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土视角窥见夏王朝的整体轮廓——对《经略》系列夏朝篇的文字总结，以及不更新解释
朝，cháo，朝向，面向。天下诸国朝向谁，就是朝拜谁，谁就是朝。
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天下咸朝。 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朝，最开始，就是诸侯都去朝见哪个国君，哪个国就是朝。这个朝可以是先秦的邦联或联邦的复合制形式，也可以是秦以后的单一制形式。
按文献所讲，夏是第一个自称或被继承者商周称为“朝”的存在。它是“朝”这个概念的首创者。但夏与商周的国家结构和王朝形式可能发生过大幅改动。如果我们非要用后世的朝代形式去要求最早称朝的夏必须符合我们后世理解的王朝形式，这个叫以今度古啊。
从考古来看，在文献记录的有夏之居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使各种争议繁多，总有一条是共识性的推测，即二里头遗址应是晚夏都城，而且是最后一个。
那么，反过来看，二里头之前的夏朝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就只有晚夏是广域王权国家，夏朝前中期不是广域王权国家...
这样说对不对？应是对的，中国的中原龙山文化考古成果也很丰富，但并没有发现晚夏之前的夏朝有二里头那种广域王权的迹象。龙山时代反而是满天星斗，大邦林立。这说明，即使早期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是强大到那种独步天下，对天下所有诸侯的碾压性，一骑绝尘般的存在。
早夏与其他不少诸侯，基本仍是处于均势状态。那么，早期的夏朝虽然会被诸侯朝见，朝拜，但仍然只是一个大号的区域性国家，很可能仍然处于大号邦国的形态。所以从考古上，也很难发现一个广域的考古学文化，将其轻易辨识出来。按理说，考古学搞了一百多年了，如果有这个广域王权国家，就算暂时找不到它庞大的都城，至少可以先找到这个范围广大的文化区。但没有。说明夏只是万国之首，而不是国上之国。
那么既然晚夏形成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革，文献中岂能毫无记载？如果只是为了逼近事实的可能性而不是百分百证明事实，我认为除了直接的证据外，我们大可以从现象入手去找可能性。因为如果不是做学术吃专业饭的职业人，不是必须要追求丝毫不差的确定性的话，我们也可以追求更大的可能性，来填补确定性的空缺。很多时候极大的可能性与确定性之间，只是隔了一层没被捅破的窗纱而已，隔着纱我们未必不能看到历史的轮廓。那么如果考古中反映出的夏时期，文献中的有夏之居所在的区域，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文献中到底有没有对应的记录呢？按理说文献中即使没有直接的记录，但多少会有些侧面的体现和迹象，这其实是一个我们应该留意的重要比对点。
对于这次社会巨变，要论直接记载，传世文献还真没有记录，因为关于夏朝的文献本身就很匮乏。但传世文献有个现象，就是关于夏朝的记载，夏禹是最多的，这个当然很正常，因为大禹是开国之君。然后是夏启的记载比较多，这个也正常，他把家天下给延续下去了，是实际上的立朝之君。再然后就是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夏启儿子这里就守不住王朝了。夏朝断节了。
其实如果后面没有少康复国，那么夏朝实际上也就是二世而亡。它与陶唐氏、有虞氏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个持续了两三代的联盟共主。很难被后世当做大王朝计作一朝。其实战国的时候还有很多把唐、虞单算做两朝，而夏商周三朝被称作三代，甚至唐宋以后还有这种说法。毕竟汉朝和唐朝之间那个走马灯的政权更替，甚至到了五代还在走马灯，只是多了一个准统一的中原王朝宋朝比较长久，那时候看唐虞还不是那么另类。
回到说那个特殊的文献现象，就是记载禹、启，以及少康续国这里还比较多，但后半截的夏朝，除了末代君主夏桀的亡国负面经验被谈的比较多，基本上对中晚夏的夏王就是流水账。但唯独到了其中一个夏王，传世文献字数突然多了起来，那就是孔甲。
