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史678

如今，和平乃人心所向。十年对法战争让国家不堪重负。1710年秋，托利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胜出，他们组建了新政府，并准备顺从民意。新议会召开会议，马尔伯勒公爵在上议院自己从前的位置就座，女王在讲话的开始就说道：“朕很高兴，现在告诉你们，尽管那些主战派机关算尽，但无论从天时还是地利来看，如今都该签订全面和平条约了。”这是托利党在对辉格党前代政府发难，但在随后的辩论中，马尔伯勒对出于谋取私人便利或利益而人为延长战争的指控予以否认。这一年的最后一星期，马尔伯勒在宫中露面，斯威夫特在写给好友埃丝特·约翰逊的信中指出，“几乎没人理会他”。 1711年春，马尔伯勒公爵的主要政敌成了时下的英雄，而他自己则成了一次法国间谍暗杀未遂行动的受害者。罗伯特·哈利被人朝胸口刺了两刀，但好在他穿着装饰奢华的马甲，所以并无大碍。大难不死的他愈加得意扬扬。为了庆祝他康复，女王册封他为牛津伯爵兼莫蒂默伯爵，并提拔他成为财务大臣。身居高位之后，他便马不停蹄地进一步迫害自己的对手，就在女王谴责“那些好战之人”的第二天晚上，他已经开始着手起诉马尔伯勒贪污腐败。 1711年初，法英两国开始就人心所向的和平条约具体条款展开秘密商谈。这个和平条约的所谓宗旨便是两国即使牺牲盟友，也要达成私下的互相谅解。只要法英两国缔结条约，就足以迫使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和约中的第二个条款是允许腓力五世继续担任西班牙国王，以换取英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做出某些贸易让步。两国甚至讨论了让“老僭君”在支持国教的条件下返回英格兰，但这将让詹姆士·爱德华成为叛教者，可能性不大，是故这件事只是说说罢了。然而，在英格兰政坛，让斯图亚特家族之人继位可谓事关重大。 1711年11月，乔纳森·斯威夫特发行了他极富煽动性的、影响深远的小册子《同盟行为》，他在书中宣称：“任何有理智之人……都不会想继续战争。”他指责辉格党寡头政客将“某种靠人为操控得来的基金、股票等财富”置于“那些十年前便已经在剥削公众利益之人的手中”，并认为“我们因此上当受骗，成了欧洲的泡沫”。他指责马尔伯勒：“对财富如痴如狂，他身边的好友亦投其所好，任其一心求财。”在文章结尾，他写道：“我们一直在与中饱私囊的行为做斗争。我们一直在与为某个特定家族聚敛财富和荣光做斗争，与让放贷人和股票投机商财运亨通做斗争，与通过牺牲土地所有者利益让党派钻营苟且之事做斗争。”该书罗列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顽疾。次月，马尔伯勒公爵被女王褫夺一切公职。愤怒的民众追着他的马车大喊：“抓贼！”这个布莱尼姆大捷的缔造者，让欧洲摆脱路易魔爪的救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命运之轮转动。“啊，”波埃修斯在《哲学的安慰》中写道，“愚笨的凡人啊。若命运一成不变，便不能称之为命运了。”马尔伯勒和他的妻子不久便逃到了欧洲大陆，希望在那里找到更多长久的盟友。许多辉格党贵族依然支持公爵，支持进一步把仗打下去，但1712年元旦，安妮女王成功地在辉格党成员中安插了十二位新人，以稀释他们的党派团结。如今，上议院与下议院统一了意见。 马尔伯勒公爵夫人萨拉已经失宠。作为一个热心而好争辩的辉格党人，她最终激怒了女王，导致自己被疏远。取代她成为女王密友的是阿比盖尔·马沙姆，她成了“女王的司库”。马沙姆还是罗伯特·哈利的表亲，人们认为多亏有她，命途多舛、大难不死的哈利才得以保全。此外，还有谣言称马沙姆和女王过于亲密，甚至还有一首名为《夜间不可告人之事》的民谣，唱的就是这位老君主和仆人之间的故事。身患痛风病，体质并不好的女王不见得有能力追求肉体的欢愉，但她或许需要熟悉的女性陪伴以抵御男权世界的顽疾。因此，从表面上看，更为极端的性爱传闻似乎毫无凭据，但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散布这类谣言，作为自己失宠的报复。1712年1月，英法和谈最终于乌得勒支开幕，和谈的内容大都已经通过秘密谈判达成一致。1713年春，两国最终签署和约。显然，大不列颠王国至此已成为一个能够与法国相抗衡的世界强国，此外，拥有地中海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基地的英国海军，实力雄霸一方。占领纽芬兰和哈德逊湾的英国人，牢牢地控制着北美。