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视角重看中国旧秩序的瓦解——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摘要：笔者将梳理《中华晚期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这部书中作者的主要议题，论证过程和结论。将作者所引用的庞杂的史料进行简要的概括。

关键词：叛乱 绅士 地方自治

       孔飞力教授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研究中国晚期军事制度，社会关系以及中国旧秩序的衰落和崩溃的一部伟大的著作。不过当笔者第一遍草草阅读此书时，我仅仅以为这只是一部对清末晚期军事相关的资料汇总，大量的历史资料的罗列使得笔者无法从此书中提炼出作者想要说些什么，在第二遍，第三编对该著作的精读后，笔者终于找到了答案，并在下文进行阐述。

一、本书的主要议题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抛出了问题，“应否将出发这些内部变革的全部功劳归之于与西方的接触？”（孔飞力，1990：2）作者认为，按照主流观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的冲击，但作者希望从中国内部的视角，找出中国传统社会瓦解的内部原因。对于怎样才是中国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书中的一句话让笔者认为这是作者所给出的定义，“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生科的进程。”（孔飞力，1990：3）这句话说明了，作者清晰的认识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未必就是中国旧秩序的崩溃，它完全有可能按照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封建王朝，而中国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的标志，应该是中国的新政权无法再按照旧秩序所建立了。如果有证据表明，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旧秩序仍能发挥对社会进行重建的作用，那么就不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旧秩序瓦解的开端。这样，本书的主要议题就明了了，就是论证中国的旧秩序是从内部瓦解以及怎样瓦解的。

二、论证过程

1. 绅士对中国旧秩序的重大意义。

       若要讨论中国旧秩序的瓦解，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的旧秩序是怎样维持的，作者通篇都提到了一个身份——绅士和名流，这个群体的定义尚存争议，但作者提供了一个大致的信息，这个群体是受过教育的，对社会有着广泛的非正式影响的人，他们大概分为两部分，做官的和不做官的。绅士和名流对中国旧制度的稳定性的重要意义，被作者用一句话点出，“这两部分绅士的互相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感觉事物所经历的风暴时期。”（孔飞力，1990：5）由此可见，官僚和绅士名流的联合统治，才是中国旧秩序稳定的根源。

2. 绅士名流在维护社会稳定时发挥的具体作用。

       在本书的第二章，提到了一次关键的运动——白莲教起义，这原本是一种秘密会社，在18世纪末期形成了对清王朝的大规模叛乱。这个对于清王朝来说的敌人，跟以往清王朝遇到的敌人是完全不同的，它存在的时间比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要长的多，白莲教有着及其广泛和深厚的民间基础，它的甚至是跨越阶层的，它运用了游击战的战术，使得清朝正规军十分苦恼。“聚而抗拒则为贼，散而行走犹民耳。”（龚景翰，1826，转引自孔飞力，1990：41）为应对这一状况，各个叛乱去的地方官员开始效仿明代地方官的一种办法——团练，这是一种地方防御体制。由此，作者引出了绅士名流的作用：团练的进行和敌方防御的建立必须有绅士名流的帮助，绅士名流在农村强大的势力并没有因为帝国的危机而动摇，在地方防御的组建中，登记，建造工程，经营都需要绅士的帮助。此外，作者还举了三里元战斗的例子来证明绅士名流的地位：在鸦片战争的停战期间，广州三里元的绅士名流，在极短的时间内内组建了两万人对进入农村的英军展开了战斗，这种惊人的组织效率反映了绅士在农村极为强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在本书的第三章，作者通过介绍更大规模的地方防御组织，来说明绅士与绅士之间的关系对更大规模敌方防御的重要性，为了追求敌方防御的更大的效果，各个乡村之间联合了起来，组建了“团”以上更大规模的“复合团”，在“复合团的基础上又组建更大规模的“社”而如此庞大规模的地方防御组织，这几乎是全凭绅士个人的威望以及绅士与绅士之间的关系来建立的。作者在这里又提到了三里元的例子，三里元惊人的动员速度，跟各绅士名流之间的协调是脱离不开的。“人际关系形式——私人交往以及一定地区内的绅士之间惯于协作的传统——在先已存在的复合社的基础上已经可以加以利用了。”紧接着，作者通过对集市社会的描述，说明了绅士间的联合是通过集市社会这一场所，集市社会使绅士打破了自己在本村庄中的狭隘利益而联合起来。为了满足地方武装的资金需求，给予绅士征收特种税的权力，是我认为的这本书在论述绅士自身变化的关键节点，绅士可以自己征税来满足团练的需要，而地方官员无法检查其团练的开销，使得绅士权力极大的扩张，在这里，作者举了贵州长年亏空使巡抚张亮基将税收权力转交给绅士的例子。由此观之，一方面绅士的势力与权力由此扩大，另一方面绅士行使权力开始变得合法化了。