但传世文献对孔甲都没好气儿，基本都是批判为主，史称孔甲乱夏。也有很多孔甲作东音，陶唐氏后裔御龙氏东逃等等让人看不懂是在夸他还是骂他的记载。中晚夏，就这位夏王的记载最多，而且多少让人摸不着头脑。
传世文献给人是这个感觉。但出土文献，却给了一条明确的线索指向。
厚父拜手，稽首，曰：“都，鲁，天子！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勤上帝。乱下民，之匿，王乃竭，失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乃坠厥命，亡厥邦。惟时下民鸿帝之子，感天，之臣民，乃沸，慎厥德，用叙在服。”
出土的战国竹简《厚父》有这么一段厚父对夏朝的评价，讲“王乃竭失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
这里断句有争议，有说是【王...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
有说是【王...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
区别就是，一个是说，夏桀不用圣明的先王之道，孔甲的刑法又昏聩失德，造成了夏朝灭亡。
另一个是说，夏桀不用圣明的先王孔甲制定的刑法，昏聩失德，造成了夏朝灭亡。
这完全就是两种评价，一个是说孔甲是昏君，一个是说孔甲是明君。
如果按照传世文献，《史记》评价孔甲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评价孔甲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传世文献对孔甲都持否定太多，所以才有孔甲乱夏之说。
但是结合另一条史料，《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是说夏朝在发生乱政时，制定了《禹刑》这部夏王朝的法典。
后世如何记录《禹刑》呢？《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郑玄曰：“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
这妥妥就是在批《禹刑》严刑峻法。
那么无论《厚父》是赞扬孔甲还是批判孔甲，只看那句“孔甲之典刑”，我们可以知道，这部《禹刑》应是孔甲时期制定。因为夏朝有三次可以称乱政，第一次是太康失国，但这次是失去权力，显然不是推出刑法的时候。第三次是夏桀亡国，显然他推出《禹刑》也没多大作用。而“孔甲之典刑”，道出了，孔甲乱政这一次，伴随的是严刑峻法。
后世搞严刑峻法的代表人物都有谁？
商鞅、秦始皇、汉武帝...他们严刑峻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中央集权。
孔甲搞严刑峻法，口碑极差，但留下了相对而言比较丰富却云里雾里的史料篇幅，他有可能的目的是什么？集中权力，改变国家结构形势和政体。
那么我们现在再回看，二里头这个广域王权国家，相比此前早夏的大号邦国盟主，区别在哪？拥有了更大的幅员，且资源高度向夏都集中，集权程度更高，面对这样地跨数省的广阔国土，很可能在封建采邑之外，还出现了早期的央地治理结构。
孔甲是史料记载中最可能干这件事的夏王，而二里头兴起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那么孔甲是不是就是建设二里头的人呢？
有些二里头全四期夏都论者，肯定要否定了。因为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足足有二百多年，夏朝一共四百多年，而孔甲是夏朝倒数第四个君主，怎么可能后四个君主就占去了夏朝一半的时间？
那是因为二里头全四期夏都论真的是众多说法中，很武断的一种了。后续不少棘手问题都是从这个论断蔓延出来的。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总结来说，第一期是区域中心性聚邑的规模，100km²。这一期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尚未有都城气象。比如龙山高等级朱砂墓是到二里头二期才开始出现。
但第二期达到300km²，明显是都邑级规模，开始出现大量朱砂葬等陶寺相同的高等级贵族墓葬。第三期在第二期基础上，继续发展繁荣，但是都城的规格形制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铜礼器、龟甲等是第三期开始出现。第四期最终衰落。