英国还获得了一项额外的好处，即取得了贩卖奴隶特权，该条约允许英国船只将非洲奴隶运送到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海上霸权影响深远，在乌得勒支签署的和约让法英两国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相安无事。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和谈过程中，战争一直在继续，奥蒙德公爵被派去接替马尔伯勒指挥英军。但派他去的意图并非让他用鲁莽的军事行动来破坏安静的外交成果。他接到了一项“限制令”，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战斗或攻城行动。全线都必须相安无事。英格兰的盟友们很快就发现昔日并肩作战的友军摇身一变，成了非战斗人员，他们满腹狐疑、怒不可遏。这些盟军着实被英格兰人抛弃在了战场上。 与其他盟国君主和指挥官一样，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觉得自己被渴求和平的英国托利党政府背叛了。他的利益被暗中出卖了。很明显，只要英格兰觉得不再需要对方，便会抛弃所谓朋友。因此，便诞生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说法。然而，对于托利党人来说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即汉诺威家族的继承人乔治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英格兰国王。哈利等人如何才能在他的怒火下自保呢？ 因此，在女王统治的最后一年，党派忠诚度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托利党一起投票赞成和平就等于自绝于下一任国王。与辉格党一起投票赞成战争就是置沸腾的民意于不顾。“老僭君”的问题使英国的政局更添一份不稳。人们普遍猜测，女王站在汉诺威王朝后人的角度会暗中青睐同父异母的兄弟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对于一些大臣来说，或许真的是这样，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她怀带这样的愿望。她是个狂热的新教徒，从良心上无法忍受让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回国。詹姆士很快便公开拒绝放弃旧信仰，因此他继承安妮王位的可能性也变得愈加渺茫。 一些大臣和议员仍然在做两手打算，一面向斯图亚特宫廷表忠心，一面继续与汉诺威王朝打交道。如今被迫流亡欧洲的马尔伯勒公爵正在布鲁日、根特等地积极组建忠于自己的军队，一旦汉诺威王朝受到威胁，他将为其而战，但与此同时，他也仍与“老僭君”保持联系。这种系于两个大人物之间的令人眩晕的模棱两可态度，是英国国民对于两个王位继承人矛盾感情的极端表现形式。 在种种苦难和争议的缠绕中，实难找到平衡。据说，女王驾崩后，詹姆士和乔治谁先回到英格兰，谁就会继承王位。但这种说法实乃无稽之谈。继位问题已成为充满怀疑、谣言、阴谋的毒泉。丹尼尔·笛福在1713年的小册子《反对汉诺威家族继承的原因》中写道：“卑鄙可怜之人先是学会呼喊‘拥护高教会；打倒荷兰国王；打倒汉诺威！’待他们占了上风，听闻对手辉格党人叫嚣着‘反对与法国议和，反对老僭君，反对教宗党！’便会成为下一个暴徒。”第二年春，理查德·斯蒂尔写道：“根据事态，怕是只有上帝才能阻止内战在几年内爆发吧。”以上便是深谙世事之人的悲观预言。安妮的时代并不稳定。 托利党内部各自为政。有人甚至跨越英吉利海峡，去做了僭君的臣子，另一些人则保持缄默，用当时的一句话来形容便是：“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另一边，有人较为温和现实，静候汉诺威国王的到来，另一些人则积极投身于汉诺威王朝的大业。他们被称为“想入非非者”。辉格党也处于混乱、犹豫、惊慌的状态。一些辉格党人见“老僭君”及其盟友似乎已经组建起军事联盟，担心他们会发动战争。但这些军队很可能只是由于恐惧和谣言而聚集到一起的纸老虎。 随着女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困惑和焦虑自然愈演愈烈。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女王曾说过自己“每每痛风之后，便有疟疾的症状”，这句话可能暗藏深意，也可能只是随口一说。然而她岌岌可危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对身边狂热的臣子们造成影响，用她的话来说便是“毫不顾及她的健康、生命，以及和平”。