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汉族，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省杭州市。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空气动力学家、系统科学家，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省杭州市。
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1929年，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今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9月，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之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师从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1939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担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艰难归国
1950年，当钱学森来到港口准备乘轮船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了监狱，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了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
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归国以后
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5年科学规划的确定，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享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政治待遇。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
1957年，在钱学森倡议下，中国力学学会成立，钱学森被一致推举为第一任理事长。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钱学森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院长。并被补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7年6月，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同年9月，国际自控联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为了为两弹一星工程培养人才，应钱学森关于建立“星际宇航学院”的要求，成立了中国科大，钱学森任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主任，成为中国科大的创始人之一。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年9月19日，钱学森专程从北京来到已从上海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校园考察，看望师生。
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1960年11月15日，在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的飞行试验。
1961年，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5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
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1983年，钱学森首创“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
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198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9年，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获得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当选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当选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94年，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之题写了馆名。
1998年，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在钱学森90岁生日时，钱学森在美国的好友Frank E. 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学森并当选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2001年12月11日，钱学森为西安交大题词：“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要继承和发扬母校优良传统，热爱祖国，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报效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努力把西安交通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009年11月6日上午钱学森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及朱镕基、李瑞环等同志们前往送别；钱学森的家人、老同事、家乡代表以及社会各界民众也前来为他送行，其中不少人竟是从祖国各地甚至海外赶来参加告别仪式。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教育家和文史专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与鲁迅、厉绥之是刎颈之交，三人1902年同赴日本游学，同班同寝室。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原本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但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他与父亲发生了争论。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蒋百里知道了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到，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从美回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美国右翼分子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掀起了一股驱使联邦政府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风潮。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国防部突然吊销允许他参加机密研究的国家安全许可证。钱学森感到非常气愤，并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1950年，当钱学森来到港口准备乘轮船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A. Kimball）则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绝不能让钱学森回到中国。从此，钱学森不仅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并失去了语言能力。美国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了14天，在特米那岛的监狱里钱学森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狱警不让他睡觉，还每隔十分钟打开监室的灯，美国司法部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元巨额保释金后才把他释放。后来，美国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美国检察官在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我国，我国科技界的同仁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我外交部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我留美科学家钱学森博士。
1954年，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了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由于陈叔通的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因而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的美国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信件署名“钱学森”，原来是钱学森写信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联想到我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了美国，于是就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1954年6月5日，我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我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我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我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我国留美人员。然而，我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1954年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我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我国释放了4个扣押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我国作出的让步，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我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钱学森、厉家祥、蒋方震三家都是浙江的书香名门，且为亲族世交。1947年，在厉家撮合下，已是美国优秀火箭专家的钱学森与比他小8岁的蒋方震的三女儿蒋英结为夫妇，演绎出一段令世人称羡的人生传奇。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跟随父亲远赴欧洲，在德国柏林上学，两人相互的书信传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岁了，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钱永刚、5岁的女儿钱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20多年间积累下的800公斤研究笔记和书籍。而他们的结婚“信物”——一台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她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剧。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和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了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1991年，中共中央在为钱学森举行的颁奖仪式接近尾声时，钱学森谈到了他的夫人蒋英。他们结婚44年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钱学森的迫害期间，她管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蒋英是女高音歌唱家，她与钱学森的专业相差很远，但正是由于她为钱学森介绍了音乐艺术，使钱学森丰富了对世界的深刻认识，学会了广阔的思维方法。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他们曾合作《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一文，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提出意见。
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即蒋百里的女儿，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研室主任。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是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兼职教授。
兴趣爱好
1934年夏，钱学森曾暂住于钱家世交厉麟似的南京宅邸颐和路20号。厉麟似夫人、钢琴家唐丽玲知道钱学森既是理工科领域潜质极高的人才，又很喜欢音乐和美术，对德国古典音乐尤其情有独钟，于是每天必定为他弹奏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曲。一天，钱学森被琴音吸引了过去，他静静地走来，没有任何声响，悄悄地站在了唐丽玲身后。待她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你弹的是Pour Elise吧？”之后钱学森就饶有兴致地与唐丽玲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等一一道来。钱学森谈兴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唐丽玲越聊越觉得吃惊，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不知道。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钱学森的谈话很有深度，很有见地，他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钱学森的这一奇遇，也是他热爱和精通音乐的一个佐证。
钱学森回国效力，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了“两弹一星”伟大事业，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
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