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拜托，他根本不重要！
本文总体内容完成于2月29日，也即是孙杨听证会裁决下达的第二天。然而，出于一些我个人的恶趣味，我刻意等待了超过一周的时间。除了进行一些内容上的补充，更重要的是等待两件事。
其一，是观察网络上的所有“评论家”——尤其是批评家中，是否有人会发现我即将在此文中提到的一个关键性内容。
其二，就是我在等待CAS首席仲裁官Judge Franco Frattini先生的祖国，也就是意大利究竟是否会像我们的这位尊敬的首席仲裁官先生那般尊重“可以解释得通”的规则。
如今，这两点都已经得到了明确答案。尤其后者的答案，甚至超出了我原本的预想——意大利甚至已经作出了抛弃某些“规则”的决定——那么到这一刻，我也许可以以一种近乎于幸灾乐祸，甚至是取笑，但更多是无奈的方式，将这些内容诉说出来。
那就是，孙杨本人，真的可以算是这次事件中最值得关注的点吗？
我这里不会涉及具体仲裁程序过程与内容是否合理合规合法，不会涉及条款解读。孙杨案的结果在这里并不重要，我不会去分析孙杨案本身是否合理合规，我甚至不想谈孙杨是否应该被禁赛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揭示的情况，将使得孙杨本人变得完全无足轻重。
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是WADA在这起事件中的迷惑行为。略显夸张地说一句，我甚至因为他们的这一行为而感到了一种三观全毁般的冲击。
为什么？这里我们将WADA最为关键的一个论点列举出来：
WADA在对ISTI 5.3.3规则进行解读时表示，要求更严格的《ISLI指南》本身只是一份建议，并不是标准，不需要绝对遵守。因此，检验过程只需要证明主检官拥有资质和授权即可，血检官和尿检官并无强制要求。（国内也有很多人表示，反正就是看个尿尿要什么资质？这点我马上会说到。）
WADA的这个论点，也是他们赢得这次仲裁最重要的原因。
我先声明一句，我同意一点，那就是按照WADA的这一论点，对人确实是说得通的。
然后我指出一点，按照WADA的这一论点，也只是在对人的时候才是说得通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玩一个思维游戏：
现在我们的这个游戏假设，这次药检并非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韩国。时间不是发生在2018年9月14日，而是发生在2020年2月中旬。同样，我们也把几个当事人的国籍和身份全部换一下。让我们把孙杨替换成一位韩国运动员——嗯，我这里就用孙杨一生中最大对手的姓氏作为这位假想中的韩国运动员的姓氏，称其为朴先生；同时，也将我们可敬的主检官的姓氏替换一下，借用我本人十分推崇的一位韩国导演的姓氏，称其为奉女士；最后我们再把尿检官和血检官的姓氏也替换一下，分别借用一下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韩国影帝一位我相当同情的韩国女演员的姓氏，称他们为宋先生和张女士。
现在，让我们开始这个游戏——
某一天，奉女士得到上面的通知，要求她作为主检官去执行一项飞行药检。药检的对象，是一位韩国知名运动员朴先生。于是，奉女士告知了身为护士的张女士。然后，她想起自己身为女性不能监督男性尿检取样，于是又打电话给自己当年的一位同学，也就是宋先生。对宋先生说那天和她一起去。
当天，奉女士和张女士先行见面，却发现张女士没有带资质证明。她想了想，觉得反正不违反规定，不重要。所以就没当回事。
随后，参加完自己所属组织的一个活动的宋先生到了。他和奉女士、张女士和一位不知什么身份的女士（不重要，反正这位女士不会出现在这个游戏中）一起来到了朴先生的住处。直到这个时候，宋先生才知道原来这次的目标居然是知名运动员朴先生的家，当时就非常激动。这时，奉女士对他说，因为要对朴先生进行尿检，她不便监督，因此让朴先生确认一下。并且她说，反正只是看着尿尿，谁都可以。宋先生想了一下，觉得也是。就同意了。
朴先生是个十分随和的人，他非但主动配合完成了取尿样的过程（在厕所内，为了监督过程两人距离很近）。之后，他还和激动的宋先生亲切合影，并与奉女士一行人在抽血过程中寒暄了几句（抽血时为了放松常用的方法）。等所有取样结束后，友好地与奉女士一行人道别。最后，宋先生载着奉女士一行人回到公司提交样品，然后再送她们各自回家。
嗯，就是这么个简单轻松愉快的思想游戏。过程和谐友好，一切都很完美。
哦，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疏忽大意，我只是忘记说一件事，一件小事。
宋先生参加的那个组织，是2月份的时候在韩国做出迷惑行为弄得韩国官方头大如斗的那个。对，也就是说……
玩过了上面的思维游戏，我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
去年11月的那次听证会，我是边喝着咖啡边看的。当我从WADA官员那里听到他说指南并不是强制规定而只是建议，只需要证明主检官拥有资质即可的时候，我当时就把咖啡喷了出来。原本我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动漫中，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自身做到了一次。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的表情应该是一脸懵逼，内心大概是几欲崩溃。因为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完全毁三观的说法。