对于这些臣子来说，比起等待一个老妇人，国家的未来才是重中之重。女王生命垂危，而在她的病榻前，臣子们争吵不断，鼓吹战争的声音在朝中不断回荡。 对于重病的女王来说，这一切超过了她所能承受的限度。女王开始发烧、神志不清。大法官哈科特勋爵向她低声说出了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名字。该公爵最近在法国和爱尔兰任职，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将自己归为全然的辉格党或托利党拥趸。财务大臣的白色权杖必须交付给放心的人把持。这是她最后一次任命大臣。第二天早上，女王驾崩，御医记录道：“女王突然驾崩，是由于痛风的体液”从双脚双膝“转移”到了神经和大脑。上涌的体液夺去了君王的性命。 7 涂鸦社于1714年私下创作了一部作品——《马丁纳斯·斯克里布勒诺斯的非凡生活、作品及发现回忆录》（以下简称为《回忆录》）。该社团本身就是个文学、艺术、哲学的大杂烩，在18世纪初鼎鼎有名。它由两个同好俱乐部或群体组成。其中一个是托利党俱乐部，成员包括斯威夫特和博林布鲁克。另一个则有较多轻浮的年轻人，成员包括蒲柏和盖伊。这些人以兄弟会的名义聚到了一起，并于1711年开始聚会。他们的主要对手是辉格党作家，如到处散发《旁观者》的艾迪生和斯蒂尔。 1713年秋，在蒲柏的协助下，“兄弟会”摇身一变，改组为涂鸦社，蒲柏提出每个月撰写一篇针砭时弊的讽刺作品。他们每逢周六便会到圣詹姆斯宫中约翰·阿巴斯诺特的房间聚会。阿巴斯诺特是安妮女王的私人医师，同时也是位作家。在涂鸦社中，他是名声最小的一个。他出生于苏格兰东北部，但在二十岁时移居伦敦，当时他的处女作出版上市。那本书名为《机会法则》，迎合了当时民众对于赌博的兴趣，包含西洋双陆棋、骰子、彩票等内容。毕竟，当时的著名政客们，都是赌徒。阿巴斯诺特（或在同僚的帮助下）领悟了一种讽刺文章的写法，这使其成了涂鸦社不可多得的成员。斯威夫特说，涂鸦社体现了“天才之间的友谊”，对于这一赞美，蒲柏回应称涂鸦社汇聚了“当代最杰出的才子”。在1714年初夏，蒲柏在给斯威夫特的信中写道：“阿巴斯诺特博士自命不凡，但在他看来，您所致力之事，乃从容不迫地为涂鸦社注入生命并不断开拓……为您的伟业贡献一己之力乃我之夙愿，顺带一提，我正打算翻译荷马的著作。”几年后，斯威夫特本人表示：“我尽力促成天才之间的友谊，并欣见其成。当代之人杰，不过三四人，若能团结一心，定会推动世界前进。”罗伯特·哈利是1711年以来首位就任财务大臣、女王首席大臣的涂鸦社成员，他的存在让涂鸦社的地位愈加显著。 《回忆录》最初的定位是发表在蒲柏编纂的讽刺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然而，该文最终独立成篇，成了一部描述愚蠢而轻信的书呆子的传记。该文经过多次修订，内容不断扩充，于1741年定稿出版，收录于蒲柏散文集第二卷。 有意回避论战与严肃讨论的时代，“讽刺”成了对公共事件最有力的回应方式。对生活斤斤计较，非君子之行。这同时也是个常识问题，《牛津英语词典》在1726年的文本中首次提到了该词，并将它定义为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但是，这种常识必须与节制相结合，或者，用蒲柏在《论批判》（1711）中所说的那样，“并非愚蠢假设，亦非盲目正确”。“亲和力”也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但有其局限性。平衡才是关键所在。在当时的运动中，皇家学会的论文和《旁观者》的文章都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文字都反映了人们在尝试以简单而平实、朴素而实用的方式追求真理。皇家学会的历史学家威廉·斯普拉特将科学文章描述为“一种细致、赤忱、自然的说话方式，正面表达，道理清晰，自然而易懂，尽可能使一切和数学一样平实”。文人、诗人、剧作家以及散文家都想最大限度地运用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当时的评论家科利·西伯说，约翰·范布鲁格的戏剧看起来“不过就是把日常对话写到纸上罢了”。 原先充满思辨与激情的修辞，如今被事实和观点的论述所取代。讽刺取代了教条，尽管绝不能说神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在当时的公众读物中已经开始强调“个性”和“观察”。这有助于让新闻撰稿人和小册子作家的文章重获新生。在当时，文章便是真正的布道，《旁观者》在一篇戏剧性突显的文章中指出：“伦敦有机会在正派、荣耀、教养的规则范围内，通过支持激情、悲伤、愤慨甚至绝望的象征，来维持自身的正义。” 