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成了他的三三,他是她的二哥
我觉得,到头来张兆和应该也是不爱沈从文的。 突然很喜欢惊鸿一瞥这个词。一见钟情太肤浅,日久生情太苍白。别人都在眉来眼去,而我只是看了你一眼。一眼,便是万年。便是覆水难收。 人人皆知他在追她,人人皆知他爱得疯狂。整整三年,他的痴情已把她逼得无路可退。他顽固地爱她,而她顽固地不爱他,有错吗?当然没有。只是,倘若他得不到她的爱,就会萎谢甚至死亡,而他又是一位那么有才华的作家。 人们便会不满了:你施予那一点点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为什么不做做善事呢? “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有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 三小姐扛不住了。女人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多半出现在谈婚论嫁之时。 才女万般好,最大的劣势是不知柴米油盐的难处,而才子最大的优势是不怕失败,愈挫愈勇。 结婚后,两个成长背景完全不同,爱情只是建立在虚空的情书基础上的人,矛盾日益突出。她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好面子,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给朋友钱花,结果弄得自家生活拮据。 她也不明白他花那么多钱买些古董瓷器回来,究竟有什么用。 她甚至会在书信中很严厉地写道:“你瞧你,每次这个字都写错,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爱没办法勉强,旁人看来沈从文无过,张兆和也无错。只是,他与她之间,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 人们总以为女人喜欢无休止地改造与训斥一个男人,却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对于女人本身,更是一场剧烈的摧残。所谓平等才有幸福。如果结婚后,双方却整天满腹愁怨。这样的爱,是会让人火冒三丈的,尤其对于有志气又聪明的女人来说,更甚。 因为在一起矛盾太多,她曾经多次故意制造机会与他分开。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人同住北京,却分居两室,沈从文每天只吃了饭便走。在一起时,彼此不容,一旦分离,双方通起信来又是情意绵绵。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是爱我写信。” 那些信,后来收入《从文家书》,这是本观者欲流泪的书信集,只是,华美的文字往往盛开于不堪的生活,空虚的情感催生丰厚的华章。 张兆和晚年已不识沈从文。尽管沈老师离开她不过三五年光阴,当有人拿着他的照片给她看时,她说,认识,但想不起来是谁了,或许在潜意识里她想将他遗忘。 她曾经粉丝无数,志向远大,最终被一个自己并不看好的男人征服,过起日子来,才切切实实地发现自己依然顽固地不爱他。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沈老师又可曾理解张家三小姐?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辈子,不一定就是幸福,以白头偕老来衡量伉俪情深实在过于片面。 一个女人,无论多么家世显赫,才高八斗,都无法抵抗男人经年累月的追求,而那些有恒心有毅力的追求者,恰恰是女人人生路上的地雷。 “我本来不喜欢他,可是,他追得太厉害了,他那么爱我……” 恒心与毅力往往被我们误解为真爱,其实那不过是因为他性格中具备了偏执与不服输的特质。 所谓日久生情,追根到底,不过是死缠烂打。 张兆和与沈从文,始终是他爱她多一些,而她却并未因此感到幸福。 反观杨绛与钱钟书,他感激她的付出,而她,感激他让自己愿意付出。平等与否,造就才女张兆和与杨绛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可感情,从来无所谓对错,也没有值不值得。从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历经了近四年,其间到底写了多少情书,怕是张兆和自己都不记得了。只是从幸存的书信里,管中窥豹那些热烈浓厚的文字,怎样一番地叫人脸红心跳、心旌摇荡。 看过那样多的情话,最动人的一段始终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一年她十八岁,正是个单纯活泼的女孩子。虽然皮肤黝黑,却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 她身上有一种属于大家闺秀的睿智的宁静,又有一种极有朝气的健康活力, 她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这样的女孩身后自然有众多的追求者,她不停地收到情书,看完了也不回应。 她给那些追求者做了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当沈从文被她俘获,也加入到了追求者的大军中去的时候,他大约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了。 这个没钱又没学历的“乡下人”,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只能算作“癞蛤蟆第十三号”。 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还写道:“三三,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美丽。” 在信中,沈从文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他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一个男子爱一个少女到这种程度,有时都叫人忍不住怀疑,他究竟是爱那个叫“三三”的姑娘,还是爱着他自己心中构建出的“女神”幻影。 才子的爱情向来都如疾风骤雨,他拼命地写着情书,她却是只字不回。他迷恋但又自卑,他在她面前放弃了自我、抛却尊严,捧着一颗卑微的心,一心匍匐在她的脚下,哪怕是亲吻她的双脚都觉得是亵渎。他苦苦地、哀怨地等待着她的一丝眷顾,却始终一无所得。 可沈从文到底不是胡兰成。他真的又像个孩子一样,全然没有任何的心眼或手段。 