我一直认为，有一件事应当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那就是：
任何可能与医疗与卫生防疫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机构，无论它本身是基于何种目的创立，无论它的使命是什么。有一条是它必然也必须遵守的准则——它必须永远将医疗与卫生防疫方面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任何规定与行为都必须优先考虑这一点。
然而，WADA的论点，无疑彻底毁灭了我一直以来的看法。因为这种论点无疑等于是WADA在说：“我们虽然是会直接或间接与卫生防疫相关的机构，但我们并不是将医疗与卫生防疫放在第一位的。你看，虽然我们有更好的卫生与医疗防疫相关的防范策略，但那并不是我们必须选择的项，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
于是我的三观当场炸裂。
众所周知一点就是，自古以来所有的医疗与卫生防疫手段与准则，它们所面对的敌人从来就不是人。WADA的这一论点可以对人说，但如果拿去对那些医疗与卫生防疫永恒的敌人说，它们怕是要笑着吼上一句：“老子裂开了！”（分裂）
请记住，人类只是我们对自己称呼。在病原体面前，我们并不是什么人类。只是哺乳动物灵长类的一个分支，区区两足的猴子而已。
拥有几亿年、十几亿年甚至二十几亿年历史的病毒细菌螺旋体支原体等各种病原体会和我们这帮撑死只有几百万年历史的两足猴讲逻辑讲道理？少自大了！我们人类才哪到哪儿？人家是我们的祖宗，从我们诞生开始就在收拾我们了！甚至没有他们，都可能不会有我们人类的存在！
面对它们，我们能做的就只是不讲道理地严防死守，什么都尽可能做到最好，毫无妥协余地。因为它们根本不会给我们讲逻辑讲道理的机会！
请问，WADA倒底是处于什么样的迷惑思路才会认为目前在医疗与卫生防疫方面防守得最严实的方案不是它们的必选项，他们可以退而求其次的？他们敢在现在的韩国，用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去做药检？甚至不用韩国，有一个现成的马上将要面对的情况：如果东京奥运会不取消不延期，WADA敢用这种方式找人进行药检？考虑这次仲裁的首席仲裁官Judge Franco Frattini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意大利人，我还真有点好奇现在意大利本土是否真的在用这种方案进行药检？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给我解答？
反正，意大利现在很慌。
请务必记住，当一个行业必须涉及到卫生防疫相关内容的时候，它采用资质认证制度最重要最核心的作用有也只有那一个——让从业者在涉及医疗与卫生防疫相关的行为的时候，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没有经受过培训而没有资质认证的人，是几乎不可能知道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而能够第一时间意识到某些情况存在危险性，也是只有具备相关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的事（任何官方应对政策都有延后性，第一时间基本只能靠个人的判断）。
而认证制度的“纵向到底”确认，则是卫生防疫的最底层防线。也即是，从事卫生防疫相关行业的机构，它的员工（无论是不是正式的）不仅仅要拥有资质，还需要机构确认他当天适合执行这次的任务。
换句话说，原则上从事与卫生防疫相关的机构，就不应该存在无法纵向到底确认到每一个人的授权机制。因为：
1，不能给人留下能够冒名顶替的操作空间——不能存在随便找个人执行任务的可能。
2，必须能够确定当事人在卫生防疫角度适合执行任务——不能让存在防疫风险的人物执行任务。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实在无法做到那么完美，那也许不得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开出特例。但要注意的是，那仅仅只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吗？
是的，我想说的是：
“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来说，《ISLI指南》那个更严格的标准才应该是平时应该遵守的规定；而WADA对于规则的解读反而才是只应作为特例的存在。”
这一切都因为，卫生防疫相关的任何领域，绝不应该出现任何无因的妥协。
用比尔盖茨的话来说：“在过去，我们认为会毁灭世界的是核武器。而现在，我们认为是病毒”。
If anything kills over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t's most likely to be a highly infectious virus rather than a war. Not missiles, but microbes.
