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4.1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13】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

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这里没有：陈旧的。——译者注

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象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19】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

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译者注

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13】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在活动的初期，同盟企图利用工人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

【19】“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