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刘月生将军》——叶文福

叶文福,当代现实主义诗人,1979年其代表作《将军，不能这么做》发表于《诗刊》后为《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广泛转载，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这首长诗用炽热真挚的诗句猛烈抨击革命队伍中的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疾声呼告维护革命纯洁无瑕的神圣性。在诗人因本作遭受不公的残酷批判时，作为他上司的刘月生将军向他伸出宝贵而温暖的援手。

刘月生将军，工程兵原副政委、政治部主任，1930年起参加革命，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战役等战争战役中，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将军夫妇晚年大力援助教育事业，在家乡捐建校舍、捐赠电脑，对口扶持贫困学生。2008年9月，刘月生将军在北京逝世。

      （一）

　    2008年9月23日，是刘月生将军遗体告别的日子。
　　上午9点整，是刘月生将军追悼会开始的时间。
　　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十几天前，我的好友、将军身边的孟秘书就了通知我，我也答应
一定参加的。
　　可是追悼会开始的时候，我却无法前往。
　　知道将军将徙步云程而不能恭送，此心之碎，
碎何如哉。
　　将军，此时此刻，您如同当年以17岁之稚弱，踏上万里长征之危途，而我，我则如同家
乡之树，家乡之草，挥泪于村前，揖拜于路畔；如同家乡之云，家乡之雾，低垂于额前，缠
绵于袖边，送你长征——您一路走好。
　　将军，此时此刻，您如同当年以17岁之坚韧，钻进枪之林，弹之雨，去追寻自己的和民
族的命运，而我，我则如同当年家乡之风，家乡之雨，家乡之泥，想代家乡父老，想替家乡
妇孺，言谢，言留，然言而无语，哭而无声，只有湿您草鞋，沾您红缨，随同您去。
　　又是一个万里长征！
　　又是一个万里长征自今日始！
　　又是一个万里长征自今日始，始于足下!
　　——将军，走好！

      （二）

　    将军是湖南茶陵人，1917年5月出生。13岁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红
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陕北。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任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
　　假如能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将军此一生92年，恰是中华民族全部的苦难——内外战争、
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性重大变化的时期，于是将军于是将军便由不
得他自己地与他的民族一起，成了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一线见证者和经历者。将军以
代表民族热切希望的澎湃激情和岁月积攒的能量，参与着，进行着，忍受着这其中的艰难曲
折，把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全部尝了个遍，吃了个透——如此波澜壮阔的人生，怕不是
想有就能有的。

        （三）
         我无法说得上与将军有什么交情。
　　原因很简单，我离将军太远，与将军没有任何工作的或私下的交往。
　　我与将军惟一的关系就是，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部属。
　　他当原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的时候，我是他属下的一个文学创作员。虽然同在一个机关，
一个大院，但他是我许多上级的上级。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的副政委，而他并不认识我。这既
不能怪他，也不能怪我，因为文学创作员这个如同雅号一般的职务，在我的时代里是个最不
值钱的职务，如同唐朝杜甫当的那个拾遗——拾遗拾遗，拾人之遗，拾遗还左，只能拾左边
之遗，是个专门为各种政治运动唱颂歌的职务，是个是个人便能当或者说是个人便无法忍受
无法当的职务。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我的，但是他认识了我。
　　问题是他认识我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与我的那众多的各级领导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认识了我。
　　 那是1982年。
　    是的，那是1982年。
　　1982年，正是我写检讨最难煎难熬的重要时刻。我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无耻中伤和提问逼得窒息了。我如同非洲大陆上一只被扑倒在地的小梅花鹿，老虎、狮子、中山狼、鬣狗、秃鹫、蚂蚁、疟蚊、土鼈、屎克朗等等等等，形形色色各级各等的食客将我团团围住，瞪着血红的眼睛，利齿和长舌之间滴着浑腥的涎唾。非洲草原，饥饿而困顿，好容易有一顿美餐，岂能放过？谁都想分一杯羹，吮一滴血，以壮丽自己猥琐的人生。

         床被专案组办公室的人占领着，夜里不能睡，一轮一轮的检讨，永无止境的深刻，逼得我动用世上最可怖最丑恶的词汇来诬蔑和侮辱自己。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为了维护作为人最起码的尊严，我时刻想死，时刻在想以什么方式死，在何时何地死合适。