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体（随后被称为“阅读大众”），紧紧抓着富有时代性和时效性的内容，他们对于上流社会事务和利益的兴趣非同寻常，甚至可谓前所未有。读者的这一兴趣正是孕育出各类小说的温床，而斯威夫特和笛福两个记者，便是当时最为杰出的小说家。这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以康格里夫、范布鲁格、约翰·盖伊为代表的对话戏剧（而非修辞戏剧）的兴起。 因此，不论有意无意，若我们想聆听安妮女王时代的声音，或许应从当时的文学中找起。当时文学语言的基调博学而戏谑，发人深省而嬉笑滑稽，藏锋敛锐，目的其实在于削减字词间流露的自负。这代表着对不论光荣与否的革命，对眼看没个尽头且毫无收获的战争，对如今被认为过时且不必要的政治、宗教仇恨等秉持的反对态度。 只要有愚人、有伪君子，便有讽刺作品，但在经历了17世纪激烈的争论和下定义之后，讽刺文的主题借由反讽和俯就得以扩大。尽管这种文体无法在辩论中驳倒对手，但足以奚落对方。蒲柏和斯威夫特是运用尖锐讽刺的个中好手。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脾性。涂鸦社的所有成员都构建了多个讽刺形象。 蒲柏自身就有不少可讥讽之处。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被禁止在大学或政府部门任职；他的脊柱患有结核，因而身材矮小，常驼着背。他曾抱怨：“久病，吾命。”他写的多数是英雄双韵体诗歌，这些诗歌先是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随之成了那个时代的表达方式。他的双韵体诗歌工整而造作，而当时不论何处，工整造作都是有教养的标志。 然而，就蒲柏的例子来看，精巧工致的双韵体诗歌并没有阻碍雄辩与真情的流露。18世纪初的前几十年被描绘成克制的年代，而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拥有热烈的感受与激情。吐露真心成了不合时宜的举动。一切都通过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来达成。如较早的教科书所称，这一时代确实是“理性的时代”，而正是理性，才使得人们激情四溢地去分析。还有什么追求能及得上凭借理性让自己脱离方才过去的黑暗呢？ 《回忆录》最初便是一项多人协作的工程。用蒲柏的话来说，“以一个广泛涉猎艺术科学，同时样样精通的人物之视角，来讥讽学界的一切错误品味”。因此，这本小书成了攻击时尚品味的武器，同时也成了当时智慧的传播者，书的精神可以用斯威夫特的墓志铭来形容“Saeva Indignatio”，即蛮愤。涂鸦社员（如果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尤其如此，这群人坚决反对那个时代的科学——所谓“机械论哲学”或“微粒哲学”，该哲学把一切都简化为物质。他们厌恶实验主义者的技术语言，并斥之为谬论，同时厌恶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精神成分的观点。 除此之外，他们攻击的对象还有很多。当时思想界的一大争论在“古代人”与“现代人”，即崇尚古典文化的人和遵循新的科学和实验哲学的人之间展开。《回忆录》对这两个学派（或派别）的人都做了讽刺，讥讽他们故步自封、胡乱揣测。这本书讥笑了那些利用相对新近出现的社会自由，在咖啡馆、俱乐部、书卷堆里的那些夸夸其谈之人。每个人似乎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马丁·斯克里布勒诺斯生于七面钟附近，他出生的社区以占星家和医生而闻名，由于当时医疗护理水平低下，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去那里求医问卜。这反映了18世纪轻信和迷信大行其道，而这种倾向的引领者便是那些信奉书本而无视经验的人。马丁的父亲科尔内留斯·斯克里布勒诺斯曾翻阅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以寻找最佳的受孕时刻。 安妮女王统治时期，人们在“圣詹姆斯宫外”第一次看到马丁，“尽管之后的生活过得更好了，但这件事依然是每个英国人都不能忘怀的”。后来，有人在“在圣詹姆斯宫舞蹈厅旁的广场上”瞥见过他，他在附近拥有一间“四段楼梯上的小房间”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或许甚至会和阿巴斯诺特在圣詹姆斯宫中的寓所类似。 