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的症候

我是个病人……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 毫无疑问《地下室手记》中的无名氏是一个彻底的废人，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记住他的任何荒诞的经历，只需要铭记他是一个在地下室不断发癫的虫豸。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无名的地下室人不断神神叨叨地想说给谁听呢？他神经荒诞的行为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大他者”，熟悉拉康精神分析的读者或许会这样说。一个既不是书中世界里的群像、也不是书外现实里的芸芸众生的他者。所以与其说陀翁在描写无名氏怎样独处一隅，因道德败坏，环境缺陷，在地下室里脱离活的生活以及追求虚荣和愤世嫉俗因而蹉跎了一生。毋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控诉自启蒙运动以来世人一直高歌颂扬的理性(大他者）。 不可能性——不就意味着一堵石墙吗？什么样的石墙呢？唔，那当然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数学。比方说，有人向你证明，你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那你也无须皱眉头，一股脑儿接受就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一个石墙的隐喻来描写这样的理性。当然这样的理性远非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这些不过是知性罢了，正如陀氏所言“这样的一堵石墙似乎还确实有一种安心宁神的作用，它本身也确实至少包含着某种安宁和平之意，这仅仅是因为，它就是二二得四。”陀氏在这里鲜明的指出来大他者这个符号秩序内部的空白，其在不停的空转。哪里什么也没有，假如我们反抗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却没有可供你发作的人，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而且也许永远都找不到”。 对此我早就梦寐以求了。这「美与崇高」在我整整四十年的生命里重压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就会长出一个圆鼓鼓的将军肚，胖出一个三重皱的肥下巴，隆起一个红通通的酒糟鼻，让所有遇见我的人都直盯盯地看着我说：「瞧，他真是帅呆了！这才是真正的正面人物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是描述某种“不在场”现代主义的作家(理性是多么多么空无；他由阶级意识形态决定、他的核心是空白的、大他者怎么不存在)，而且他还是描写“在场”的后现代作家，什么在场？淫荡快感的在场！比如当无名氏谈及“美与崇高”这个原质时，陀翁描写的不是他们有多么空洞，而是下流恶心但又贴近现实的“成功人士”，这样的成功人士代表的是纯粹的快感，是被优美与崇高排斥之物，成功人士形象的恶心人形象自然与“优美与崇高”沾不上边。不仅如此地下室人本身就代表了某种淫荡的快感，他终日徘徊于地下室，享受自己的低贱与下流「我而今已经不是我从前想要扮演的英雄了，而只是一个卑鄙之徒，一个流氓无赖。唔，那就这样吧！你们终于认清了我，我真是乐不可支。你们听到我那有点下流的呻吟声深感厌恶吗？唔，那就深感厌恶吧。我马上还要给你们哼出更下流的怪腔怪调来……」 「也许，我怒从中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你们所有的建筑物中，至今还找不到一所能让人不向它吐舌头的。相反，只要建成让我永远也不再想吐舌头的称心如意的建筑，那么，单单为了表示感谢，我也情愿把自己的舌头连根割掉。至于说完成不了这样的建筑，因而只能满足于一般的住房，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地下人在这里坚持不接受大他者的幻象的构建(你们所有的建筑物），我们在这里需要区分幻象欲望和他者欲望，正如同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的说的那样“通过幻象构建起来的欲望就是对他者欲望，对“纯粹”的超幻影欲望(即以其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死亡驱力”)的防御。”地下室人通过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来享乐，即对符号秩序之大他者的嘲弄，来拒斥幻象框架应付的答案，通过这种恢复他者欲望，将自己升华为死亡驱力的方式来把握快感。他不断的向大他者询问，并精神病式地去反对大他者的答案。 我们甚至可以讲地下室人是完成了精神分析的人，在承认自己“连虫豸都不是”以及高呼“地下室万岁”的一系列思想经历中，他早已接受了病态、卑微的实在界本我。