这一份纤弱卑微的爱,如同张爱玲说过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或许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才华如张爱玲,也会在爱情中低入尘埃里。甘之如饴。 可,爱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样谨小慎微,一面奢望一面彷徨。 他魂不守舍、牵肠挂肚,她却不胜其烦、冷漠以对。 他去她的室友那里打探消息,哭诉自己的苦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得连室友都看不过眼了。 虽然如此被拒绝、如此被劝说,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却丝毫没减少。他的居所在变,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青岛,给她写信却始终没变。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沈从文变了。当他用温暖深情的方式诉说着他的爱意,平淡的文字,娓娓而谈的字里行间,有一种“舍你其谁”的坚韧。 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称尽管很多人都愿意做君王的奴隶,而他却只愿意做张兆和一人的奴隶。 这些书信,一方面是表达相思,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沈从文写作技艺突飞猛进的阶段,写信大概也是他的创作需要。 193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约莫10点,太阳照在苏州九如巷的半边街道上。石库门漆黑大门外,来了一个文文绉绉、秀秀气气、身穿灰色长衫的青年人,脸上戴一副近视眼镜。他告诉门房,自己姓沈,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 张家门房吉老头说:“三小姐不在家,请您进来等她吧。”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张家做客。 也许是太过紧张,他没敢进门,反而倒退到大门对面的墙角,站在太阳下发愣。 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了,出来迎接的是二姐张允和。 沈从文不知所措,吞吞吐吐说出三个字:“我走吧!”张允和让他留下地址,才知道他住在旅馆。 张兆和中午回来,允和怪道:“明明知道沈从文今天来,你上图书馆,躲他,假装用功!”兆和不服气:“我不是天天去图书馆吗?” 在允和的劝说下,兆和答应去见沈从文,但是得知他住在旅馆,又犯难了。去旅馆,该怎么开口呢? 允和又出主意:“你可以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张兆和终于去了。 1969年,沈从文回忆两人旅馆相见的一幕:“那年我从苏州九如巷闷闷地回到旅馆,一下躺倒在床上,也无心吃中饭。正在纳闷的时候,忽然听到两下轻轻的敲门声。我在苏州没有亲戚和朋友。准是她!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心也跳了起来! 开了门,看见兆和站在门外,双手放在身背后。 我请她进来,她却往后退了一步,涨红了脸,低低地说:‘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 张兆和竟然把二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背了一遍!真有些好笑又好气。 就这样,沈从文进了张家的大门。 那一年,这位大学青年教师在张家玩了一个暑假,主要是给兆和的几个弟弟讲故事。 为了拜访她的家人,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托巴金帮忙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张兆和自然了解礼物的分量,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既不失礼也不逾越,却已经是一种婉转的信号。 张家的姐妹对沈从文都很友善,“五弟寰和还从他每月二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从文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沈从文的感动叫人微微心酸,不过是一瓶汽水,他却是这样受宠若惊,铭刻于心。 也许,就像钱锺书的那篇有名的《猫》中影射的,“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沈从文心里是有些自卑的。然而,“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却是事实,并非他的敏感所致。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清华外文系出身的查良铮(即诗人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国学名家刘文典更是公开表示轻蔑,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一起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这还是发生在沈从文成名之后,成名了尚且如此,成名前的处境可想而知。那时,沈从文刚从湘西来到北京,向北京各大杂志和报纸的副刊投稿,当时《晨报副镌》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数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行伍出身的沈从文曾受过“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诸多冷落,可以想象,当他拜访门第高华的张家时,怀着怎样一种忐忑的心情,所以,当他听到兆和不在家的消息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张兆和避而不见,是心里潜藏的自卑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当允和请他进门坐坐的时候,他也连忙推辞,匆匆离开。 他担忧高贵的张家瞧不起他。 好在有了小五的那瓶汽水。那个炎热的夏天,那瓶冰凉透彻的汽水成了他心底最清甜的回忆,因为那意味着他在张家受到了欢迎。