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创作：南征北战，勇往直前
本文节选自张纪中《人在江湖》2-11页
发月的点点滴滴灌注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对某件事、某个人的热爱，从愿望融合为事实的现象，也是人从激昂的青年到沉稳中年不知不觉的转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经常想起、听到这雄浑壮阔的音乐，并想起、回看《三国演义》这部经典的电视剧。
《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部作品，也是对于我个人来讲意义重大的一部作品。我有幸参与了《三国演义》的拍摄，这是我第一次拍摄真正的“大戏”——拍摄时间长、取景地多、演职人员众多、拍摄要求高。正是这部剧的拍摄锻炼了我拍“大戏”的能力，让我走出山西，开始了拍摄文化“大戏”的艺术道路。
在拍摄《三国演义》之前，我和导演张绍林和编剧石零合作，已经拍摄了很多短剧，像《百年忧患》《沟里人》《有这样一个民警》等等，这些片子拿了一些奖，包括“五个一”工程奖。1990年代，我们这个团队已算是小有名气，有媒体朋友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太阳集体”。
心胸和格局，决定能不能看到成功那扇门
在拍了很多农村戏之后，我希望我们的作品有所突破，便提议到城市里来拍城市戏。在我的提议下，我们三人跑到了北京三元桥上、上海立交桥上观察拍摄，想做出一个城市戏。就是在这部城市戏拍摄的过程中，我得知了央视筹备拍摄《三国演义》正在征集拍摄人员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经典，第一次将《三国演义》搬上荧幕是开创意义的文化大事！能够参与这样一部戏的拍摄，是所有文艺工作者心向往之的盛事。
我立马回去找到张绍林，说服张绍林与我一同请战，参与《三国演义》的拍摄。其时张绍林已经是山西电视台的副台长，副台长面对央视的征集令有些犹豫：“我一个山西电视台副台长，去中央电视台做什么？”
我理解他片刻的踌躇，如果请缨被拒，也难免尴尬和难堪。但是“副台长”之外，他更是一个导演。于是我反问他：“你听说过著名导演吧，可你听说过著名副台长吗？”张绍林瞬间被我说服了，显然相对于“副台长”来说，还是“导演”的身份更重要些。对于一个导演而言，拍摄《三国演义》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和极具文化意义的任务，实在是极其诱人的。创作带给创作者的意义，文学名著带给文化传承者的意义，远远超过官衔带给人的意义。
我们连忙赶到央视请缨，没想到还是去迟了，《三国演义》的戏已经被其他队伍分配完毕了，张绍林见状有些气恼：“你看，咱们来了，却没被采用，多丢人！”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咱们争取了，虽然没争取到，也没有损失什么啊！”张绍林不再气恼，我们一行人又回到上海拍戏，不再想这件事。
过了不到两个月，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来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还要不要拍《三国演义》：之前定的拍摄队伍中有一组拍得不好，央视问我们能不能顶上。事态的发展柳暗花明，我们非常欣喜。但当时央视却有所顾虑，因为拍摄队伍中制片人员一直都是由央视委派的，由编外人员来担任制片主任没有先例。张绍林此次态度很坚决，明确表示：“没有张纪中不行。”央视思量之后，最终决定由我们来拍摄《三国演义》的“南征北战”部分。很多时候，机缘的到来不是一蹴而就，对于机会的争取也并非立竿见影，但真诚和实力总会将我们与机遇拉得近一点。
虽然我们争取到了拍摄《三国演义》的机会，编剧石零依旧离开了我们的“太阳集体”。《宰相刘罗锅》可以给到编剧很多钱，《三国演义》却做不到，石零因此选择离开我们，转而去了《宰相刘罗锅》剧组。我叹息惋惜不已：《三国演义》报酬虽然不多，但是文化意义不可估量啊！
一个人的心胸和格局，往往决定能不能看得到成功那扇门。
我们的“太阳集体”中，编剧石零原名石守魁，老家辽宁盖县；张绍林老家河北邯郸，都是农村出身，我们的出身都不算高。