　      那天黄昏时候，我在院子里散步。当走到葡萄架下，刘副政委从机关大楼方向的过道上迎面走来。我在机关属于最下级，我头上的领导太多了，接触一个烦一个，我都无心见任何领导

了。我急忙转过身子，装着没有看见似地欣赏着面前的月季花。
　　刘副政委径直走到我身边，站住，亲切地问：
　　“叶文福呀，散步呢？”
　　我茫然无助，对任何人都不信任，都不动情，也决不想向任何人求情，我不吭声，只是
礼貌地点点头。
　　刘副政委伸出右手，拍着我的肩膀，并且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轻轻地说：“不就是写个
检讨吗？写就是了。叫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都写过检讨，不也过来了？犯了错误，写个
检讨，也就过去了，别跟自己过不去。”
　　我眼圈红了。
　　从1981年夏天开始，已经被专业批判办公室和专业无产阶级批判人员严厉批判了近一年
了，每天被逼着说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又从那个阶级滚到这个阶级的，把我批得晕头转向，
头破血流。我从心底里讨厌阶级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人为地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是专制制
度的现代化名词。而那个时代，整个时代都是阶级生的，没有阶级就无法成活，于是我每日
每时如同在冰窖的窒息里垂死挣扎。
　　而这一刻，我感到了无比温暖，心里充满感激。我从没接触过刘副政委，从没跟他说过
一句话，甚至从没跟他打过一次招呼，在这生死攸关时刻，认得的不认得的，那么多人都争
着抢着，把我往深渊里推，为什么这个从没接触过的刘副政委竟伸手来援呢？
　　我怔怔地望着刘副政委，说不出话来。

        刘副政委亲切地笑着，那只手还放在我肩头，说：
　　“年轻干部，爱偏激，说了些过头话，偏激的话，这很正常，改就是了。我知道你，诗人
气质。诗人嘛，就是骚人嘛，就是发牢骚的人嘛！部队成长起来的干部，能犯什么大不了的
错误呀！”
　　“部队成长起来的干部，能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呀！”
　　二十多年过去，我之所以一直在心底深深感激刘副政委，正是因为我牢牢记住了这句深
情的叮嘱！
　　正是因为那时天下人都无端指责我“站到党和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上去了”的时候，刘副政
委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英勇地保护着我，英勇地为我拨开迷津，给了我战胜死亡的勇气。
　　刘副政委还想说什么，这时跑来一位机关干部，请刘副政委到办公楼去开会。刘副政委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沉默了好一会儿，临走之前，笑着大声说：“对，坚强些，战士嘛！
呵！”
　　看起来，刘副政委是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便认识了我。
　　他到底是如何认识我的？他为什么要认识我？作为专业政治工作干部，他应该有足够的
经验在政治风浪中随风驭浪而自保。而我与他八杆子打不着，他完全可以不理我，不理我的
案子，换言之，我的任何一个结果都与他毫无干系——他为什么要理我？为什么要如此郑重
地嘱咐我？
　　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是以这些解不开的问号来领受刘副政委给予我的那一缕神圣又有
几分神秘的温暖的。　

     （四）

       那以后，我有许多年没见过将军。
　　那以后，从军队，到地方，我在生死线上摸爬滚打，苦苦挣扎，尝尽了中国式的人权的
内涵滋味。我不知道将军想过我没有，但我一直在深情地想念着将军，一直坚信将军一直在
想念我。
　　我记的一个小品里有一句台词：“给一点阳光你就灿烂。”可惜，这么一句美丽的语言，
让小品和小品逗起来的浅薄的笑声给亵渎了——真的。
　　我就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种人。

        一辈子受人侮辱的时候太多，不管什么人，只要给一个关切的眼神，一缕善意的微笑，一句关心的话语，我就记一辈子，决不会忘记，想忘记也忘不了。

　　在那没有太阳的日子里，有什么能评价一线阳光的生命价值呢？在那些日子里，那么多
自认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可怜虫们，见了我如同见了恶魔，都躲得远远的。我像电影《夜半歌
声》里的宋丹萍，生命的俊美被从黑暗处的硫酸涂改成了狰狞的魔鬼。但在我心灵深深处，
有一线珍贵的阳光，照亮了我生命的灿烂。凭着这一线阳光，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思
想的动人形象。我的思想如同一个英雄的战士，在弹尽粮绝之时，依然巍然屹立在沉寂的阵
地上，刘副政委那有着阳光质地的笑声从我面前吹拂而过——
　　“坚强些，战士嘛！”
　　“坚强些，战士嘛！” 这是真正的阳光，这是生命之光，这是中华民族看得见真理的炯炯
目光！我是应该灿烂的，我的灿烂是当然的，我终于在浑身被吐满唾沫的日子里，在军装
里，在囚服里，艰难保存了一缕亮丽的高洁，一束高举着阳光的灿烂。　