所谓的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之都邑规模，其实是二、三两期。这两期加起来的时间只有120年左右，是二里头遗址持续使用总时间的一半。
但最后四代人120年也显得不吻合。这就要探讨那个经久不衰的论题了：二里头到底有几期是夏，有几期是商。
这个话题见仁见智，但是包括因领队二里头成名的著名学者许宏在内的这一派，倾向是二里头一二期是夏，三四期是商。二期或者一二期是夏都，三期或者三四期是商都。
现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选择为夏商的分界。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偃师商城遗址，也就是基本可以对应文献中商都西亳的商代都邑遗址，距离二里头太近了，近到只有7公里，连半个县的范围都不出。而且偃师商城在二里头三期开始兴建，两座遗址在历史上对峙百余年。这如果说三四期是夏都，那么当世两大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首都脸贴着脸，哦不，嘴贴着嘴，距离为负，这是两大争霸势力该有的样子吗？虽然考古尚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地缘政治的起码规律，从夏都与商都紧紧缠绕的这个现象，也能判断出，规制发生巨变的二里头三期，很可能已经更换了主人。如果一座都城只能属于一个王朝，那明清北京城就无解了。
殷玮璋也多次发表文章强调，二里头文化最发达的第三、四期属商文化范畴，是早商文化。[15]王玉哲同样强调，二里头文化的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存在显著差异，并推测“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16]。二里头文化最新的测年数据是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在这一数据公布后，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也再次提出“二里头商都说”，强调“排除了二里头文化的‘商王朝考古学编年’和‘商代史’，未必是完整的商王朝编年和完整的商代史”。[17]——《从考古材料和出土材料看殷商“猴祖”之谜》
二里头的一二与三四分属不同朝代，是谨慎学者的一种看法。
其实我们从商周之际同样的案例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周人剪商之后，首先想得就是如何消化殷商的核心区。由于周人所在关中属于另一个地理单元，且西土两都与东都洛阳距离400km左右，距离殷墟更是五六百公里。所以周人不能像商朝一样选择迁都到这里，但很快周人就在殷商核心区建设了东都成周。成周与殷墟同属商朝核心区，但分属黄河南北，一个是河南，一个是河内。在洛阳建东都，一是因为洛阳属于殷商核心区，但距离关中更近。二是为了分化殷商核心区的商人，因为黄河南岸的商人，很多是夏族遗留下来的。挑起夏商之分，大概也是分化手段。
商朝的版图已经很大了，但夏商之际，先商下七垣文化与二里头只有一百余公里的距离，商人只需要跨过黄河就可以直逼夏都。显然商人灭亡夏朝后，没有毁弃夏社，出于经济考虑，保留了二里头当时几乎对周边是压倒性规模的基础设施，又在夏都旁侧兴建考古发现明显偏重于军事作用的西亳，监视二里头古城中的夏代遗民。
有了都城气象的二期为夏都，之后是商都。但它与西亳的主副关系这里就不深入讨论。虽然二里头四期毁弃之后，西亳偃师商城仍然投入使用，但郑州二里冈商城，也就是发现了疑似亳字甲骨与很多亳字陶文的早商亳都，与二里头在时间上几乎是直接衔接在一起的。三四期有西亳在，说明二里头已经是商人手中的城邑，否则不可能这么近。而郑州商城与二里头相衔接，也能说明商人使用二里头与二里冈两座城市在时间上可能有继承性和连贯性。
那么，二里头二期作为夏朝都城的时间，是70年左右，这与夏朝最后四代君主，孔甲到夏桀，时间上基本能对应吻合了。
联系到同样搞集权的商鞅与秦孝公，兴建新都咸阳城。同样搞集权的秦始皇，兴建咸阳的南岸新城，包括甘泉宫、阿房宫、极庙、宗庙等。同样高集权的汉武帝，在都城长安城之测，生生造出了一座总人口超过长安城的茂陵邑...
