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前夕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外交关系（一）
君士坦丁堡的最终征服是一系列决定的结果。他们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讨论达成的，关于这些讨论的一些记录被留存了下来。在这些讨论中，出现了各种观点，它们主要基于过去的经验。因此，尽可能重建过去对十字军的看法至关重要，以便理解他们的领导人为何作出他们在历史上所作的决定。从一开始就强调威尼斯人的观点与其法兰克盟友的观点有多么不同是很重要的。尽管十字军东征的理想渗透了后者的思维方式，但它对威尼斯人来说意义不大。与热那亚人不同，他们没有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做出非常光荣的贡献。而对热那亚人来说，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被视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他们也没有密切参与第二次或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对威尼斯人来说最重要的远征是1123-11244 年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远征最终征服了提尔城。1120 年法兰克人在安条克外的血战场上战败后，威尼斯人响应了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的求援，他们的贡献是打败了法蒂玛王朝的海军并帮助征服了提尔——这是巴勒斯坦沿海唯一尚未落入法兰克人手中的主要港口。威尼斯人获得了三分之一的城市作为奖励，但这并不是他们从这次远征中获得的全部。恰逢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拒绝履新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特权。在向外航行的过程中，威尼斯舰队掠夺了科孚岛和爱奥尼亚群岛。在回程中，威尼斯人占领了希俄斯岛，并有计划的蹂躏了爱琴海沿岸。拜占庭人意识到了错误，开始了恢复威尼斯特权的谈判，拜占庭皇帝在1126年的金印诏书中正式确认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威尼斯在十字军国家中获得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同时在拜占庭帝国也恢复了地位。威尼斯人从希俄斯岛带走的圣伊西多尔遗物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最终，威尼斯人对十字军东征成功可能性的预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对1123-1124年远征的记忆。
威尼斯人对拜占庭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都没有在威尼斯周边行使任何直接权力，但它保留了对威尼斯的剩余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威尼斯仍然是拜占庭的附庸。在阿莱克修斯一世 1082 年的金印诏书中授予威尼斯总督和格拉多主教的皇室头衔强调了这一点。其中威尼斯人被称为rectis dulis Imperii mei，即“帝国忠诚的仆人”。与此同时，他们对拜占庭艺术品和拜占庭的生活方式抱有欣赏的眼光。威尼斯受拜占庭的影响是巨大的，圣马可教堂提供了最明显的见证。最初的教堂建于九世纪，用于存放从亚历山大港窃取的圣马可遗物，这座建筑是拜占庭风格的，即使在那时，它似乎也是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的简化版。它在976年被一场大火严重损坏，但仓促的修复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叶，它进行了更大规模的重建，但仍保留了拜占庭式的规划风格。然后用马赛克装饰得很华丽。最初，镶嵌师是从拜占庭引进的。很少有原始的“拜占庭式”马赛克作品被保存下来，而是越来越多的让当地艺术家来发挥自己的风格。圣马可教堂不是“拜占庭式”教堂，但它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拜占庭的影响。这在12世纪表现的比现在更为明显，当时它仍然保留着浅圆顶和砖砌立面，让人想起11和12世纪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伟大教堂。威尼斯人对拜占庭式建筑的偏好也很明显展现在托塞洛大教堂的重新翻修。拜占庭马赛克艺术家的作品以在主壁龛的圣母和圣子像和西墙上的最后审判最为重要。更朴实的建筑是处于大教堂阴影下的圣福斯卡教堂。它建于1100年左右，以安放圣福斯卡的遗物，根据传统观点，该遗物是在10 世纪从拜占庭带回的。所采用的建筑风格是希腊十字式八角的一种版本，似乎只有11世纪初在拜占庭发展起来，并在诸如希俄斯岛的Nea Moni、Hosios Loukas的天主教堂和Daphni的修道院等声望很高的建筑中使用。换句话说，威尼斯与拜占庭的最新建筑发展相得益彰。Murano的圣多纳托教堂可追溯到大致同一时期。它旨在存放圣徒的遗物，这些遗物于1125年从凯法利尼亚岛带回，这些遗物是在成功远征拜占庭期间获得的。建筑形式的拜占庭风格并不明显，但1140年完成的马赛克地板和后殿的圣母圣子马赛克画，虽然是出自当地工艺，但仍然表明人们对拜占庭风格的持续迷恋。同样，幸存的宫殿追溯到12 世纪——例如 Fondaco dei Turchi——似乎在规划和建筑特色上都借鉴了拜占庭，正如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 (Sebastiano Ziani) 在1170年前后建造的旧总督府一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拜占庭的影响继续渗透到威尼斯的建筑中。