然而，对于提供过多低质量细节以吸引读者眼球的做法，作者十分慎重，因为“我敢向读者保证，不论何时，只要他认为某一章节很乏味，下一章的文风一定会改变”。在之后的篇章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论调：“《回忆录》原版该章节的文风与其余章节大相径庭，让人很难想象出自谁的笔下。”无法想象一个17世纪的作家会以这种方式写作。然而，该书文风和《项狄传》很像，《项狄传》前两卷于1759年问世。聪明与诙谐相结合可以被视为18世纪文艺的真实标志。 “还原手稿、挖掘硬币，采购木乃伊”等都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同样在此期间，面相学家、颅相学家、手相学家得到了很大关注，这些人相信通过分析客户的脸、头、手，可以由外在迹象破译出内在品质。涂鸦社讽刺了所有这些伪科学，以及鹿角精、匈牙利水等风行于18世纪医学界的假药。“是什么让英格兰人不苟言笑、悒悒不乐呢？牛肉。是什么让威尔士人性格火辣、冲动易怒呢？奶酪和韭葱。而法国人轻佻的源头则来自他们餐桌上的汤、青蛙和蘑菇。” 人们开始对医学实践和理论进行调查。为了寻找启示，马丁·斯克里布勒诺斯“购买了一具男罪犯的尸体”，刚被绞死不久，并“在离泰伯恩路不远的圣吉尔斯的‘疫地’附近租了间房，用作解剖室”。所谓“疫地”，即17世纪被用来埋葬鼠疫患者，如今荒着的空地。因为担心引起别人注意，他的仆人在午夜将尸体用出租马车运回来，但尸体放屁现象（这种感觉很18世纪）让全家人陷入了混乱。在随后的骚动中，该仆人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但他为自己所写的辩护词，通篇用了双关语。这又是个反潮流的力证。1719年，《双关的艺术》（又名《语言之花》）出版，该书由当时著名的“双关语作家”托马斯·胡德所作。 叙述者还把矛头指向了现代逻辑和哲学实践，讽刺其将古老的三段论和命题变成了谬论。这是长期统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诅咒。天使如何在不经过中间状态的情况下，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在一些仍将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哲学奉为圭臬的大学里，上面这类论点大多成了众矢之的。古典主义哲学是唯一开设的课程。这位年轻的涂鸦社成员还对波斯和阿拉伯文学表现出兴趣。他享受观看野生动物和其他悦人之“奇观”的展览。这类展览会展出侏儒、连体双胞胎、独角兽的角、麋鹿的脚，以及巨人的大腿骨。好奇之人会前往“约翰·普拉特先生之家，康希尔街的天使像旁”或“查令十字街上的皇家马厩大门对过”观看这类怪物展，而且必须支付六便士才能入场。外国大陆也是好奇和探究的对象，而非占有和统治的对象。当时的人们，仍然痴迷于塞缪尔·约翰逊的《拉赛拉斯王子漫游记》和其他异域幻想书籍。 在1714年夏天，安妮女王驾崩后不久，涂鸦社似乎就解散了，抑或走向了衰落。然而，机智和讽刺的紧密联系，铸就了涂鸦社成员最伟大的作品，包括《格列佛游记》《愚人记》《乞丐的歌剧》。这是英国文学乃至英国历史上一段独一无二的时期。 8 安妮女王于1714年8月1日早晨驾崩，当天，重臣们齐聚圣詹姆斯宫门，宣布：“先王已去，如今，尊贵伟大的不伦瑞克—吕内堡选帝侯乔治亲王成为我国唯一符合法理之君主，乔治，承蒙神恩，登基为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之王，信仰之捍卫者……”在这场争夺王位的竞赛中，乔治胜过了詹姆士·爱德华。据估计，从世袭角度看，比乔治更有优势的有五十七人，但汉诺威选帝侯（乔治在非正式场合的名称）是所有人中唯一的新教徒，是故继承大统。 在宣布确定王位继承人后，谣言四起，传闻德国人会蜂拥而来，急不可耐地用英格兰的财宝装点自己，但最终与新国王同行的只有九十名随从。其中包括再平常不过的廷臣和官员，药剂师和裁缝，以及御厨的整套班子（不能想当然相信一个全新且未知国度的烹饪技术）；同行登船的还有乔治的两名土耳其贴身侍女：穆罕默德和穆斯塔法，此外，他还带了两名王室情妇，这两位女子让英国人十分惊诧。 弗莱琳·冯·舒伦贝格与乔治的情人关系确立已久，她有两个“侄女”，其中一个同国王长得很像。根据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的说法，她起初拒绝与乔治一起去英国，“她担心惯于野蛮对待国王的英格兰人会在半个月内让他身首异处”。她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得知自己的情敌会与国王同行。