造城，造大城，尤其是在京畿内造城，或者是直接迁都，对守成之君而言，都是摆脱京都旧贵族势力，加强集权的配合举措。迁都或者转移经济人口中心城市，是摆脱京畿贵族掣肘，吸纳天下资源加强都城实力和中央权力的重要策略。想必二里头都城，也是孔甲开启的造城杰作。
孔甲迁都，有没有文献佐证呢？
孔甲的前任夏王，叫做帝廑，也叫胤甲。《竹书纪年》记载，胤甲作西音，迁都到西河。
《竹书纪年》是战国魏襄王的陪葬品，是魏国官修史书。所以很多上古地名，基本上都往魏国境内装，包括夏朝这个短暂的都城，西河。《竹书纪年》自注武观被放于西河，观国是在卫县，因此很多人依据这条史料认定西河在卫县。但实际上，迄今最悠久最权威的传世文献之一，《尚书·禹贡》中，很明确讲西河是在冀州与雍州的州界上。《尚书·五子之歌》也讲尧都在冀州，今天晋南陶寺遗址就是最疑似尧都的城址。加上《史记正义》注曰：“东河之西， 西河之东， 南河之北，皆冀州也。”考古和文献基本上能对上，当时黄河的禹河故道与黄河中游的晋陕段与河南段，是三面包围起晋南，那么卫县所在应该是东河而非西河。真正的西河，就在《禹贡》所载的雍州东界，黄河龙门与渭汭之间，也就是陕西渭南韩城、合阳一带。
这一带本身也有个周代就一直存在的夏阳地名，这个夏阳甚至比晋南夏县得名为夏还要早。当然，夏阳很可能就是源自于西河夏墟之阳，这个夏不是早夏或晚夏，而是胤甲短都于西河时，这短暂的夏都。
后来，孔甲作东音，而且东巡，西河这个短暂的夏朝都城就被放弃了。所以文献里的孔甲也是迁了都的。
胤甲迁都于西河，作西音，是迁都到了关中东缘，他是来干什么的呢？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我们不得而知。
但2020年，西安开始发掘一座在夏代属于关中中心性聚邑的古遗址，太平遗址，发现这座夏代关中最大的城市，毁灭于夏朝灭亡前的100年左右。这个时间点，联系到二里头成为都城后的夏朝最后70年左右，似乎产生了一点微妙的联系。
如果孔甲兴建二里头是在夏朝灭亡前70年左右，太平遗址毁灭于现在的夏商断代纪年，夏朝毁灭前的100年左右，那么考虑到断代可能有二三十年的误差范围，那么孔甲之前的胤甲迁都到关中，可能就发生太平遗址毁灭的这个时间点。
太平遗址的文化性质是中原龙山时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这个文化在太平遗址毁弃时，已经是在关中发展了900年左右的老牌本土文化。而太平遗址的时间范围，是现在断代工程的夏朝建立前60年左右就开始使用，直到夏朝后期。那么这个古遗址，与夏朝的时间范围重合度非常高，应该不会是夏朝宿敌，而是盟友。在关中第一大邑被毁，关中发生变故时，夏朝君主迁到关中，恐怕不是巧合。胤甲要么是参与围剿关中的这个古势力，要么就是救援这个古势力。
事实上，西安太平遗址陨落后，是旁侧的西安老牛坡遗址崛起。这个老牛坡遗址，经常变换文化属性，应该多次易主，在太平遗址毁弃时，老牛坡遗址有更多的甘肃齐家文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太平遗址崩溃后的最大既得利益方，可能是老牛坡遗址与齐家文化。反而之后夏朝再构建广域王权国家时，二里头文化止步于关中东缘。虽然说后来老牛坡遗址也接受了一些二里头文化特征，但仍然保持着老牛坡类型的文化独立性，并没有完全臣服夏朝。
夏朝在关中客省庄文化社会大崩溃的这个浪潮中，没有得到明显好处，只是封锁了关中东部边缘的华县与西河一线，阻止了西部的变局继续向东蔓延。老牛坡与商洛东龙山等同类型遗址崛起，反而侧面反映出，齐家文化实现了短暂的东进。
齐家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青铜技术大族。
龙山时代的青铜器，几乎没有青铜礼器，多是青铜兵器组件。这个时候应是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技术并没有被广泛推广开。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仰韶到龙山时代铜器出现最多的就是甘肃地区，包括仰韶时期马家窑文化出土中国最早的青铜刀，以及齐家文化最早的铜镜。其次是山东，但山东出土多是在龙山时代早期，且多是红铜。然后才是中原的夏核心区。