       在第四章，作者提到了四个关键人物，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和刘于浔，作者用这四个人的例子来阐述了正统名流在组建地方武装的作用。笔者认为，作者写这一章的关键目的就在于，以此来证明在鸦片战争以后，地方名流依然在发挥着维护旧秩序的关键作用，中国依然有重建旧秩序的可能，这对论题的论证极为重要。在新宁的叛乱中，江忠源拒绝了向新宁调遣的部队，而是利用自己和其他地方名流所组建的民兵来对叛乱进行镇压。笔者认为，作者是想通过江忠源的例子告诉我们，地方的民兵武装在镇压叛乱方面，有着比正规部队还要强的优势。而地方武装的强大优势，正式基于江忠源本书作为地方绅士名流以及他与其他地方名流的个人关系。作者在文中写道：“江忠源在塞尚的幕僚忠的地位是靠他作为有功名的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文职官员经历，而不是靠他作为部队领导的经历”（孔飞力，1990：119）就说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关键人物是胡林翼，此人在贵州地区，为解决当地错综复杂的矛盾，采取了争取地方集团，也就是当地的文人，绅士名流的方式，让他们与官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建立保甲与团练制度，这一办法促进了对当地的有效治理，但让绅士进入管理保甲制度的权力使得绅士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了。本书中最关键的人物，笔者认为是曾国藩，在这四个人中，作者用了最多的笔墨来描写曾国藩，曾国藩利用他更广大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一套远超以往的一般地方绅士的武装规模，并且这套军事体系中的各级军事人员只对曾国藩个人效忠，这在清朝正规军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这一套规模庞大且高效的军事体制是击败太平天国的重要因素，但至于它是如何组建的，包括曾国藩的亲密“战友”刘于浔对其地方绅士的依赖，笔者将在下文中讨论他们。

       在本文的第五章中，作者介绍了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受到镇压的过程，这种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叛乱。在这里，笔者个人也做过一些粗浅的研究，首先，在外国的侵略下，贸易中心从广州转移到长江流域，使得原本依靠运输商品的船工失业（主要是江西），因此太平天国的成员，主要是由破产的农民，船工组成，这在作者的书中也提到了。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成员展现了与作者之前所举的各种叛乱的例子完全不同的特点，即以往的各种叛乱往往是局限在叛乱者自己的家乡，因此依靠当地的团练就可以完成镇压，而太平天国所展现的特点，就如同作者书中所写：“原来的队伍已经脱离了社会母体，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他们已怀有对新的和更纯洁的村社生活的向往。”这就是太平天国的特点，他的成员是脱离了自己的家乡，脱离了自己原本的社会关系。而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失败的原因的描述，笔者认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最为精彩的部分。用作者的话概括其失败的原因，就是“被困守在城市。”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对未来的空想，决不妥协，救世的心态和狂热，使得他们除了吸引破产人员意外几乎没有盟友，太平军每攻占一个地方，几乎无法和当地的农村，尤其是绅士名流相结合，导致太平军一直“被困守在城市里。”这里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失去了绅士的支持的可怕后果，“城墙不仅仅是合法政府的一个象征，它还是太平军疏远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象征”（孔飞力，1990：209）即消耗的力量很难从农村中得到补充。而与太平军对抗的湘军则相反，这时就要讲述笔者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曾国藩与刘于浔，二人因科举制度在北京结识，作者在这里阐述了科举制极高的作用。“各个地区的名流因科举制汇聚与北京，使他们具备一种远远高于其异端敌手的组织能力，例如湖南人，湘军的将领”（孔飞力，1990：188）“这一集团具有全国性，例如曾国藩与刘于浔之间的关系，把江西和湖南的集团联合起来。”（孔飞力，1990：190）曾国藩与刘于浔之间的个人关系，把二人各自在湖南，江西（甚至其他省如广东，广西地区）跟各地方绅士名流的联系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些地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被大规模的投入到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即使一些地方遭到太平军的占领，也使得当地绅士不与太平军合作，这就是作者给我们展示的“全国性”名流集团的强大力量。也正因如此，笔者个人真正接受，信服了作者的观点，即到了太平天国时期，鸦片战争的二十多年后，绅士的力量依然能够维护帝国的旧秩序。传统社会依然没有崩溃。

3.最后阶段的论证与结论

       在第六章的第二节，作者开始了他最后的论述，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绅士的权力极大的增大，达到以及可以解决旧的行政制度不能解决的难题，履行其不能履行的事务。在20世纪初，也就是清朝灭亡的前几年和民国时期，清政府进行了清末新政改革，“地方自治”的改革使得绅士掌握地方的行政大权彻底合法化了，这一行动完全打破了旧秩序中“绅士——官僚”的关系，各个农村实际上成为了绅士的自治领地。清末新政的另一项改革，废除科举制度使得曾国藩这类全国性名流不会再出现了，各个地区的绅士名流的联系开始被打破。在清朝灭亡以后，这一局面持续到了民国时期。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才告诉我们给出了传统社会遭到的最后一击是什么，笔者将其提炼为“城市名流的出现”，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批现代化的城市出现，这些新兴城市中的名流与乡村绅士名流几乎没有利益瓜葛，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有什么瓜葛。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一个像曾国藩一样的人将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名流联合起来了。并且随着国民政府警察机构的建立，对农村绅士进行了大幅的削弱。至此，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旧秩序，以及不可能重建了。

三、一些思考

       孔飞力教授的这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给笔者带来了极大的收获，这时笔者第一次学习到，如何系统的论证中国旧秩序崩溃的内部原因。在中学时期，历史教科书上一直写着，中国开始进入近代化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笔者又读到毛泽东写的《矛盾论》中的一句话：“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这句话的含义与历史教科书中所写的内容产生了冲突，也是让笔者一直困惑的。这也说明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与敌人》这部书，进入到了一个极少有人踏足的领域。作者孔飞力将踏足一个学术界的空白。但是对于通过对作者论证过程的梳理，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例如，作者在阐述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时，常常将自己带入到清王朝的立场上使用“叛乱”一次，这一点令笔者不太认同。另外，笔者认为作者过分的突出“乡绅”即上层建筑的政策在中国旧秩序衰落和崩溃的过程中的作用，有些不符合“人民史观”。当然，这些只是笔者粗浅的看法，并不影响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及中国旧秩序和传统社会崩溃的伟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