后来，作家兼鉴赏家霍勒斯·沃尔波尔在回忆起冯·齐尔曼塞克夫人时，说她有着“黑色的大眼珠，凶光四射，骨碌碌转……绯红的双颊大如田埂，脖颈如海一般丰腴”。 伦敦人见到新国王的两个情妇一胖一瘦，乐开了花。简直像童谣唱的一样。没人见到新君主不幸的妻子索菲娅。在与一位德国伯爵私通一事暴露后，她被囚禁在阿尔登城堡将近二十年。该伯爵也神秘消失了，汉诺威宫廷由此蒙上了类似奥特朗托城堡的气氛。乔治的妻子从未获释，但她的儿子最终登上了英格兰王位。 “乔治·路德维希”于9月18日在格林尼治登陆，并于次月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加冕。他并不是一位光芒四射的君王。索菲娅在他们不幸的婚姻开始前，曾喊道“我才不会嫁给那个猪鼻子”，并将他的画像摔到墙上。她这话说得或许有点不太公允。他虽然矮小，但相貌算不得奇异。他脸上总是阴云密布，额头很高，看起来缺乏生机活力。他鼻子硕大，双眼可谓“空洞”。他寡言少语到了木讷的程度，与生俱来的迟疑使他说话和思考都很慢。他因而被认为古板冷漠，但也可能只是来到了陌生环境所采取的防御姿态。正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所说，英格兰对他来说太大了。 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说英语，但现存的文件表明，对于英语他懂得很多，写得很少。不管怎样，他有法语这门国际外交语言作为后盾。他的个性与先前的斯图亚特王朝统治者一样，无情而固执。或许这些个性是任何一位成功的君王所共有的。他在十五岁时就上了战场，因此绝对算不上怯懦，而且他统治汉诺威已达十六年之久。他可不是黄毛小儿。关于他，沙克雷写道：“他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选他，因为我们想要他，因为他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讥笑他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的德式粗鄙，对他不无嘲讽。他对我们的忠诚深信不疑，不敛不义之财，坚定地与教宗党和木鞋子划清界限。因此，就我而言，在那段日子里，是站在他那一边的。”木鞋子象征着被法国奴役。 鉴于他天性内向随性，所以宫廷并不豪华。他让贴身德国扈从来处理必要事务，因此对英国臣民来说，他遥不可及。他起得很早，但直到中午才走出房间接见大臣，开完通常会持续三个小时之久的大小会议，接着再次回到寝室。下午晚些时候，他会去圣詹姆斯御花园散步，接着整个傍晚都会与他的一位情妇打牌。他偶尔会去看歌剧或戏剧，但没有任何仪式或大张旗鼓，也从不用皇室包厢。他的廷臣们都不是自命不凡的人，并没有因为国王的举动而意乱神迷，也并不想掀起崇拜君主的狂热。除了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当然，还有一胖一瘦两位情妇以外，国王和这届朝臣们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之处。 新国王来到英格兰的时候，带着对托利党本能的厌恶。他认为，不管对不对，托利党中有许多人仍然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而且他不能原谅那些促成《乌得勒支和约》的托利党政客，该和约将盟军抛弃在战场上，而他当时便是盟军中的一员。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他会像安妮那样尝试以一种温和的方式集两党之力施政。但实际上，这种持平局面只持续了很短时间。 例如，他登基后，便褫夺了奥蒙德公爵的军事指挥权。奥蒙德继马尔伯勒之后，也被解除了兵权。在第二年，奥蒙德公爵因涉嫌支持詹姆士党而被控叛国罪。托利党基本跌落黑暗之中，周围尽是指控、撤职或永不录用的种种危险。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在被人用匕首捅破背心之后成了家喻户晓的牛津伯爵的罗伯特·哈利，如今被打入伦敦塔，一关就是两年。其他人，例如奥蒙德本人，则逃到法国，投奔了“老僭君”。蜂拥前往“圣日耳曼”宫廷的逃亡人员，对托利党造成的伤害甚于千本言语恶毒的小册子。从某些方面看，现在托利党被认为就是詹姆士党。与托利党联系紧密的国教也变得黯淡了起来。国王尽管遵循英格兰的宗教仪轨，但内心仍然是个狂热的路德派。 新上台的辉格党政府如今得到了国王的荫庇，政治态度也不再激进。比如，他们原本反君王的狂热很自然地消散了，这种狂热是在1679年的“王位排除危机”中产生的，当时詹姆士二世是众矢之的。现在，辉格党成了执政党。是控制国家金融体系的商人、工匠、专业阶层和城市士绅的代表。