也就是说，中夏时期的夏国青铜技术，很可能并不如齐家文化。是落后的一方。但水利技术起家的夏朝，在政治上的整合力度更为超前于时代。
说起来，当时的齐家文化，很可能并不属于夏朝诸侯，不属于夏朝联盟俱乐部成员。因为离的太远，中间还隔着客省庄文化等较大的考古文化区。齐家文化可能不属于诸夏，而是戎狄。但不给夏朝加主角光环的说，夏朝中晚期的青铜技术，可能还不如戎狄...至少在胤甲迁都西河这个时候，无法处于上风，只能坐看关中客省庄文化灭亡，却无法争得关中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这波夏朝西迁，是因为应对西方青铜大族对诸夏的东进入侵。但是这一波暂时稳下来之后，夏朝把自己的朋友圈范围向东收缩，对于伴随夏朝将近四百年的太平遗址古国势力，基本上就是放弃了。放弃的人不是胤甲，因为胤甲死在西河了。而是孔甲。
这一波西部变局，很可能让诸夏恐慌，进而倒逼促成了孔甲这次严刑峻法，集中权力的孔甲改革。对，他是改革者。集权改革者，多被诟病为独夫，这很符合孔甲在后世的评价，尤其是德文化内核建立起来的周代以后。
孔甲的上位是不正常的。孔甲的父亲是一位在位很久的夏王，但他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位给弟弟。弟弟后来又传位给了弟弟自己的儿子胤甲。胤甲与孔甲是堂兄弟。按理说夏商时期，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都算正常。但是堂兄弟又拐回去继承，那多少都是伴随着较激烈的权力斗争。孔甲乱夏，应该是一场政变，在夏国内部也激起了很多反对派，他们污名化孔甲，正如污告商鞅谋反的那些贵族的立场一样。因此孔甲乱夏，可能在夏朝就有这类说法。
胤甲死在西河，孔甲作为堂兄弟继位，可能伴随着就是胤甲政策路线的全面失败。因此胤甲作西音，孔甲作东音，孔甲全面推翻堂兄的路线，再次更改基本盘，放弃大半个西土，回迁中原，加强集权，构建广域王权国家。诸夏从邦国联盟，向核心区广域化管理，大大推进了一步。但这一次由于孔甲壮士断腕，把西土给扔了，东北方向的先商文化又强势做大，因此也同时具有诸侯畔夏，夏朝衰微的迹象。
但是晚夏的集权，是坐实了广域核心区，相比那种尧舜与早夏的万邦联盟而言，是务实而不务虚。
但商国也逐渐发展成为先进青铜族群。二里头进入三期，也就是进入商代纪年后，很可能成为商都的二里头开始出现龟甲，以及青铜礼器。这个时候不再是青铜兵器，而是青铜礼器。二里头的青铜爵和青铜鼎都是这个时期才开始有的。商朝人的青铜崇拜大概是骨子里的，也是灭夏的真正成功经验所在。
如果说孔甲只是靠集权，加强了军事与政治动员力，替夏朝续命了70年。这是用强化政治制度的规模优势来前进来弥补冶炼技术相对迟滞的缺点。那么到了夏桀时，下七垣文化先商的青铜技术发展更快，夏桀应该已经彻底hold不住了。商汤灭夏，中原才开始从技术上被青铜武装起来。这一波，齐家文化开始倒霉了。和夏朝前后脚，齐家文化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商朝建立之初，关中的老牛坡遗址取代了太平遗址，成为了中心性聚邑。但在老牛坡十公里之外的杜陵附近，曾经有一个亳亭，也曾经有过春秋时期的亳王，并且都邑叫做汤杜。《史记三家注》称其为商汤之后。这附近曾经活跃过一支殷人后裔的小国。
现在考古发现，在商朝的二里冈下层一期甚至更早一些，西安老牛坡遗址就已经转型商文化系统，但是却不是商文化的地方类型，而是早商的都城亳都，郑州二里冈文化在关中的一片飞地。要知道，二里冈作为商都文化，与关中之间四百多公里，至少还隔着庞大的东下冯类型，这里却出现一个商都文化的遥远飞地。
这说明，商汤或者商朝建立后早期的某位商王，可能确实在商朝西征时亲临关中，并扫除了老牛坡掀起晚夏西部变局的这个势力。然后商王把自己的王族子弟分封于老牛坡，成为老牛坡的新主人。老牛坡就成了商王朝的在西土的直营店。
