭到贬抑）。
如上文所示，一次过去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回忆错位和重复就是像这样组合运作的，但这种谬误绝不是那些拒绝清算过去并因此重走旧路的共-产-党人的专利。标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十月革-命的妖魔化同样忽视了其中显而易见的解放意义，把它贬低为一次血腥的夺权行动。两派对这次革-命的不同见解导致双方剑拔弩张，但这不意味着斯大林主义的脱轨就成了次要问题，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说：斯大林路线正是布尔什维克计划的一种必然，说明布党那宏伟愿景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正好能够阐明，为什么说他们的计划带有真正的悲剧色彩：这是从胜利之初就被斥为失败的宏图，却又是真正带有解放性的见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通作为一种激进的共产-主义再思考，和为了在现代重新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进入我们的视野。也正是由此，只有那些真正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才能对斯大林主义和它的产物所带来的悲哀现实做出尖锐的批判。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列宁和他的遗产被当成了明日黄花，是已经失效过时的“范例”。他不仅囿于时代限制，对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心议题的问题视而不见（生态问题，性解放斗争，等等），而且采取了许多不为现代民-主气氛所接受的野蛮政治行动，又用全盘集中的国有工业体系思维错误地看待新社会，诸如此类。那么，与其徒劳无功地试着从斯大林思想的浮土中发掘原本的列宁精髓，抛开列宁、回到马克思那里去，去找寻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出现偏差的理论根源，是不是更有裨益呢？
不过，当时的列宁难道不正是被类似的绝望所包围着吗？诚然，当今的左翼正面临着一整个进步运动时代终结所带来的分裂与崩解，这强迫着他们去重新定义自己事业的最基本坐标。但是，也正是这同样的经历，才催生了列宁主义。回忆一下吧，当1914年秋天，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是光荣的例外）都决定加入所谓“爱国阵线”的时候，列宁该有多么震惊。当德国社民党的日报《前进报》（Vorwärts）报道社民党人在帝国国会投票支持军事行动时，列宁甚至以为这是俄国秘密警察用来欺骗工人的假消息。在这样一个军事冲突把欧洲大陆深深撕裂的时代，要拒绝“选边站”的观念和他祖国境内的“爱国热忱”该有多么困难啊！有多少伟大人物（包括弗洛伊德）都曾向狂热的民族主义躬身，哪怕只有短短几周！
用阿兰·巴迪乌的话来说，1914年的冲击是一次“大灾难”（désastre），是让整个世界都深陷其中的灾厄：它不仅让田园诗式的资产阶级信仰崩坏，同时也重创了伴随其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连列宁本人的立场也深受动摇——他本来在《怎么办？》（Что делать?）一文中表现出了永不满足和不畏牺牲的精神。这种全无希望（Verzweiflung）的时刻，却为列宁主义的诞生敲开了大门，打破了第二国际以来的进化主义史观——而列宁是唯一一个能够坚定屹立风口之上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清晰阐明这一切灾难背后真相的人。在迂回折返，仔细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列宁终于得以在这失望时刻重生，洞见那独一无二的革-命机遇。
当今左翼所面临的处境与当初孕育了列宁主义的处境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它的任务就是要“重读”列宁。“重读”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列宁那里去，而是要承认“他已经死了”，即他给出的具体解决方法失败了，而且是遭遇了惨败。“重读”列宁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明辨什么是列宁所做的实事，什么是他所开创的可能性，也要承认列宁的行为和那甚至能压倒列宁自身的另一面思维之间的冲突。“重读”列宁不是要做他做过的事，而是要总结他未竟的事业，反思他错失的良机。
列宁最近一次登上西方媒体的头条，是在2014年那次最终扳倒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大规模骚乱期间。我们在电视屏幕上见证了基辅的抗议大潮，一次又一次地看见愤怒的示威者推倒列宁雕像。这种进攻的怒潮其实可以理解，因为这些雕像象征着苏维埃政权的压迫，而普京领导的俄国被看成苏维埃政策的延续者，它继续强迫其他国家臣服于俄罗斯的主宰。
我们也应当回想一下列宁雕像在全联盟境内疯狂增生的那个历史场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之后，1956年一年以内，全境所有的斯大林像就完全被列宁像替换了。后者简直就是前者的替身，这一点也被1962年某期《真理报》（Правда）头版上的奇事揭露得一清二楚：
列宁形象（以勋章的形式）于1945年起出现在《真理报》刊头（谨慎的推测是，斯大林希望进一步强化他在党内的权威——既考虑到从死亡边缘和资产阶级欧洲影响下归来的士兵有潜在的破坏力量，也是出于对“列宁临终前曾发出反对他的警告”这一流言的警惕）。而到了1962年，斯大林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遭到公开抨击后，两幅一模一样的列宁像赫然出现在刊头，就好像这个奇特的列宁分身是为了覆盖那个不知所踪的、其实从来都没上过刊头的“其他领导人”！
那么，为什么要把两幅一模一样的列宁像勋章并排安放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种怪异的重复中，缺席的斯大林反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种隐性的存在本身正好回答了“为什么要放两幅，而不是单幅列宁像？”这个明显的问题。
尽管乌克兰人试图宣告他们与苏维埃支配决裂、强调自身国家主权的决心，他们却使用“推倒列宁像”作为行动的手段，这一点仍然显得讽刺之极：乌克兰的民族认同黄金年代并不是在沙皇俄国时期（这一时期乌克兰独立国家的论断遭到严厉禁绝），而是在苏联成立的前十年间，到这个阶段他们的民族认同才完全成熟。维基百科上，关于19世纪20年代的乌克兰状况的文章也记述到：
