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语言学问题》③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況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像是一种笑话。

①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伯爵领地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

②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

③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而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宮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虛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对社会是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已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

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別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像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语言应当是统—的。崩得分子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

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某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①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②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③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