      （五）

       直到2006年，我才见到了已年届90高龄的刘副政委。
　　早在80年代，原军委工程兵的整个兵种，在百万大裁军中被彻底裁掉了。所有部队都分
到其他单位去了，原来的兵种机关也只留了一部分给已经离休的兵种老领导。
　　但是原军委工程兵出了不少文学人物，这是全军都刮目相看的。其中著名的有诗人喻
晓，是《解放军报》文艺版原主编。诗人韩作荣，是《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有散文作家
陈淀国，是武警创作室主任。有散文兼摄影家宋举浦，作家刘增新，军报高级记者江宛柳，
有赵洪才，郭米克等，还有我。自从兵种解散之后，这些干部虽然都各奔东西，但二十年
来，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传统，每年春节前或后，找个酒家聚会一次，说说话，聊聊天，互相
亲热亲热，鼓励鼓励。酒钱饭钱，谁爱出谁出，反正我是混得最没出息的，只有我一个人是
贫农团，吃干队，从没出过一分钱，也没有人要我出过钱。
　　2006年春节前的聚会地点是在原工程兵招待所餐厅，宋举浦是东道。他是在职将军，各
方面都方便些。
　　二十多年之后的原工程兵招待所，早已是具相当规模的宾馆了，仅餐厅就设有许多豪华
的房间。我们聚会的餐厅也相当气派，红地毯，电视机，衣架等，大圆桌可以坐十五位食
客，中间放着花篮。

      战友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又是一年过去，虽然都是住在北京，但彼此都像蚂蚁一样在
自己的生命位置上忙碌，没事连个电话也懒得打。从彼此都知道谁谁谁曾经是怎样年轻，到
几十年后，互相看到各自的老态，这之间的感情也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
大家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吃着，喝着，说着，笑着，该说的就多说，不该说的谁都曲意地绕
过，偶尔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就能溅起许多层面的记忆。
　　就在我们兴致正酣的时候，忽然一位中年军官进来，很有礼貌地说：“刘副政委在旁边一
个餐厅喝酒，想来看看大家。”
　　刘副政委！
　　某种意义上说，这时候的刘副政委已经是原工程兵的代名词。原工程兵解散已经二十多
年了，老一辈兵种首长大多已经先后去了，这时候一说刘副政委，一种半生生命质量的亲和
之力顿时在在场所有人心中踊跃沸腾起来。
　　中年军官看起来是认识我的，径直到我身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欢迎你，刘副政委听
说你来了，非常高兴，他说他一定要来看你。”
　　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幸福之泉顿时浇灌着我
久已干涸的失望。
　　刘副政委！
　　他知道我来了，他高兴！
　　他要来看我！
　　仿佛二十多年间，我分分秒秒都在焦虑地等待这个时刻！
　　这个国家太大了，别的人骂我，我不在乎。别的人委屈我，我不在乎。我是从工程兵的
最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我是从施工的掌子面上的风转手成长起来的干部。工程兵不在了，
但祖国四面八方的那许多工程都珍藏着我们我们对祖国的爱情，都珍藏着我们对自己生命的
诠释和理解，都珍藏着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计算法则和方式。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曾经是
一名出色的军人，我不需要别人理解我，我只要我所在部队现在的最高首长理解我，我足够
了！这是我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
　　这位干部刚走，餐厅外面就熙熙攘攘，刘副政委真的来了。
　　九十一岁高龄的刘副政委，在一大群干部前后左右的簇拥下，到我们餐厅来了。