他几乎完全穿越了幻象并且认同自己的症候，按照拉康的理论他的享乐应该被这样的行为所消解，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消解进实在界的深渊反而沉浸于享乐之中呢？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篇小说《罪与罚》中。 《罪与罚》讲述一个穷困潦倒的大学生，在一种类尼采式的超人哲学(人类的幸福只能由少数不平凡人引领，而这些不平凡的人有权跨越一切律法，比如拿破仑发动战争）指引下，杀死一个放贷的老婆子和她无辜的妹妹，然后在帮助落魄失业的酒鬼之后遇到了他的女儿，身为妓女但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索妮娅，她的劝说下罗佳去自首并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而索妮娅也陪着他一同前往，并且二人在爱情中获得了解放。 我们可以假定地下室人癫狂、荒诞的精神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实在界的享乐维度，在《罪与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另一个符号性的维度。这里是充斥着理性主义和类尼采式超人哲学还有一丝人道主义。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本文之后称他另一个亲人爱称“罗佳”)正是在这个维度的指引下才犯下的凶杀案“『非凡的人』有权杀人”他假定自己是这样的人，自己杀的不过是几只相比于『非凡的人』的虫豸。然而小说中罗佳却自首了。是在女主索妮娅感化下皈依基督真善美了吗？可是罗佳从来没有在道德上认过罪，我们可以在原文可以看到“他失败了，所以他自首了，仅仅在这一点上他认罪了”，倘若我们说他是在行动上失败了，正如原文中所说的那样。可是这点也显示不合理，警察甚至都没有怀疑过他，甚至还有一个宗教疯子莫名其妙的给他顶了罪，他几乎实现了一场完美的犯罪。答案在这里正是那个开始的第二维度，罗佳的自首正是因为那个指引着他犯罪的维度的崩塌。什么时候崩塌的呢？就是实现他理论的行动之时。如果我们将这种类尼采的超人哲学视为一种幻象性的构建——原质，这种哲学是围绕着『不平凡的人』运作的，当他为之付诸行动之时，他看到了自己杀的只不过是两个可怜的老太太，一个甚至还在邻居间享有盛誉。所以问题不在于他失败了，而是在于他太成功了，他在接近他哲学这一崇高客体原质的内核，并看到了其空无的深渊(没有成为造福人类的英雄，只有无意义的杀戮），并最终导致了他哲学的解体。 如果我们将罗佳哲学的破产视为一种主体性的贫困，瓦解了罗佳做为符号性现实的终极支撑(这样看他杀人之后各种怪状也就好解释了)，那么之后被判处西伯利亚的苦役就可以看到一个区别于《地下室手记》的穿越幻象。这里罗佳认同了自己的症候，而这个症候正是他身边肮脏的狱友，也是之前他哲学被排斥的虫豸。就是那一刻，标志着他的哲学正式解体的时候。“他甚至主动跟他们交谈起来，他们也都亲切地回答他。现在他想起了这事，深感早就应该如此：难道现在一切不应该都随之改变吗？”。而这一举动他依靠的是索妮娅。 他看到厌恶的索妮娅，从厌恶她到思念她，罗佳承担了“爱他胜于爱己”的全部意义。正是通过对索妮娅的爱情；“理论被生活取代”因此某些庸俗评论家认为罗佳皈依基督教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我们在原文可以看到“但是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倏地闪过：「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也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正如同巴迪欧对于爱情的分析，“爱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真理的一个程序，是生命的重新创造，是让世界重新诞生的实践。”“在两个人意识到彼此的差异后，再去重新创造一个多重的倍增的alternative的世界。”罗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拿起了他从未打开的《新约》(尽管他后来也没打开)。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为罗佳创造了不属于前两个维度的第三维度。“一个崭新的故事”。罗佳正是在这样一个敞开与他人而非自闭的空间中获得了重生。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哪里这个新故事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在地下室这里可以看到另一个“索妮娅”，地下室人遇到的丽莎。然而丽莎却离他而去了。难道是因为地下室这个嘴贫小官吏要比罗佳这个杀人犯更卑劣吗？显示不是。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索妮娅不存在”。