内战之后，苏维埃政府最终得以掌权，而此时乌克兰已经是一片赤地。超过150万人死于战乱，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而且苏维埃乌克兰还要面对1921年的大饥荒。有鉴于乌克兰境内的惨状，二十年代的苏维埃政府在乌克兰政策上做了相当的变通。由此，在民族主义领导人尼古拉·斯凯普尼克倡导的乌克兰化政策的庇护下，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支持了境内的民族文学艺术复兴运动。乌克兰文化和语言得以复苏，乌克兰化政策也成为了全联盟范围内“本土化政策”（Коренизация）的一部分。同时，布尔什维克致力于全民医疗、教育和社保的推行，以及对人民就业和住房的保障。新的法典颁布，妇女的权益极大提升，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一扫而空。而约瑟夫·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逐渐稳固权力，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之后，上述政策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撤销。
这种“本土化政策”遵循了列宁明确阐述过的原则：
无产阶级不能不反对把被压迫民族强制地留在该国疆界以内。这也就是说，要为自决权而斗争。无产阶级应当要求受“它自己的”民族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做，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要想在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达成相互信任或阶级团结是不可能的。（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
列宁一以贯之地坚信这一立场。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与罗莎·卢森堡之间立刻爆发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哪怕有“坏分子”夺权的风险，也要无条件支持众多小国的政治分离权利，而后者坚持说，只能同意进步力量占主导的新生国家获取完全的主权。在反对斯大林建立中央集权苏维埃这一计划的最后努力中，列宁再次呼吁赋予各个小国政治分离的自由（这样一来，格鲁吉亚就很有可能独立），坚决要求承认苏联各加盟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完全主权——难怪斯大林在1922年9月27日写给政治局成员的信件里公开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在正式宣布苏维埃俄国政府同样是其他五个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政府之前的具体提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斯大林所选择的前进方向：
如果会前决议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这一决议将不会公开，而是会在全俄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传达到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并交苏维埃各个机构及各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流通查看。如此一来，便可以在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宣称：政府合并是各个共和国的共同愿望。（摩西·卢文《列宁最后的斗争》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61）
中-央委-员会对自身政治基础的影响与交流由此被完全切断了，最高权力得以直接以强制推行它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情况完全变化到了原先的对立面：中-央委-员会现在只能通过那些最高权力想让它通过的那些决议，就好像这是它自己的意愿。（但是也要注意，正是列宁自己在一年前强制通过了取缔党内派别的决议，他的“得意作品”成了他现在竭力对抗的进程）。让我们回想一下一个明显的例子：1939年，相同的戏码在波罗的海三国再度上演，这三个国家“要求”加入苏维埃联盟，最终成了苏联的一部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的作为等于是退回到了沙俄时期的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例如，作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殖民不再被作为帝国-主义行径而受到批判，反而成了冲击当地旧社会惰性、促进现代化的进步之举，受到官方的颂扬。
今天，普京的对外政策很明显是沙皇与斯大林这条纵贯线上的一个延续点。据他说，正是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带来的转变损害了俄罗斯的利益：“布尔什维克们出于一系列原因——愿上帝审判他们——把大片历史上归属俄罗斯的南部土地划归乌克兰共和国。这个决定没有考虑到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而这些地方正组成了今天乌克兰的东南部。”
简而言之，列宁因为严肃看待俄罗斯帝国境内各民族的自治权，以及质疑俄罗斯民族霸权而成了罪人。也难怪我们在俄罗斯阅兵式和公共节庆中还能看见斯大林的画像，而列宁根本无迹可寻。
几年前的一次大规模民意调查中，斯大林在“从古至今最伟大的俄罗斯人”中名列第三（有趣的是，斯大林是纯种的格鲁吉亚人），而列宁只能屈居第六。
今天的斯大林并非是因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受敬仰，而是因为他恢复了俄罗斯的伟大地位（也就是因为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人们才去支持他），在列宁的反大国主义“偏差”之后“拨乱反正”。而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然伴随着保护弱国不受强国欺侮的举动：一个主宰着其他国家的“大国”必须要将全部权力交还他国。这一点切中要害，彰显了他们革-命家所宣扬的国际主义的严肃性。
至于“自由权”，1922年，列宁在一次辩论中斥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表明了他的立场：