        也许是喝了点红酒的缘故，刘副政委满面红光，精神焕发。他个子高，谁也挡不住他的
风采。他右手高举着高脚玻璃酒杯，步履稳健，一路高声叫着，到我们餐厅来了。
　　“叶文福呢？叶文福呢？叶文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听说你来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专
门看你来了！”
　　刘副政委精神矍铄地到处张望，在面前攢动的人头中寻找我。
　　我不敢回答，我不知该如何是好。不知为什么，我直想往后退。
　　这时，好几个战友都拥上前去，去向刘副政委敬礼，问好，握手。刘副政委的左手来回
忙碌着，与这个握手，与那个握手，但右手还高举着酒杯，目光不在任何一个干部面前停
顿，也不理会任何一个干部对他的问候，径直地高叫：“叶文福呢？叶文福呢？我是专门看你
来了！”
　　我站到刘副政委面前，向他老人家行了个久违了的但依然十分标准的军礼，有点沙哑但
坚决地说：“刘副政委，我是您的错误犯得最大的部下！”
　　刘副政委亲切的目光终于照着我了，我顿时觉得自己如同赤身裸体的婴儿，暴露在阳光
之下。
　　刘副政委右手举起酒杯，与我的酒杯轻轻碰一下，轻轻地说：“干！”
　　我们俩同时一饮而尽。
　　刘副政委左手搭在我肩上，忽然慨然高叫：
　　“不，你没有犯错误，犯错误的是那个时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你的，就是专门来对你
说这句话的！”
　　刘副政委说罢，与我紧紧地握着手，很是伤感地望着面前的干部们说：“工程兵没了，就
剩下你们这几个秀才，是我们工程兵的全部财富了。你们是真正的财富，希望你们多写好作
品，多回家看看，多回家看看我们……”

      （六）

       我是幸福的，我得到了一生最想得到的最高荣誉，虽然付出了太惨痛的代价！
　　那时候我真感谢自己，能向刘副政委敬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军礼！
　　但是我再也没有回去，再也没能回去看望刘副政委。

　    后来，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看到刘副政委与夫人、八十四岁的八路军老战士王世昌老人一起，从1986年起，在河北顺平县王世昌老人的家乡，在常庄修建一所学校。
　　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这么一所学校？表面上的原因似乎很简单，1987年，王世昌老人回
乡参加抗战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时看到，当年被日本强盗烧毁的母校如今依然破旧不堪。
　　这一对革命夫妻前后用近20年时间，四处求人，八方集资，终于在顺平县建起一所梁洁
华希望学校。
　　2007年，希望中学第二届高中生毕业，升学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这20年间，两位老人吃了多少苦，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两位老人陆续捐款30余笔，20多万元。
　　我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刘晓飞说：“他们的衣服都穿了20多年，现在还在穿。”
　　我只知道：王世昌老人几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餐餐都和工人一起喝稀饭、啃馒头。一
年下来，就瘦了三十多斤。当时已经年过七旬的王世昌老人天天在工地工作十二三个小时。
为了省钱，工地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老人都要捡起来卖破烂入帐。甚至每天都要到院子
里去捡垃圾，用来换钱……
　　我只知道：将军对老伴说：“只要你身体吃得消，我全力支持你！”
　　我只知道：王世昌老人说：“就是卖掉一个肾，也要把学校建起来。”
　　我只知道：夫妻俩每月从离休金中拿出1200元，建立奖励基金。
　　我只知道：学校建成后，老两口让学电脑的孙子自费到学校去帮助安装调试电脑，而且
特意交代：“不许吃学校的饭。”

     （七）

       这决不是只靠所谓高贵品德就能做到的事情。
　　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一种理想，这是一种精神！
　　这是一种浩然之气！

       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千劫万难之中得以生存、得以发展、得以不断壮大的一种内在思维轨迹和动力！

　　我忽然感到：将军一生都在自己每一个脚印里艰苦而细腻地析理中华民族的脉搏，而
且，他找到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中华民族要想前进，必须举全民族之力，以提高全民族的知识作为伟大的原动力。
　　有了知识就有了分析能力，有了知识就能摧毁愚昧，有了知识就能把理想掌握在自己手
里！
　　这是将军在离休之后，之所以与夫人王世昌老人一起，尽自己之所能，全力以赴地办教
育的深度思索！
　　将军，既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小人物，他属于他的时代，他是他的时代的洪流。他的伟
大之处在于，他在他的时代的洪流之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和自己思想的位置！他的伟大之处在
于，他离休之后，把自己的思索成果化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全力以赴地办教育，把
自己对自己时代和民族的思考定位在对后人的教育之上，他英勇地把后人扛在自己肩头，他
用一种特有的行为语言对后人说：你们比我高大！你们比我伟大！
　　我忽然想到：将军一生竟有三次长征——
　　第一次：1934年，那时他17岁。
　　第二次：离休之时。
　　第三次：以92岁至高龄，离开了他一生为之奋战的根据地……
　　将军，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