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中国也与欧洲一样有燧发枪，为什么在中国却销声匿迹了呢？

说到燧发枪，这种枪比较接近现代枪的雏形。扣动扳机后，燧石引燃火药使弹丸高速射出。大大简化了射击流程，相比于火绳枪节省大量时间。这种枪在欧洲17世纪中叶后大量装备。其实，中国在17世纪也发明了燧发枪，不过却销声匿迹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事真不赖谁，主要是时代变了。

燧发枪是火枪发展的3.0版。燧发枪在西方炙手可热，在东方却默默无闯。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兵器专家毕懋康出版了《军器图说》，书中图文并茂地记载了一种名为“自生火铳”。这是一种撞击式燧发枪，扣动扳机，龙头下压，弹簧的蓄能作用，促使燧石在火门上摩擦生火，完成火铳射击。

说到这里，可能观众没啥感觉，我们来说说他前边两个版本。

火门枪是火枪发展的初级阶段，枪手射击时，一手端枪，另一手用烧红的铁条引燃药室，在大风和雨天，引燃火药困难重重，贻误了宝贵的战机。由于操作复杂，造成火门枪的射速慢，精度差，槽点满满，差评不断。

火绳枪是通过浸透了硝酸钾或其他盐类溶液的火绳，以每小时80毫米－120 毫米燃速，为火枪持续提供火源，熟练的射手每分钟能射击2至3枪，不过遇到突发情况，枪手需要引燃火绳，无法迅速投入战斗，同时，黑夜中引燃的火绳也暴露了枪手的位置。

相较前者，燧发枪的优势明显。它的发火装置依靠机械撞击生火，无需外来火源的帮助，不受天气因素干扰。枪手能够快速投入战斗，专心射击，提高了精度，射速也优于前者，是火枪发展史中的一项革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547年，法国人马汉发明了燧发枪。毕懋康自主创新的成果，虽然比马汉晚了近百年，但是欧洲军队在17世纪中叶才普遍装备燧发枪，明朝的火器设计和加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雄厚的火器制造基础，丰富的火器使用经验，促使明朝具有装备燧发枪的后发优势。

17世纪中叶，西方强国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中国同样经历着历史变革。与西方***吊打冷兵器不同，中国却是特例。明朝的土地上，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起义，外有后金在辽东攻城掠地，朝廷四处灭火，疲于应付，无暇集中力量制造燧发枪。

故宫收藏着一把“康熙自来火二号枪”，是康熙御用猎枪，枪长1355毫米，管长903毫米，口径11毫米。这把枪的特殊之处在于和发射前，先用钥匙上足轮弦，射击时扣动扳机，轮机飞速转动，与火石摩擦生火，引燃火药。这就是典型的转轮式燧发枪。

御用燧发猎枪的出现，表明满清统治者对火器矛盾的心态。后金建立之初，依靠骑兵和内应，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辽东在袁崇焕的经营下，采取“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后金的铁蹄敌不过凌厉的炮火，在宁远城下遭遇重大挫折。后金对此不得不在战俘中筛选操作火炮的士兵和制造火炮的技工，为定鼎天下取得了重要的火力支援。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在马背上取得了统治权。作为上层阶级，清朝认识到火器的威力和重要性。一方面在军队中保留一定比例的火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采取鸵鸟政策，维持装备现状，不再研发、更新、发展火器，盲目乐观，固步自封。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军的火器装备水平保持在17世纪时的水平，而西方列强普遍装备了燧发枪和线膛炮。用停滞的眼光看待发展的火器，清朝统治者在思想上已经落后于时代。

燧发枪遭遇的尴尬现实不止于此。 “满洲旧习，以弓马为要务，所作向皆自制。”清朝崇尚马背文化，练习马术和射箭是当时勇武的象征，火器不过是奇技淫巧。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一种“连珠铳”的火器，能连发28发弹丸，作用类似于现在的机关枪。这样的创新性火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发明人戴梓的才华，遭到南怀仁的嫉妒，诬陷戴梓“私通东洋”，将他流放沈阳。燧发枪同样作为火器，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时代的悲剧。

后金建立清朝，人口基数较小。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一旦研发制造了火器，就能抵消八旗骑兵的优势，影响执政根基，为此，康熙皇帝还曾下令创办了专门克制火器的虎衣腾牌兵，同时，在民间严格管制火器，导致火器发展停滞不前。就连印有燧发枪设计的《军器图说》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遭到禁毁，直到道光年间才解禁再版。

到了清朝，朝廷规定传教士只能在首都附近传教，限制了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无疑增加了燧发枪从设计图纸到生产装备的难度。

毕懋康自主研发的燧发枪，针对传统火枪的痛点，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与西方的火枪处于同一水平。然而，无人推广、时代剧变、观念落伍、思想冲突、官方压制、文化差异等因素，造成了燧发枪命途多舛，生不逢时。事实证明，先进的事物，同样需要进步的观念去衡量和判断，否则燧发枪的悲剧仍将重演。

“中国长技，无如火器”这是当年明朝将领谭纶所说，而成祖扫北，神机铳也功不可没。这也可能就是清朝扎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