而孙杨，一个区区的运动员，是绝对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因”的。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够和卫生防疫的追求相提并论的价值——无论他获得了多少荣誉，也绝不能为了他而改变对于卫生防疫的追求。
WADA对于ISTI 5.3.3的解读，充分证明了比尔盖茨的论点。那就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或者组织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卫生防疫的准备。甚至，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规则的解读中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卫生防疫的漏洞。
正如比尔盖茨说的，没有人准备好。其中诸如WADA这样明显会涉及到医疗与卫生防疫行为相关的世界性组织，甚至好像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我等待了近乎两周的时间，一直期待有人能够发现这一点。然而结果，让我很是失望。因为几乎所有人的重点，都只在于孙杨是否真的尊重了规则，和裁决是否公平。却完全没有人注意到，WADA的这个解读方式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来说，本身就是根本不应该被认可和接受的。
所以真实的情况就是，当WADA的这个解读出现的时候，孙杨本人就已经不是重点了。
是的，在WADA的论点中，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完全可以说得通，也完全可以作为理由。
然而我必须再重复一遍我前面说过的话：
按照WADA的这一论点，对人是说得通的；按照WADA的这一论点，也只是对人是说得通的。我们需要考虑的东西，远不该是对人是否说得通。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它是否对卫生防疫有害。
WADA在听证会上，确认也承认自己的规则存在着瑕疵，但他们却并不是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去考量。他们在意的，只是流程的完整度。可其实只要认同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就应该同意这完全不是啥无伤大雅的瑕疵，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致命漏洞。
现在请回答，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让WADA解读成立的同时，又不存在如此明显的卫生防疫的漏洞？
如果没有，那要做的就应该是废除这种解读，修改规则条款，令漏洞从此消失。而不是去探讨什么这个规则的执行是否公平，因为病原体就不可能和我们人类讲公平。
是的，也许这个漏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被触发，但这绝对不是可以忽视这个漏洞的理由。因为对于病原体来说，只需要利用这个漏洞一次就足够了。
事实上， 就在我决定将这篇评论发出来的同时，美国篮球运动员戈贝尔已经被发现了感染新冠病毒。在并非疫情爆发区的美国，一个运动员的身上。随后的时间里，欧洲各大联赛陆续发现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甚至连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也未能幸免。在我发出这篇文的时刻，欧洲各大联赛包括美国五大联赛已经被迫全部进入停摆期。可见这一切距离运动员其实也远没有许多人以为的那么遥远。
当你发现大部分人对于卫生防疫的理解其实就是这样的时候，你确定纵向到每个人的授权确认机制是不重要的吗？
从WADA对于规则的解读中，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看到了一种大意，一种傲慢。以及最关键的，一种无知。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对于从事可以与卫生防疫相关的机构，纵向到底到每个人的授权确认机制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如果外国都是用这种思路在是思考医疗与卫生防疫相关的问题，那我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连抄作业都抄不好”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意大利3月6日就有人指出：
“防控疫情的不利，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对于包括法规和人道主义规则等的教条化解读和应用。”
我认为，很有道理。
人类并没有资格和病原体讨价还价，从来就没有；
因此，没有一项规则能够凌驾于卫生防疫的需求之上，从来就没有。
本来说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然而，虽然作为国人，我实在不太想说下面内容。但现在看来，又不得不说。
如果说WADA还可以用思路僵化，只考虑规则解释而不考虑其后的隐患。那么你会发现，在国内也有不少这种僵化思路的支持者存在。为什么？