从作者角度看，总所周知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劳役期间死去的第一任妻子在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中很明显对应着丽莎和索妮娅这两个相似的形象，陀氏甚至正是在亡妻这一事件影响下创造的《地下室手记》，地下室人堕落的形象也似乎也对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嗜赌、堕落的生活。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从来没有第三个维度，没写“崭新的生活”并不是在于他的突然逝世，而是在于他根本就写不出这样的生活。这样看《罪与罚》比《地下室手记》更妄想，因为他妄想出了一个“索妮娅”来救赎。可见第三个维度是被虚假构想出来的，至少是不属于陀翁的生命体验，他的主体性只能在前两个维度中徘徊，成为一个没有被拯救但又不需要拯救的矛盾体，他生活堕落，私德败坏，却又乐于施舍。(这当然不是地下室人，地下室手记无名氏只是其中一个疯狂维度)。或许《罪与罚》中的救赎只不过是地下室无名氏在失去丽莎后的意淫。 我们如果谨记拉康关于享乐的定义“享乐自身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是双重化了的表相，一个表相中的表相。享乐并不自在地实存，它只是持存（insist）为一个余数或符号进程的产物，符号进程的内在矛盾与对抗的产物”，对上述的结构进行再次颠倒。于是乎，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体性在罗佳(这里两个维度在此重叠）身上遮蔽式的展现了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维度这个享乐的维度并不是藏在第二维度面具下面的真面目，而是一种“表象之表象”。也就是说是这个符号(第二维度）运动的剩余、进程化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当符号历程被终结的那一刻(即爱上索妮娅的那一刻），罗佳疯狂享乐的第一维度也被终结了，因而为罗佳重生提供了可能性，经过这样的二阶化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罗佳是真正的开启了“崭新的生活”，第三维度是可能存在的。 不过令人可惜的是，陀翁本人只能滞留在一阶(符号是享乐的剩余）苦苦挣扎。我们在这里不妨做一下大胆的分析，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阶是一种倒错，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已然享乐是符号剩余的第二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所谓的第二阶事实上是非倒错者们的第一阶，他的一阶反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被判处过死刑的，他的符号学身份(可以说是第二维度）已经死过了一次，但是却在刑场上被赦免了，第一维度幸存了下来，而之后被构建起来的第二维度只能做为第一维度(享乐）的剩余。 当罗佳以怀着欢欣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片脏兮兮的土地时，无名氏早已居住在地下的地下室。地下室人不需要救赎，正如同上文所言，他已经是被救赎的了，完成精神分析的主体，而他之所以还沉迷于享乐，无外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境一样，他的符号性身份早已失去，或者说他一开始就已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拒绝他在大他者哪里的位置(尽管那个位置总是空的）如果说符号性身份的死亡是一个史前事实(我们不是刚刚失去身份，而是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身份只是我们不知道）。地下室人却从未开启过历史，所以从这角度看地下室人更像是当代人。 齐泽克在《比无更少》中提到“通过认同症状，意义与享乐间的对立也便在它们的“综合”，即享受-意义中被克服了：主体并未被化约为其自身愚蠢自闭的享乐，主体继续说话，但其言谈如今则变成了与表相（semblance）间的游戏，只是制造享乐的空洞的吧啦吧啦吧啦。这便是拉康版本的“但它依然在动”甚至当我们已看穿想象界与符号界的表相后，游戏依然在享受-意义的循环的伪装下继续，主体并没有被消解入实在界的深渊中。”单纯的认同症候已经不够了，今天的主体已经注意到并反思自己与幻象的关系。今天我们社会中各种自嘲的现象就是如此。索妮娅在当下是无法拯救地下室人，因为索妮娅这个形象在当代本身就是空的，并不是爱情失去了效力，而是如今自恋型的主体早已消解了爱情，我们无法在如此闭塞的环境下敞开心扉。所以我们不能只关注与实在界的快感，而忽视象征界的符号秩序早已把我们打败。第三维度在我们这个绝望的世界里已然成为一种不可能。尽管我们今天发多数人都知道情况有多糟，可还是得过且过，所以现在需要的是有人来向这个糟糕的符号秩序切切实实地踢上一脚。而这一脚不是要踹在意识形态的树枝上，而是现实生产关系的树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