也就是说，商朝早期有过西征，在齐家文化势力衰落后重新控制了关中中部，将西土范围扩张至早夏时期水平。之后还伸到了岐山。但是早夏控制西土是用邦国联盟的松散形式，而商朝控制西土除了方国同盟，还有自己的方国据点。老牛坡这家早商直营店，虽然到了晚商时期，逐渐转型为亲戚加盟店，但一直是商朝坚实的西土据点。一直到殷墟四期晚段才被先周势力灭亡。这个老牛坡，刘士莪与李学勤等学者认为很可能就是被周文王所灭的商代崇国。而老牛坡在夏代后期取代的太平遗址，很可能是夏代崇国，是夏王朝的同祖同姓之国。它们可能都是夏商宗亲，控制西土的同盟与据点。如皇甫谧所言“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商朝到底继承了夏朝什么？
前面讲的出土竹简《厚父》其实是商王向厚父询问夏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对话。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断句应该是，孔甲就是先哲王，是一位锐意改革的英明之君。如果是这样，那么可能周朝人对孔甲的评价是贬低，而商朝人对孔甲的评价是称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状态？
对核心区，商朝继承了晚夏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三四期与二里冈时期，商王朝的都城也在洛阳东部到郑州西部之间移动，可以说是完全继承了夏朝核心区这个基本盘。这个核心区，所谓广域王权国家的开创，就是源自孔甲。即使为了继承晚夏这个广域国家的治理形态，商朝能不卖力称颂他吗？因为晚夏的集权改革，很可能是超前于同时代的。商朝只有肯定夏的治理模式，才能继续代替夏成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而不是又被分散成邦国联盟状态，只当个大号首席。
对外围，商朝还需要早夏那个邦国联盟，来为自己四土插入据点，强化对四土控制做背书。把夏的共主地位抬出来，控制小国也才更有利。我认为商朝就是为了全盘继承夏朝的那套俱乐部体系以及诸夏贸易长期形成的生产链与供应链体系，才会继承二里头，而不是摧毁这个体系的中间枢纽。
但是周人对孔甲的态度不一样。孔甲放弃的是哪里？是西土。如果肯定孔甲的作为，西土出身的周人还算诸夏吗？因此，孔甲强化了中土的治理关系，却放弃了西土的同盟势力范围，造成了接盘中土的商与出身西土的周，对孔甲的评价产生了分化。
早期那个夏朝，很可能还是石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的朝代，那个朝代到处都是邦国，夏朝只是最强的邦国，是联盟的盟主。本质上与尧舜并无不同。仅《竹书纪年》上有记载的夏代都城，就有十几个之多。《史记》也认为夏朝频繁更换都城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都说商朝迁都频繁，但商朝都城其实比夏朝稳定，早商只有二里头与西亳双都，后来迁到郑州南亳稳定下来，在白家庄期后进入九世之乱才的百余年才开始频繁迁都，最终定在安阳殷都直到灭亡。商朝是中衰期才频繁迁都，而夏朝是从大禹和夏启就在频繁迁都。这些本身就反映着早期夏朝很可能是城邦立国。虽然家天下的血统制度建立起来，统一称夏后氏，但动不动就要挪窝换地换国。
而晚夏开始搞广域国家，通过集权取得一定的动员优势，夏朝才开始有广域王权国家的影子。夏朝本身是个水利技术立国的王朝。搞水利，技术是其次，动员能力才是前提。夏朝可能本身就着重于制度思考，有经验主义的路径依赖，最后没能在技术上实现逆转。继承了广域王权国家的商朝，已经是青铜王朝了，这时候商朝在核心区能够有效统治，在外围依然有众多方国作为加盟店拱卫，这是一个凭借军事与青铜生产技术优势立国的王朝，所以到了各国青铜技术快被普及和拉平时，商朝就剩下任性。