出身低其实没关系，人这一生起点很重要，但最终获得多大成就，其实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格局，格局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眼前的利益固然诱人，但长远的意义和前景才是更应当追求的；当下的名利固然魅惑，但未来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方向才是更值得探索的。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很多道理说说容易，但是能够真正去琢磨其中深意，并且动手去实践，却不容易。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一个人走出的每一步路都是有用的，获得的每一份历练最终都将发挥作用。如果工作紧张，剧本需要改，我虽然不是做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但还是会主动承担修改剧本的工作。即便拿不到报酬，我却得到了历练，这是无价的。正因为多方面的历练，我才能够了解每个部广]的工作，提出准确的艺术要求，进而顺利把控整个剧组各方面的工作。
《三国演义》是机遇，也是极大的挑战。因为分配给我们组的戏都是其他组挑剩下的，是其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大多是战争戏。在那个没有特效的年代，画面中的千军万马，就是拍摄现场的千军万马，无论是选景规划、武打设计的艺术创作，还是管理调度、进度统筹的各项工作，都极其繁杂，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绝对是一场重大的考验。作为一个制片人，组里没有一件事情与我无关，面对这个困难，我只有勇往直前。
南征北战，勇往直前
要拍好战争戏，选景首先就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我们的祖国山河壮阔，奇山丽水无数，这使得我们能够找到与壮阔历史相符合的如画美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取景地，在接到拍摄《三国演义》的任务之后，我不断勘查各个地点，一直奔波在旅途中，力图精益求精。
“秋风五丈原”的选址最早定在云南元谋的一个沟壑纵横的土林，但我实地查看之后，发觉此处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怎么办呢？我一面进行其他工作，一面留心其他备选地点。后来我在飞机上看到了一份美丽的画报，云南陆良县有个彩色沙林，从照片看更加符合我们拍摄的要求。很快我们实地勘查了此处，景色确实非常美，气势磅礴。我很兴奋，当即就开始规划，对着一片空地“指点江山”：什么地方搭景，什么地方留白。好的取景地总能激发人的灵感，好的嘴皮子才能把心中的创作欲望表达出来。所以我常开玩笑说，制片人必须要有张好嘴皮子。后来其他的戏看景，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我在滔滔不绝地说。
但要在这些风景如画的地方拍摄，需要克服很多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交通不便、天气恶劣、人员道具众多而经费有...这不仅是对体力的重大考验，而且是对耐力和意志力的重大磨炼。
八大河路上都是沟壑，行进时速只有七公里，拍戏时因为条件艰苦、经费有限，晚上只有几个人可以住在镇上：一个房间五块钱，得留给有工作需要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只好全部住在河边。为了应对艰苦的环境，我们买了很多发电机、电线、帐篷、地铺，还从五台山借用了军队的卡车运了八十匹马。因为路途太过颠簸，精壮的马儿死了两三匹。
很多场戏都需要在高原拍，高原缺氧的环境同样给拍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大家遭遇高原反应，身心都承受着很大的痛苦。我一边头痛，一边精气神十足地举着扩音器奔跑一越是艰难，就越是需要精神支撑。所有人都能喊累，就是制片人不能喊累。
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众多拍摄人员的衣食住行、组织配合、服化、道具，都是摄制组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为了提前把所有事情准备好，我必须在剧组和办公地点之间当天来回。可即便这样，众多无法预料的特殊情况和困难还是层出不穷。
有一场戏需要在云南瑞丽拍大象。我们从缅甸租大象过来，这才知道缅甸人驯服大象是用鸦片膏。拍摄时间一长，鸦片膏用完了，大象很有意见，屁股往车上一靠，汽车就撞坏了。后来，大象的问题，也只能用大象喜欢的方式解决。
除了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拍摄本身也带来很多困难。
“诸葛亮出殡”这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刻。这场戏声势浩大，参与演出的规模之大近乎空前绝后。64人抬诸葛亮的棺椁入城，百姓出城三十里相迎。棺椁很大，为了呈现出整齐划一的效果，这64个抬棺人必须行动一致。每天下午我都会去监督训练成果，两个星期下来，总算是有了像样的队伍。