其实，要发现这一点并不多么困难。尤其在我们全国打响防疫战的现在，只需要回顾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发现WADA在规则解读中存在明显的卫生防疫的隐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是拥有多少难度的事。
那为什么，国内那一群所谓的规则解读者居然都没有发现？甚至都不认为它重要？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的原因。
一是“无知”，二是“无视”。
“无知”在于，和WADA一样，他们全部都没有意识到可以确认到每个人的授权机制对于卫生防疫的重要性；“无视”在于，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完全无视了这世界上存在着规则之上的东西，存在着你无法用规则去约束它们的东西。就比如，病原体。
而这造成这种无知和无视的原因，我认为原因同样有两个。
一是“自大”，二是“自负”。
什么叫自大？
自大就是自视甚高，主观地以为别人的做法都是错的——哪怕别人的做法更符合卫生防疫的要求。
什么是自负？
曾经有个相声段子是这么说的：
“在人面前摆谱不叫本事，在不是人的东西面前摆谱那才叫本事。”
有的人居然能在病原体面前显摆自己那套逻辑，如果不叫自负，那又该叫什么呢？
有一位最近比较有名的法律教师曾经有过一句金句：“所有学法律的人，要尤其警惕傲慢，千万不要有自己学了法律就高人一定的想法。有许多人学法律的人，都是学着学着就丧失人性了。”
另外，还有一句：“过于执着于解读规则的人，会丢失自己的头脑。”
以前，我不信这两句话。
现在，我信。
当出现认为人类可以在卫生防疫领域通过解读规则来和病原体讲道理的人（其中还有不少名人）的时候，我实在不得不相信。
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读着法律和规则，就丧失了人性和丢失了头脑的蠢材。
其实我在这几天里，在网络上看到许多人在这件事中谈什么“做事和做人”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都是傻瓜，纯粹的。
因为，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无论WADA认不认同孙杨方的要求（严格来说是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的要求。孙杨本人远不是聪明到能够注意这一点的人），事实都是——
孙杨（韩照岐）在这起事件中提出的要求都是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对于各方最为安全也最为妥当的方案，而WADA对于ISTI 5.3.3的解读却不是。
所以，当你们遇到与孙杨同样的情况时，不要愚蠢到去考虑什么“做事和做人”。你们应该最优先考虑的，压根就不是这种人生命题。在那之前，你们应该优先考虑的是“安全”二字。
换句话说，大家都应该提出韩照岐那样的要求，纵向到底确认每一个人的资质与授权。
毕竟，人最重要的追求，应该是“活着”。
PS：哦，对了。你看我又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了。WADA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的，他们在去年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了一项《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其中有这么一条：
“在样本收集过程中，运动员有权查看兴奋剂检查官的身份，有权要求提供更多关于样本收集过程的信息, 被告知进行样本收集所依据的机构的权利……”
算是在运动员的方向上打了一个补丁，从此以后运动员终于可以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了。
但我还是要说，这个补丁终究只是一个补丁。因为我们无法要求每个运动员每一次都记得这一点，既然如此就依然有存在漏网的可能。
仅仅只是一个并不是多么牢靠的补丁，真的足够吗？
我不知道，因为WADA之前的论点已经让我完全无法正常方式猜测它们会做什么了。因此我只能在结尾说上这么一句我的观点：
任何一个可能与医疗与卫生防疫直接与间接相关的机构，假如在自身的行为和规定中并不是将医疗与卫生防疫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那么它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根基也就将面临崩溃。
如果孙杨案能够让WADA最终补上这一足以使自身存在不合理的致命漏洞，那孙杨倒也算是为WADA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PS又PS：题外话，19年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举办于11月，《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法》于这次大会通过。而孙杨的听证会也是在11月。嗯，这两者一定没有关系。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关于WADA为什么会忽视规则背后存在的巨大漏洞，会认为这并不重要，如果有人有兴趣，我也许会再专门写一个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