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 年 12 月 20日在俄共(布) 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搬运者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于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①关于全俄党代表会议②关于燃料问题③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④关于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⑤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⑥关于普遍军训和特别任务部队。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通过了决议，强调指出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巨大意义，认为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做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实际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我们党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现象即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使我联想到的一些问题。因此在实际结论方面我只能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种事情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的评论,如果不能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非常审慎的。他们认为,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到了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当做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 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流行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绝大多数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算做社会主义者,为了表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而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是正确的名称了。早在四十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搬运者注：

未查到有准确说明这一时期历史背景的文献，暂且拿恩格斯为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作的序来解释——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里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三章“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是这样说的——“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已经喜欢作关于完美的立法这一题目的研究。这些研究乃是启蒙学派著作中的空想的成分……这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保持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类学的观点……亦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陷于循环圈子中，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动的属性。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就已经不倦地指出他们所想的改良的‘保守的’性质……当指明自己计划的保守性时，空想主义者力图促使政府实现它，他们为证明自己的思想，常常提出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或长或短时期的概述——从这概述中显出了在某个时候和某个时候会犯了‘错误’，这些‘错误’给全部社会关系以完全新的和极不合愿望的形态。政府只要觉察和改正这些错误，那末，地上的天国马上便会建立起来了。”

再来考察一下圣西门的著作《组织者》——“人的理性进步的最高规律——统治一切，驾驭一切;对于它，人只是工具……而且虽然这个力量[即这个规律]出于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很少能够脱离它的影响或它服从我们，正如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识去改变那使地球绕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末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里面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至于共产主义,它是这种社会的高级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不要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的情况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习惯,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以及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等等,这 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了普遍的现象。显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术主义刚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得到了很大好处,尽管已经完成并得到了大规模发展的事业（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成立虽然还不到1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已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强大得多)有很大的意义,但如果把来取“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现在正在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会是极大的歪曲,那就会带来胡乱吹嘘的实际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诸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 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设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 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统治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的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活动上。可是而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是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资本主义,即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 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不足介意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出现新的、细小的、投机性的资本主义的萌芽。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细小的投机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坏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更加残酷的斗争,激起了疯狂的投机活动, 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种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为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最顽强地进行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在战争中和我们遭到同样灾害的奥地利之类的西欧国家,它们同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活动更猖獗,而那里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生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 “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 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去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产生、 正在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违反资本主义旧有的一切惯例的东西, 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东西。即代泛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忍受着极度饥饿、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在开始推广并受到群众欢迎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给予全面的支持,如果我们不愿意仅仅做一个同 资本主义作斗争这样一种原则意义上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的规模，还没有整理出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只是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比莫斯科开展得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大量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 劳动形式的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 复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备而经过审查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表明我们不仅叫做共产党员和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 角度看,它是对国家十分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应该了解这一点),它对清除混进党来的分子和抵制党在腐朽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