商朝接过夏的广域王权地盘和体统，自然会着重流传夏的信息，而不是其他夏的同时期强国。周人继承了商的基本盘，又在故夏的中原设立东都，也溯源自己的祖先属于与夏的关系，自称有夏的继承者，那么匮乏的史料无疑会按照这条继承线去回溯历史，周商夏虞唐就被串起来。后世更是沿着这条法统轨迹延续到近代。尽管那时文字传播，储存与普及技术都很落后，流传的夏可能出现了一定偏差。所以龙山与二里头两个时代考古尽管发现众多夏同期的其他考古文化，而且可能也很强大。但史书本身就是幸存者游戏，由每轮最终胜利者书写，那些国家但可能不是被夏所灭亡，但最终终究是被淘汰或融入主干族群了，而且没有法统可让商周继承，成了与传世史料平行的过客。因此，这是条法统线，即使史料中的早夏只是一个区域霸权的大号邦国，也只有这个国家和盟朝的故事会流传下来。从这个角度说，商周认夏是朝它就是，哪怕它只是较小的盟朝。我们拿着后人理解的王朝概念去要求夏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本身就犯了以今度古的毛病。为什么夏就不能是单独的一种朝代形式？既然文献里的“朝”是从夏沿传而来，后世的商周当然可以几次更改“朝”形式，但怎么能用后来的形式，在没有显著证据证明文献造假的情况下，认为夏不是一朝呢？这就像，我们爷爷姓李，后来孙子跟妈姓改姓刘，就认为爷爷和自己不一个姓，不是亲爷爷...
实际上如果早夏是城邦立国，只是大号的诸夏朋友圈盟主，那么夏朝的战争，不是一两个国家之间，而是组团的世界大战。
在太康失去夏国后，东方妘姓集团占据了伊洛这个居中的枢纽之地。前面提到，龙山早期，山东也是出土早期铜器最多的地区之一，区域实力强悍。以夏后氏为代表的诸夏集团，与后羿、寒浞为代表的东方集团的斗争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整个黄河中下游经历了一次社会大崩溃，史前各大考古文化区数千年的积累，近乎于消耗殆尽。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总数量十不存一，总面积也锐减到只剩两成。“太康失国”四个字的背后，是人口的凋敝，文明的倒退，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灭绝。山西与山东作为龙山时代两大文化高地，都曾有众多积累数百年的数百万平米的超大型聚落，却在二里头时代，凋零到最大聚落也不过十几二十万平米之小，整个黄河中下游能超过百万平米的遗址也是凤毛麟角。中国考古遗址从龙山时代的满天星斗，到二里头时代形成了月朗星稀的格局，并非自然演变，是血腥的杀戮造成的。早夏这次中东部混战的结局，是整个黄河下游的大崩溃，是中原与山东两大板块的两败俱伤。
到了胤甲时期，西部再出变故，齐家这又一个青铜大族已经实质性东进灭亡西土诸夏屏藩，夏朝如果没有一次实质性的政治结构改革，中土再次崩溃，恐怕诸夏区域不一定会继续延续王朝体统，而是在政治上分散瓦解。孔甲的集权改革虽然面临诸夏贵族的压力，但内部也有这个恐慌形势倒逼的背景和动力，肯定也有支持派。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燕国昭王改革，无不是在内忧外患之下，尤其是巨大的地缘压力与亡国隐患之下，内部至少有一股改革支撑力量才可以启动。如果说石器时代的生产力，小国寡民的邦国社会作为管理单元，范围刚刚好，那么到了青铜时代，金属出现极大提升了生产力，继而带动了交通技术，传媒技术，军事技术等一起进阶，比如传媒上说铜器上的金文可以留存更久，铜刀去切割龟甲的效率也更高，铜器制作的交通工具耐久度和承重力更强，铜制兵器又可以对骨制、石质兵器产生碾压性的穿透力和杀伤力...那么随着制铜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在这种已经出现了不同族群间明显代差的情况下，青铜大变局的考验就来临了。这与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通过殖民主义实现帝国化扩张的逻辑是一样的。在这个阶段，通过技术优势对外掠取生存资源的现象是一定会大量发生。于是城邦社会与青铜时代的不兼容就会发生，大量的战争内耗，零和博弈，囚徒困境，出现在这片大堤上...这个时候，要么走技术路线，青铜技术实现领先，靠“质”碾压其他族群。要么走制度路线，突破邦国管理瓶颈，推动广域高动员力国家形成，通过规模效应，靠“量”碾压其他族群。石器时代对应邦国社会，青铜时代对应王国社会，所以想要屹立不倒，要么用青铜突破石器，要么用王国突破邦国。
