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旅馆不仅是招待客商，或远行的旅客，反而作了都市人的生活的中心；要洗澡的开房间去，要打牌的开房间去，要谈爱的开房间去，要自杀的也开房间去，甚至于密谋起义，抢劫，暗杀也还开房间去。于是，都市的旅馆里，演出了所有的悲喜剧：少女被强奸之后价卖了，学士先生在毕业就失业的铁的条文下吃了来沙儿自杀了，同居十年的夫妻控告遗弃了什么，某某阔少爷突然被绑了......一切法院上的案子，几乎十有九件需要旅馆老板或者账房、茶役，出庭做证人。这旅馆的发达史，却反映了中国家庭的崩溃史。”

——《喜事》

然而本文重点并不在于旅馆，而是旅馆其中的一个纳垢之能，用于性交易的场所。

光看上海的在册妓女，1920年的外国租界有超过70000名妓女。根据上海工部局统计，其中约有约12000名是长三，490名是幺二，37140名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没有注册的妓女。公共租界约有24825名，法租界有12315名，在所谓的“花烟间”和“钉棚”中。根据《十年新实验》，“如果这些数字大体上确凿，那么在1920年的法租界，39210名在册女性人口中，有1/3是妓女。”而在1927年的一项估计称上海有执照和无执照的娼妓达120000人。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庞大的数字，对比在表面上，此种污垢仅留存于网络和小卡片的现代社会，如此的数字是难以想象的。

最高级的妓女便是书寓，他们在自己的住所中卖唱说书，同时也是行业的名称。西方人称其为歌妓，其本质上是一种艺伎。1875年光绪初，当时的妓院称书离，俗称女校书，书离内的妇女被称为，先生，以能说书和歌曲为生，且能自己操琴，别称先生。先生也会去陪酒，名义上卖口不卖身。

而到了20年代，书寓便融入了长三这一等级中，改称长三书离 ，因每陪酒一次需三元，留宿也三元, 也称之为长三玲。长三以棋牌和设宴著称，会唱戏曲，穿着精致，与申曲艺人竞争。申曲是一种源于浦东的花鼓戏，在妓院里卖唱。与书寓相同，长三可以选择相好，且她们通常口味高挑，需要一番心思才能得起所好。

长三经常备着轿子四处赶堂会，出入于南京路和福州路的茶楼，根据《中国的门户：上海概貌》，这里被称为油水区，客人们在阳台上喝茶闲聊，观赏人来人往的马路。最高档的长三妓院坐落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和宝善街上的弄堂街。

其次是幺二，幺二也属于高级妓女的一种，得名于付2元可以陪着吃茶，1元可以吃瓜子。在法租界和北京路边有许多幺二的堂子，在法租界被称为猫房。每院有妓女数十人，相对较为简陋，不论生熟一视同仁。

再次便是野鸡和稚妓，衣着艳丽，飘忽不定。但妓女大多为从农村拐编来的稚年幼女或年过三十岁的色衰。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每到傍晚，由老鸨看管马路上拉客。1932年，其所要的是一炮主义2元，过一夜7元，上海指南警告旅游者当心其侵害，看住自己的钱包。

根据《上海娼妓》，福州路在30年代“我沿着马路走，许多门前满是中国年轻姑娘的地方，她们淡妆艳抹，穿着艳丽，站在那里聊天，眼角却瞟着过路人。她们大多数看上去只有18~20岁，18岁被认为是可以从事这项职业的合适年龄。当有意的客人走近时，她们便故作矜持，垂下眼帘。”这帮人便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稚妓。

长三和幺二之下是所谓的咸肉庄，而根据1932年的上海指南，“咸肉庄里肉的价钱多少，要看肉的味道，大家晓得，切一片，付3元；困一觉，付5元到8元。”卖淫往往不需要歌技，只需要一张床和一个所谓的鸽子棚便足矣。所谓咸肉庄基本聚集于法租界的八仙桥。而为外国人服务的咸肉庄又被称为沟子，在虹口苏州河沿岸到西华德路一袋。注册妓院的主顾主要是税收和海军士兵，由于美国水手和日本水手常在此处有斗殴，其又被称为血路。

此外，非公开营业的私娟称土娟，专供外国水兵的称咸水妹，这些和野鸡稚妓一样，以及以叉麻将著称的碰和台子，都属下等妓女。

根据《论旧上海娼妓制度的发展和特点》，最底层的妓女便是所谓的钉棚。在那里性交易只需要不过三角钱，速度快如剪指甲。还有兼卖鸦片的花烟间（不过在禁烟之后就基本消失了），在那里的客人可以吸鸦片，同样3角钱便可性交，1元可以过一夜。