然而，任何缺乏统一反对派的统治阶层都将成为野心、嫉妒、私人对抗的舞台。总会有人想要高人一等。 在占统治地位的辉格党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分歧和分裂，致使法国大使评论说：哪怕基督复活来统治英格兰，也还是会被英格兰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年轻的辉格党人反对老辉格党人，宫廷派辉格党人反对乡村派辉格党人，议会派辉格党人反对保皇派辉格党人。离开了引人关注或有意参政的托利党，议会似乎百无一用。一位托利党成员查尔斯·塞德利爵士在一次特别重要的辩论中因为沿着林荫大道散步而受到指责。他回应道，他早料到了，“一个真诚的人无法纠正此处的不正之风，如同一滴精油无法消除一桶屎尿的恶臭”。 然而辉格党本身并没有得到完全认可或接受。大多数英格兰国民并没有投票权，同样，对德国君王统治的王朝也漠不关心；根据旅居英格兰的奥地利人约翰·菲利普·霍夫曼估计，1715年，英格兰三分之二人口实际上对汉诺威王朝心怀敌意。这种说法有点夸大其词。然而，伦敦街头的暴乱司空见惯，对持不同政见者集会场所的袭击仍在继续，就好像萨谢弗雷尔“高教会”暴乱从未停止过一样。为了纪念1660年的王朝复辟，一群人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前的安妮女王雕像前，高喊“打倒汉诺威王朝！”还有“上帝保佑吾王詹姆士三世！”英格兰各地的小客栈和小酒馆里，人们在喝酒的时候会祝“老僭君”身体健康。5月28日，乔治国王生日当晚，一群暴徒手持棍棒，聚集在证券交易所，高呼“高教会和奥蒙德！”在齐普赛街，人们喊道：“打倒汉诺威王朝！打倒长老会政府！”根据伦敦历史记录办公室的说法，有一位市民被捕，因为他拿“五十几尼下注，赌国王十二个月内就要下台”。 抗议活动的规模还算不上是革命，但撼动了新成立的辉格党内阁，并对其所施行的法治提出了疑问。《骚乱法》就是在这一关键的背景之下制定的。根据该法案，十二人或以上的人群如果在解散命令发布后一小时内未能解散，参与人员将面临死刑。在治安法官的批准下，参与遣散新暴徒的警察还能获得补偿金。在内乱时期，例如由于饥荒或失业引起的混乱时期，该法案对当局大有裨益。由于其特别有用，该法案直到1967年才最终废止。 然而，当真正的詹姆士党在英格兰聚集起事时，当地的狂热反倒有所消退。该事件被称为“十五事件”。1715年9月初，马尔伯爵在阿伯丁郡的布雷马竖起詹姆士党人的大旗；据报道，约有一万人参与此次行动。詹姆士的侍臣们听闻英格兰民众心怀不满，想伺机加以利用。但是，与那些为詹姆士·爱德华·斯图亚特摇旗呐喊、上窜下跳，或许连酒都没醒的少数派相比，民众的热情从来就算不得高涨。 关于叛乱的报道在伦敦引发了几近恐慌的情绪，汉诺威国王在他的新王位上并不完全安全。新制定的《骚乱法》被严格执行，卖民谣和小册子的商贩被就近关进了感化院，任何有叛逆迹象的人都可能面临拷打或被戴上镣铐。 兰开夏和诺森伯兰两郡的一些支持天主教之人呼应起事，但这支人数寥寥的部队于11月在普雷斯顿被击败。其中一些人因叛逆遭到处决，另一些人则被流放到美洲。叛军主力向伦敦挺进，考珀伯爵夫人在日记里写道：“人群对他们百般讥讽，拿着暖盆在他们面前招摇，附以千百句粗鄙至极的话语，一些囚犯获得了赦免，兴致高昂地加入了羞辱队伍。”暖盆是“老僭君”不正之名的象征，据说当年襁褓中的他就是被装在这种容器里偷偷送入寝宫的。由马尔伯爵率领的苏格兰詹姆士党叛军虽然规模较大，但也于当月兵败谢里夫穆尔，马尔伯爵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斯图亚特君主前来接管军队，渡过难关。 詹姆士·弗朗西斯·爱德华，即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三世和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八世的登基大典原定于1716年1月23日在斯昆宫举行，但不幸的是参加大典之人无一按时到场。詹姆士于12月底抵达彼得黑德，随后出发前往宫殿。但他的行踪显然被间谍所掌握，他的军队也遭到跟踪，发现自己处境危险后，他同马尔伯爵一起于2月5日在蒙特罗斯上船，五天后到达法国北部。 实际上，起义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路易十四驾崩后，法国摄政当政才一个月，绝无可能为“老僭君”组织起一个军队，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也无此意愿。少了外国援助，任何国内暴动都不可能成功。支持詹姆士党的托利党人（可以较为确定是少数）一无计划，二无领导，三无武装。