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四年的时光如水,“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三三”的心。 此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不在苏州,老实木讷却才华横溢的沈从文得到了张家一群姐姐弟弟的欢心,张允和更是极力想促成这段姻缘。 沈从文离开时托张允和询问张父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开明的张武龄对儿女的婚事并不横加干涉,任其自己做主。 张允和得到答复后给沈从文拍了一个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 一个“允”字,意义双关。 但张兆和怕他不明白,又偷偷拍了一封,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一年的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结婚。她成了他的“三三”,他成了她的“二哥”。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一个是带着野性和奔放的湘西人,一个是烟雨迷蒙楼阁深处走出的大家闺秀。 就连兴趣爱好,两个人也是非常不同,沈从文喜欢野调无腔,她却是自小受过严格昆曲培养,修养极高。 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的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 “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的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合到一切人的行动和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 一个家庭中注定有一个人要付出得多。 可沈从文需要的是,他爱的人,同样像他迷恋别人一样迷恋他,爱他,能懂他的小心思,在他需要感情抚慰时,一杆子就能撑到他心坎儿上,让他的心开出花来,拨开他的苦闷,纵容他的多愁善感,让他痛快、放肆,享受幼小骑单车下坡时突然的“一松手”。 而张兆和嫁给沈从文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去包容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全部情怀,放下了所有能发展自己的途径。 她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就能立刻进入到为人妻子过日子持家的角色。沈从文希望张兆和为人母后还能有所精进,进行翻译工作。 张兆和却无奈地告诉他:“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 这里真的是很心疼三三了,这不是她本该的模样,也终究做了像世俗低头的人。如果当初沈要了张家的嫁妆,也接受张爸的救济,是否生活会完全不一样呢?是否兆和就不会因为劳累过度而倒下,也不会因为生计而变成黄脸婆,亲手让“女神”湮灭呢?可惜,一个“若”字,最是有苦难言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她照顾孩子,精打细算、理顺生计已是不易,还要应对他时常的大手大脚、仗义疏财。 对着一个浪漫主义者,谈论柴米油盐生计艰难,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体会也不愿意去体会的。 说张兆和不曾理解沈从文,沈从文又何尝真正理解过她? 文人的浪漫主义,并不因年龄而改变,也不随岁月流转。所以就显得务实者是那样俗气不堪。这种俗气,是跟他的理想和浪漫相背离的。那种落差很快就会被乘虚而入,继而发酵膨胀。 张爱玲在作品里写男人的善变,“娶了红玫瑰,时间久了,会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娶了白玫瑰,就会变成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因为终日忙于家务,张兆和根本没时间打扮自己,脸上都是忙碌后的疲惫,沈从文觉得妻子变了,不再是他以前认识的美丽大方的那个人。 他嫌弃她手上满是油污,衣服上都是孩子吐的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她为了家庭付出的结果。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他依旧给她写着信,她也依旧回着,这时期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 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却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 面对困窘的生活,面对纷飞的战火,童话也褪了色,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在《飘零书简》里,“三三”走下了神坛,其实她也根本无意做个“女神”,她不过是个寻常女子,拖着两个孩子,独立面对窘迫的生活,她忍不住出言抱怨丈夫。 然而,沈从文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兆和,他心底的自卑又一次本能地腾起,将她的家常抱怨归结为移情别恋,所以他急匆匆地写信告诉兆和,如果她爱上别人,可以自由地走。 他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与其让她来告诉他,她爱上了别人,不如自己抢先一步说了,还能保全一个风度和体面。 他的误解让张兆和感到失望,她回道:“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所以很快,他的灵魂被另一个人吸引了。婚外情的对象叫高青子,一个喜好文艺的女青年,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家庭教师。 沈从文和熊希龄都是凤凰老乡,所以常有走动,因此沈从文和高青子得以相识。这个和他一样充满文艺情怀的女子,恰好是他的崇拜者。她能和他谈论一切对他胃口的话题,也曾按照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穿着打扮,传递给他一种恰到好处又叫人心旌荡漾的信息。 