上海妓院里的许多女孩和妇人都是被家里人卖给妓院的可怜人。“她们大多来自杭州和苏州，很小年纪就被贱卖了。在遭水灾和荒灾的地区，花2元钱就能买下了。”——《出卖上海滩》

此外，拐卖儿童和妇女的数量同样是惊人的。1913-1917年，上海的反绑架组织戒酒了10233名儿童和妇女，也就意味着每个月超过了200起，这放在现代社会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在一座国际的大都市里面。还有，妓院老鸨和当地警察建立了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站街捐和其他陋规，与警察暗中勾结。一个妓女或者是遭到绑架的女子逃出妓院有两种下场，一种是到了妇孺救济会之类的救援组织，这还算不错的。但是更多的人会被老鸨的帮会朋友抓去，就算是执勤的警察看见了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另外，西方人的印象中，警方——至少租界警方从不驱赶站街的野鸡，1929年，外国人从黄昏开始直至午夜站在南京路、福州路上的成群招摇妓女们相当惊讶。

“在大百货商店、饭店沿街，情况尤其严重，连老闸巡捕房门前的马路也是如此......只要你愿意，每天晚上至少能在这一地区的大马路上数到500名妓女。”——《密勒氏评论报》1929年1月5日

同样，外侨社区自身意识到了卖淫问题上的严重性和脆弱性。

“继续维持上海租界的现状，公开声称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中国人掌管租界，这块地方很快就会被毁掉。但是我们非常怀疑，在中国任何由中国人管理的其他城市中，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一年中的每一天，一周中的每个晚上，妓女都公开地站在马路上。”

公共租界警务处还是有在定期对南京路上的妓女实行围捕，然而只不过是强迫她们在巡捕房待上一晚，只要皮条客交上少量的罚金便可以把她们赎出来。第二天晚上她们便会再次出现，以至于在1932年关在上海监狱的妇女之友2个事妓女。

“没有一个有识之士能指望这座国际港口能保持多少新英格兰乡村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上海警察部门下决心做，他们应该至少能够使那些女人离开城市的主要马路。”

西方评论家认为这些马路上的妓女是相当令人讨厌的，但在租界红灯区的高级妓女则是另一回事了。

“格雷斯·盖尔在江西路52号富有魅力的妓院现在已经门可罗雀，但在20世纪最初10年它的全盛时期，里面的装潢非常考究，采用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风格。妓院的中国厨师为这里的社交提供着美味佳肴。妓院的女孩——美国的大安妮、新加坡的凯特、加利福尼亚来的莲——坐着敞篷马车在夏夜里穿过南京路，令上海外侨女眷们羡慕不已。”

根据《上海传奇》，“日本人则是例外，在虹口有小东京之成的地区有3家有名的日本艺伎馆。由于有许多富有的日本商人来到上海，在东京的艺伎馆总部定期将她们主要的艺伎派到上海虹口的分馆。”

而又根据《上海与外界》，“格雷斯手段高明，把美国女孩发挥到了极致——瓷器代表了明代，劳斯莱斯代表着轿车，而美国女孩则代表着上海的商业罪恶。”

对他们而言不幸的是俄国革命结束了美国妓女在上海的美好时代，随着白俄人涌进了上海，美国女郎从红灯区消失了。“爱变得更坏、更贱了。一个男人在格雷斯那里销金一夜，能养白俄情妇一个月。”

“数以百计的白俄姑娘走进了上海的夜生活，开始了卖淫生涯。”

“投入了别人的怀抱，不管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这让上海的西侨女眷惊慌失措，欧洲的绅士们瞠目结舌。”

“她们大多体态丰盈，肤若凝脂，飘着淡蜜色的头发，眼神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们搅热了上海的夜生活......夜色中的上海，成为了一座歌舞厅、一个豪华的夜总会，最美丽的女人流落到了这里卖笑为生。”

为了供养她们的家人们，白俄女人无路可走，许多人开了商店，美容店和茶室，但是收入基本都供给了男人们的玩乐——《新闻就是我的工作：一个记者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到了1930年，上海有8000名白俄妓女，有的人在虹口和法租界的罗宋堂子接客，有的提供性服务。

美国和白俄妓女通常为西方客人服务，然而上海还有一群广东妓女，在英方卫生当局注册，上海妓女虽然人数众多，但还是按照上文那样，自上而下地分了等级，为了迎合他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