他们或许还支持巨人国国王 。对辉格党政府的厌恶并没有转化为积极的反对行动，而对信仰天主教的国王的惧怕足以浇灭他们重走老路的所有热情。 然而，辉格党政府不会涉险让阴晴不定的选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对詹姆士党的恐惧直接导致议会通过了《七年法案》，将政府由三年一选改为七年一选。因此，原本1718年岌岌可危的选举被推迟到了1722年。这样，在选举遥遥无期的情况之下，托利党很难对辉格党内部的分裂加以利用。这给当局带去了安全和权威，此外，还赋予了议会本身更进一步的宪法权力。 1716年夏，《七年法案》生效两个月后，国王回到了汉诺威。那是他一直以来的心之所向。那块领地是在某次及时驰援并协助对抗土耳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赐给乔治家族的，是一块面积不大、舒适安宁的地方，和英格兰截然不同。国王意欲时时返回故地，或狩猎，或饮泉，但英格兰的诸多问题让他十三年间才回去五次。哪怕这样，对于他的英格兰大臣来说依然太过频繁，因为他一旦离开，治理王国的重担便会压在他们身上。风向和天气有时候也会耽误他返回英格兰的行程，而每当这种情况出现，议会就不得不休会。国王出行，身边总有国务大臣陪同，只要有意，任何大臣都能给其百里之外的同僚带去麻烦。国王决定在汉诺威待上六个月；哪怕在当时，对于国内外政坛来说，六个月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毕竟，或许在国王心中，汉诺威的利益要高于英格兰的利益。波罗的海地区的事务同他紧密关联，而这些事务同英格兰并无瓜葛，伦敦的大臣们也无意卷入这类争执，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外地事务。 由于个人原因引起的王室内部分裂很快便浮出水面。事实上，作为父亲的乔治·路德维希厌恶儿子威尔士亲王乔治·奥古斯都，对此，儿子以牙还牙。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古而有之，世子急不可耐地盼着先王退位，这一难题自君主制出现之时便已存在。还有某些大臣或廷臣认为没有获得应有的尊严或赏赐，等着新王登基匡正不善。18世纪初，政局动荡，这类事情愈演愈烈。 例如，国王动身前往汉诺威期间，会任命自己的儿子为“王国的守护者与代理”，该职位自14世纪黑太子时期便已废止。对于亲王及其支持者来说，这同侮辱无异，此外国王还对亲王摄政强加了种种限制，让事态雪上加霜。在没有得到国王许可的情况下，亲王不得决定外交政策，不得任命国家要员，必须推迟同意议会法案。他无法接触国外发来的快信。而某些关于他行为的快信则会直接送往汉诺威。 国王的顾问们定然对王子溜须拍马，如今亲王觉得自己既然什么都不能做，那也就不承担政治责任，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制定政策的一股独立力量。他或许可以在议会中建立一个派别或党派来与国王分庭抗礼。 关于亲王长子洗礼一事，国王与亲王发生了争吵，国王指定的教父被亲王怒拒，继而导致了1717年11月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分裂。国王命令自己的儿子离开圣詹姆斯宫，而亲王之妻安斯巴赫的卡洛琳决定追随夫君。经裁定，任何拜访这对叛徒夫妇的人都将被正式禁止面见国王。这同开战无异。自玛丽一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争权至今，这类事从未发生过。关于亲王，赫维勋爵写道：“他总说自己父亲软弱，而非恶毒或虚伪，还说……父亲总憎恶他，待他很不好。” 威尔士亲王夫妇谪居到莱斯特广场北部的莱斯特宫，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不论从意图还是目的上看，都与当下朝廷针锋相对的小团体。亲王不再参加内阁会议，由此可见他遭到了流放。但凡有大臣冒犯了国王，势必受到亲王的欢迎。莱斯特宫中聚集着心怀不满的辉格党、怏怏不平的托利党、失意的求官者，以及唯恐天下不乱之人，天天歌舞升平、传杯弄盏、热闹非凡。国王对于儿子社交上的成功感到十分不快，于是打破平生惯例，也开始设宴群臣。圣詹姆斯宫的起居室一周开放三天，肯辛顿宫中歌舞频传，烟花绚烂。 父子俩三年后才和解，而直到最后都貌合神离。亲王曾对妻子说，自己去觐见室面见父王，虽只是尽礼数，但心存痛悔，而国王只是不停嘟囔着“汝之恶行……汝之恶行”。次日两人公开露面，彼此间毫无交流。 与此同时，一抹阴霾，薄如泡沫，笼罩了宫廷、伦敦，乃至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