事实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们的说教暴露了他们的本性——“革-命做得太过火了。我们一直这么说，现在你也这么说了。请允许我们重申这一点吧。”而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这样，请允许我们枪毙你们吧。要么劳驾你们收起自己的观点，要么，如果你们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比白卫分子直接进犯时还要困难得多的情况下还要谈自己的政治观点，那么不好意思，我们就把你们当做最可恶最有害的白卫分子来对付。”
（见3月27日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列宁给出的明确选择是“要批评还是要命”。导致他在自由资本主义者之中声名狼藉。这些人主要反对的是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形式”或者“实际”自由的批驳，毕竟，就连像克劳德·勒福尔这样的左翼自由派也一次次强调说，从根本定义上来讲自由就是“形式化”的，即“实际自由”等同于没有自由。换句话说，列宁对自由的看法中，有这么一句反驳最为出名：“自由——可以，但是为了谁？为了哪个阶级？要做什么？”在上文孟什维克的例子中，列宁认为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自由”等于是代表反革-命势力颠覆工农政府的“自由”。
不过，这就是一切的一切吗？在自由民-主主义者那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例如，尽管做出了诸般妥协，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改革仍然向前迈进了一步，毕竟它是以一种对霸权理念的拒绝为基础，反对裁减政府开支以及弱化政府管理——也可以说，它“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它会激起如此激烈的反对，而这正好证明了“自由选择”这种意识形态理念的物质力量。这里的意思是，尽管由所谓的“普通人”组成的绝大多数群体对改革方案并不熟悉，医疗游说团（比臭名昭著的防卫游说团还要强大一倍！）却成功地向公众植入了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普遍的医疗保险会以某种方式威胁到自由选择（比如用药选择）。这种和“自由选择”的联系完全是杜撰的，却淹没了那些“铁一样的事实”（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更便宜、更有效，而且没有减少“自由选择”，诸如此类）和那些微弱的呼声。
自由主义理念的最根本核心在于自由选择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每个“心理主体”都有努力实现目标的潜力。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危机社会”中体现得愈发明显，比如，主流意识形态竭力把福利制度逐渐解体带来的危机感包装成可以带来新自由的机遇：你现在不得不每年换工作，只能靠短期合同维持生活，是吗？不如把它看成一种让你脱离固定工作束缚的解放，看成一种不断改造自己的机会，让你意识到自己人格中的无限潜力，并且最终实现它。你没法再依靠国家的医疗保险和退休计划了，所以只能缴纳额外的保费，是吗？不如把它也看成另一种选择的机会，是选择眼前的优质生活还是长期的安全保障。如果这种困境让你焦虑不安，那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马上就会对你大加指责，说你想依附陈旧的稳定制度而“逃避自由”。
今天的种种现象表明：以一种更精确的新视角来重新强调对“形式”和“实际”自由的反对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为了进行这样的论证，我们需要列宁主义的那种“自由奴隶契约”（traité de la servitude libérale）理论。
让我们再来谈谈1990年前后，正在面临现实社会主义崩塌的东欧各国。一瞬间，“政治自由选择权”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但是制度变革者真的问过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新秩序”这样一个问题吗？难道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更像是落进了和博瓦实验的“受害主体”一样的处境里面吗？一开始有人告诉他们，大家马上就要踏入政治自由这块应许之地了；才过了不久，他们就明白过来，这种自由还包括了无限制的私有化、社会治安的崩坏，等等。他们还是有选择的自由，所以，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本来可以拒绝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是这样一种心理主体：天生具有倾向性，了解“真我”和自身潜力，进而为自己的成败最终负责。
就在此处，我们应当重新引入列宁对于“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的反对。真正的自由行为应该是这样：他敢于同这种符号功效带来的迷惑力量正面交锋。列宁对孟什维克批评家的尖锐回击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绝佳阐释——真正的自由选择不是在一个提前给定的场域内去做二选一或者多选一，而是选择改变场域的限定集本身。从现实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个陷阱，因为东欧的人们根本没办法选择这种过渡要做到哪种程度（ad quem）。一瞬之间，他们被“扔”进了一个新世界（字面上来说就是如此），一堆新的选择项被摆在他们面前（纯粹的自由主义、保守民族主义……）。在这个实证中，他们强迫人们进行选择，作为有意识改变选择项集合的行为，真正的自由只在人们假装并未受迫，并且“选择那个不可能的选项”时会实际存在。列宁批判“形式”自由的精彩长篇论断正是以此为中心思想，其中的“理性之核”直到今天依然值得珍藏：他强调，不存在“纯粹”的民-主（民主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对任何自由，我们都要追问：它为谁为哪个阶级服务？它在阶级斗争中的角色如何？
而且，列宁的意图正是要保留那种做出真正极端选择的可能性。上述的论证指明了“形式”和真正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指的是在已有的权力关系座标内进行自由选择，而后者则象征着破坏这些座标的干涉行为。简而言之，列宁的目标不是要限制自由选择，而是要维持住一个最基本的选项——当他质问自由在阶级斗争内部的作用时，他真正的问题其实是：“这种自由到底是有助于，还是限制了革-命这个基本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