夏朝的选择是软件上的制度进化，商国的选择是硬件上的技术进化，商灭夏，又继承夏，同时融合了两种优势，形成了更强的优势，中原的核心地位在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型的时代变局后得到了巩固，王朝的朝贡体制也才能得到延续。直到华夏大地已经青铜礼器遍地的商周之际，周人才从农业技术与理念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取代了停滞的殷商。
考古上看，二里头时代的洛阳盆地聚落总数量相比此前增长了两成，聚落总面积增长了八成，这数据背后是明显需要大规模外来移民才能实现的人口规模的激增。二里头的兴建时间距离第一次太康失国的大动乱已经很远，那么这次大移民，有可能是从西边补进人口，接纳了齐家文化东进后流亡的西土客省庄文化土著人口。符合文献给出的胤甲西迁作西音，孔甲又东迁作东音的迁移轨迹。如《汉书》记载西安蓝田县有昆吾亭，可能为上古昆吾国所在。《竹书纪年》记载，正是胤甲西迁时，昆吾国迁到了关东的许。这是一个人口迁徙的印证。
从这以后，二里头就是一骑绝尘的存在。按照龙山时代的聚落规模，疑似夏国的一些遗址甚至不如周边文化区的中心都邑规模大。但到了晚夏，二里头遗址作为第一名，规模已经拉开到第二名的数倍乃至十几倍之大，辐射面积也远非可比早先的龙山时代邦国可比。这个明显的集权化现象，恰恰是夏朝乃至整个夏商的分水岭。
夏朝之所以只有晚夏可以在考古上更容易被辨识出来，可能就是因为，早夏仅仅是石器时代的城邦国家形态。非要用二里头的标准去找早夏，恐怕很难。
打个比喻说，早夏是一堆点，只有点大点小。到了晚夏，中间最大的那个点才开始形成一个较小的面。到了商朝，把这个面继承并扩大，再外围继续撒更多的点。到周朝，开始形成一个大面和众多小面，面与面之间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点。战国时期，小点小面都被兼并，形成了几个较为均势的大面。到秦朝，所有的面都融合成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面。单一制国家的中国，正式形成了。后世就是把这个面不断扩大。
《经略长安·史前-夏朝篇》更完很久了，《商朝篇》的稿早就出来了，视频却只推了十分钟...最近做视频的时间基本被其他事情挤占，所以没法更新，让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们失望了。这个视频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但更新时间是没准点的。我做这个系列的视频，或者说以后我还会推出其他历史地理或地缘政治类的视频，尽量会把版权瑕疵压在一成以内，也就是尽量不用到影视剪辑和版权素材。包括视频中除了片尾推荐的音乐，都是免版权的配乐。这种做法其实效率很低，比一般的影视剪辑效率低很多。因为我相让观众看图去理解其中细致的地缘演变，这样的信息量是更大的。不过时间上，我真的无法像二十来岁的up主那样完全自主，甚至是根本就没个准，还请大家谅解。我的硬性计划里，上半年文字性的整理目标比较多，所以可能会长期断更。或者磨磨唧唧某天突然只更新一期。我做这个系列呢，是抱着长期打算的，两年内能更完就算是圆满了。现在视频只出了史前和夏朝，文字现在也只有商朝。但上半年，我争取会把第一版全部文字，从史前夏商，一直到当代，全部定稿。也就是说要先写成《经略长安》这本“书”，再从下半年全力投入视频的更新。因为对我而言，视频创作和文字创作，完全是用两颗“脑”，总是断断续续，很影响创作连续性灵感...所以视频并非不更，但要放一放。如果是真的喜欢我的视频和内容，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与耐心。最近呢，我会多找机会用文字更新一些我的粗浅理解，欢迎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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