一边是深爱的妻子,却和恼人琐碎的现实生活绑定在一起;一边是叫他身心愉悦的精神共鸣,却注定要伤害深爱的人。 而此时的张兆和刚生完孩子,还躺在病床上。 那些情话音犹在耳、墨迹未干,转眼他就对别人有了不该有的情感。怎样的一种讽刺!张兆和愤而回到了苏州老家。 既然只是精神出轨(还有没有甚者,谁又说得清呢),沈从文完全可以隐瞒,他为何要向张兆和坦白自己对别的女人的爱慕? 可能他认为这种坦白也是一种爱吧,我既然爱你,会把我的心彻彻底底剖开给你看。 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原谅。 落在纸上的,始终都是精神臆造的美好,与现实一个交手,都会统统败下阵来。 他抱怨她只爱他写信,她也抱怨过那个爱干净、生活整齐的沈从文只活在信里;他的信里全是风景、人文情怀,她的心里全是经济开销、人情世故。 但他们在各自的独立里,寻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一切都是婚姻必经的途径。 张兆和说,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里,她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 动荡的年代,他们被时空割裂在两边,只有接到信的那瞬间才是踏实的。 信里有孩子,寄送衣物,收存稿费,怎样节省吃穿用度,过日子的艰难,是否辞退老妈子……在这无边的琐屑里集聚起一点一点的温暖,才是不离不弃的理由、生死相依的枢纽。如同沈从文写的那样:“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度宽泛,无边无岸。” 她并没有因为没有热烈的爱情就放弃婚姻,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经营好它。她也许给不了热烈的爱情,却给了他无限的包容,近乎母亲般的放纵。 像一个放风筝的人,不管风筝飘向哪里,她始终紧紧握住手里的线,让他在想找路的时候有迹可循。 而她也活在他的作品里,那些皮肤黝黑、容貌清丽的女子,都能从张兆和身上寻到蛛丝马迹。 可以说,没有张兆和,就没有《主妇》,没有《边城》,没有《三三》,没有《湘行散记》,没有《从文家书》。 如果没有张兆和,沈从文一个人未必熬得过那最艰难的岁月。在朋友反目、所有的成就被否定时,在饱受冷落乃至被打压排挤之际,沈从文放弃了写作。 他曾因精神压力患上忧郁症,几度企图自杀。恢复以后,他将精力放在了古文物的研究上,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 他内心敏感而脆弱,因为居住条件恶劣,为了研究,沈从文自己搬到清华园去独居。 张兆和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她很快地融入了时代,虽然不理解他对政治的排斥和游离,但仍旧体贴他的艰难和软弱,用更柔软的心去包容劝、慰他。 她的内敛和强大是他后半生的依靠。因为常年废寝忘食地研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几乎丧失了自理能力,全靠张兆和寸步不离地照料。如同照顾他们的孩子一样,她帮他穿衣、擦身、喂饭,帮他按摩活动四肢。 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是她陪伴左右。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5点多钟,他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张兆和扶着他躺下,他脸色发白,不让老伴走开。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 --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不理解。他应该是在最后懂得了的吧。可是这份迟来的道歉,比草都贱。伤害是不会被悔悟抚平的。刺扎进心里,没有及时取出,便深深的长在心里,拿不出也不能拿。时不时还能感受到它的粗糙,那是多久都抚不平的粗砺。既然他始终跟随着自己真实的内心活着,就自然要承受这追求带来的一切反馈。可能只有在强烈的光照下,才能窥见一些缥缈的踪影。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他已经走了,她永远也没法重头来过了。 定居美国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沈先生去了,请写一副挽联,第二天追悼会要用。那天晚上,张充和怎么都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跟沈先生有关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来,研墨,写下四句话: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从文说历史“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 1969年沈从文下放的前夜,他站在早已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 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 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 “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 我说:‘我能看看吗?’ 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 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 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 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这是最难时支撑他活下去的力量。 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啊。 何必在苦苦寻找什么爱或不爱的证据?那些早就融入血液的温暖,才是点点滴滴供养着生命的养分。 正如没有人能束缚月光,一颗流星一定有它来去的方向,爱情使人糊涂,使人鄙陋,千帆过尽,只有细水长流才是爱情真正能走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