扮演迎棺百姓动用了三千人，人是够了，服装又成了大问题。丧服只有一千多套，其余的怎么办？我们只好买了很多块白布，每一块掏一个洞，头从白布中钻出来，腰间用布条一扎——虽然粗陋，但拍远景看不出来。
漫天飞纸钱的镜头成为震撼很多观众心灵的经典镜头，但是当时如何让纸钱飞到天上，却费了很大一番周折。首先是纸钱的问题，三千多人送灵，意味着至少要有三四吨的纸钱，但这三四吨纸钱从何而来？有人提出可以让演员自己回去剪，我觉得不可行，一方面速度太慢，三四吨的纸钱绝不是手的速度能够剪出来的；另一方面手工剪裁也无法保证纸钱的整齐。
在苦思冥想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有了灵感。我们吃饭时发现啤酒厂的商标跟纸钱的样子很像，就打电话咨询啤酒厂如何制作出这么多的商标。原来啤酒厂是用铳子一摞一摞地铳出来。我们就采用了啤酒厂制作商标的方法，生产出了三吨多纸钱。
纸钱是有了，但怎么能飞到天上去呢？张绍林当时出主意说，八一制片厂有飞机头，可以借来吹纸钱。但是飞机头只有一个，无法吹起这么多的纸钱，而且飞机头租借费用高昂。后来我又琢磨鼓风机应该也可以吹纸钱，鼓风机比较便宜，试吹了一下，高度也足够，最终我们租借了四台鼓风机便解决了问题。
拍这场戏的第一天，我指挥三千人进场和准备，花了五个多小时。等大家都准备好了，天公却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我们只能停止拍摄，给每人补助六块钱，要求大家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一切顺利，早上五点多进场，十点多开拍，一直拍到下午三点拍完。我们负责的部分是“南征北战”，面对如此巨大的拍摄难度，拍摄进度的缓慢可想而知。
《三国演义》基本以一天几个镜头的速度在拍，比现在拍电影速度还要慢。但是为了实现《三国演义》的宏大场面和真实感的艺术追求，在特效不过关的年代，我们花的功夫和下的心思，是现在拍摄想象不到的。
尤其是火戏。镜头中的火都是真的火焰，拍摄过程充满了危险，拍摄起来难度也很大。其中三场火戏我记忆最为深刻。
有一场戏需要士兵动用喷火器喷出笔直的火焰，但是因为风的影响，喷火器喷出来的火苗总是歪斜的，于是我要求这位士兵稍微调整、倾斜喷火器，以保证火焰是笔直的。结果这个士兵操作失误，把自己烧伤了。我马上开车送他去医院，路上他很暴躁，一直在骂剧组的领导，我在车上没有解释，静静听他说完。后来这位受伤的土兵要求赔偿、要求解决工作，我都想办法实现了他的要求。出了这样的事故，我心中也不是滋味，虽然小伙子伤得并不严重，但在偌大一个剧组，指挥着大量非专业从业人员配合拍摄，再周密的规划也难免会有漏洞。迅速地、有条不紊地解决拍摄问题，是制片人应当具备的素质。
有一场“烧牦牛”的戏，要拍牦牛在火焰中奔跑，我们用了一些特殊方法才完成拍摄。还有一场戏拍火烧栈道，为了保护栈道，我们在栈道上铺了石棉网，然后点火来烧，演员们就在这样的火当中拍摄一因为没有经验，这种办法能不能完全保护栈道，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幸运的是，栈道最终并没有受损。
因为实地拍摄的巨大困难，因为第一次探索，因为没有经验可借鉴，我们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不知道用了多少“土办法”，不知道想出了多少不寻常的解决思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梦一般的过程，怎么完成的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根本无法实现。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当年的这些艰辛经历，南征北战的全情投入，勇往直前的坚毅精神，对当下还是有益的。对于我而言，这些经历告诫我不能偷懒，无论拍什么戏，在服化道、烟火、照明等每一个方面，都要根据作品的气质全力创造，毕竟我们想要做的不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艺术品，艺术品当然就要有创造。
虽然如今我们的影视行业已经逐渐成熟，无论布景、道具、造型、服装各个方面都有了高效专业的表达方式和工作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偷懒”，相反，我们需要更加全力以赴地创造和创新。因为表达的模式也会一定程度上造成雷同，在不同的影视作品中反复出现类似的布景、造型、服装，难免会给人“串戏”的感受。如今，我们更要避免塑造出“千人一面”、样貌雷同的作品，全力创作的精神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