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經驗主義」？何謂「理性主義」？】

（培根與笛卡爾為何受重視？）（科學革命與知識論的提出）

（節錄自台灣大學王世宗教授《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第五章〈科學革命： 近代宇宙觀與世界觀的形成〉）

　　培根的歸納法是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求知立場 ，它強調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乃是感官經驗（sense experience）。其法是大量蒐集有關某一現象的具體事實訊息（collection of facts），然後據此資料分析歸納，建立通論或法則。培根極恨時人對既有知識體系的滿足，自以為所有的真理真相皆已被發現，所以他致力於新知識觀的建立與新知識的追求。培根代表作《知識的進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與《新論理學》（New Organon, 1620）清楚區別純科學與應用科學二面，其問學方法緊密地結合理論與實用但著重後者（強調實作在理論建構之前） ，欲以此取代亞理斯多德以來的科學觀。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6）的科學成就可說是這個方法的代表作。他說：「假如我看得比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不只是一種道德觀念（謙虛）的陳述，在方法論上它表達的是一個經驗論的立場（「站在巨人肩膀上」），而非笛卡兒式的理性演繹法。一六六○年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成立，其宗旨之一即在推廣培根的科學方法（即所謂Baconianism） ；經驗主義伴隨著十七世紀以後應用科學與科學實驗風氣的興起而流行，並成為英國哲學傳統的主流。然而實際上培根的歸納法從未成為一個單一有效的科學方法，即使牛頓也非只是依此進行研究 ，十八世紀之後它更不為多數學者所奉行不疑 ，這自與科學研究的深入與複雜化有關，也與實驗工作的繁複與設計的困難有關 。但經驗主義的傳統在此後經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米爾（J. S. Mill, 1806-73）、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等人的闡揚，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潮乃至人生觀。培根反對先驗的推理（a priori reasoning），這與走向超越事物表面觀察的科學研究自難相容，歸納法的可行性早為學者所質疑。當科學研究變得複雜深入，而其對象漸漸提升至難以甚至不可觀察的事物與事理時，笛卡兒的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乃展現其必要性 ，它可說為現代的科學建立了哲學的基礎。笛卡兒的方法（即所謂Cartesianism）是一種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知識論表現 ，與培根的經驗主義不同，他採取一種心物二元論的觀點，主張知識由先驗的理性法則推演而得，不必仰賴感官經驗歸納所得；學者應對其探討的問題先持全面性的懷疑（universal doubt），然後從萬事萬物的自然本性去思索真理，因為道理先於（優於）事物而存在。對笛卡兒而言，科學知識是一種「發現」而不是「發明」；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與存在主義者的口號「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簡直是相反的命題。笛卡兒的代表作是《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 1637），其演繹法是一個數理式的假設與推論過程（笛卡兒是一個數學家），它提供了現代科學研究中建立範型（paradigm）的方法論。伴隨著宇宙本質與物質原理的形上探討層次之到達，十九世紀以後這個假設推論的方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已成為科學研究中的主流。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855）相對論下的宇宙觀，正是演繹法「一葉知秋」的成果，它取代了牛頓的實證論宇宙觀，直探事物本源。正因人的經驗與觀察實不足以掌握這個浩瀚而深奧的世界，理解與推論乃成為唯一可行（但非完美）的探索方法。前章已指出，愛因斯坦說：「沒有宗教（信仰）的科學是蹩腳的，沒有科學的宗教（信仰）是盲目的。」又說：「有關宇宙問題最荒唐的觀念，就是認為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這正說明以實證經驗探究物理世界所不能解脫的侷限與困境；這也顯示理性演繹法較經驗歸納法後起乃是自然之事，因前者（的流行）較後者在文明發展史上更具有現代性的意義。科學發展至此似乎又回到古希臘科學哲學不分的狀況，然事實上這是科學研究超越物質表相探討的境界，而非科學知識尚處於蒙昧無知的階段。此外，不論歸納法、演繹法，其實都強調理論與應用的配合性 ，並不虛言空談，這已破除了中古經院學風重論理而輕務實的知識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