恩里克·丹多洛（Doge Enrico Dandolo，1192-1205 年任威尼斯总督）似乎是拜占庭艺术的鉴赏家。据推测，他从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运回了各种大理石，用于装饰他的儿子雷尼尔在威尼斯建造的Ca' Farsetti宫殿的外墙。 丹多洛家族属于贵族家族的核心，他们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发迹。他们的起源无法追溯到其他的贵族家族，它们从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他们的崛起似乎与1129年家族的一员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坐上格拉多主教的宝座有关。这位与丹多洛，即未来的总督同名的叔父共在位五十年；在这个家族中特别长寿。他在当时政治中的重要性从1147年总督彼得罗·波拉尼 (Doge Pietro Polani) 将他驱逐出威尼斯并没收家族财产的决定中可见一斑。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两年后，波拉尼 (Polani) 去世，新任总督多梅尼科·莫罗西尼 (Doge Domenico Morosini) 下令对丹多洛家族进行赔偿。从那时起，未来总督的父亲维塔莱·丹多洛 (Vitale Dandolo) 在总督的顾问中变得越来越有权势，甚至让他的儿子们管理家族事务。
维塔莱被卷入曼努埃尔·科穆宁于1171年3月12日驱逐威尼斯人事件的中心。当事件的消息传到威尼斯时，他是供总督维塔莱·米歇尔咨询的核心顾问之一。他们的成员还包括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 (Sebastiano Ziani) 和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 (Orio Mastropiero)，他们刚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在那里受到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 (Manuel Comnenus) 的盛情接待。曼努埃尔策划的事变是对以往政策的逆转，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维塔莱给总督的建议是，他应该立即派遣使者更准确地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被民众的愤慨所取代，要求对拜占庭皇帝进行报复。作为回应，总督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于1171年9月起航。其目的是重复在1125年行之有效的战术。威尼斯人再次将希俄斯作为他们行动的中心，但这一次他们被瘟疫击垮了、并在春天被迫一无所获的航行回家，总督维塔莱·米歇尔被指责为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试图向集会的群众自我辩解，但在逃跑时被暗杀。他的继任者是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 (Sebastiano Ziani)，他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当选，并高呼：“总督万岁，希望我们能通过他获得和平。”威尼斯贵族们希望与拜占庭实现和平，甚至不惜任何代价。
1171-1172年的事件导致威尼斯人对拜占庭政策进行重新思考。这些事件是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所非常熟悉的。他曾随远征军出海，他也是希俄斯派来与曼努埃尔·科穆宁谈判的大使之一，后者拒绝接待他们。据传说，就是在这个场合，他被拜占庭人弄瞎了双眼。此后，他和他的父亲维塔莱在与拜占庭帝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外交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塔莱于1174年两次前往君士坦丁堡，第二次访问时死于此地。与此同时，恩里科先是被派往西西里岛，然后又被派往埃及的西西里远征军，看看能否通过西西里国王的关系向拜占庭皇帝施加压力。威尼斯人坚持通过不懈的外交手段来恢复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一贯政策。恩里科·丹多洛作为外交官为此做出了贡献，并得以在以后担任总督。1183 年，他被派往君士坦丁堡，负责监督威尼斯区的返还。他继续深入参与谈判，最终1187年2月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颁发金印诏书，威尼斯人通过耐心的外交手段——在纸面上——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的商业特权得到重新确认。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住所正式归还给他们，代价是威尼斯与拜占庭传统联盟的履新，以及在需要时向皇帝提供船只的承诺。1171年事变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于1189年得到解决。双方商定了1500镑黄金的赔偿金额，其中250镑将立即支付，其余部分在未来六年内每年分期支付。
1192年，恩里科·丹多洛被选为总督，尽管他年事已高且双目失明，但仍由恩里科·丹多洛执行这项看似令人满意的协议。他对与拜占庭谈判的深入了解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这（促使威尼斯和拜占庭谈判）一定是他的建议之一。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收到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即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Isaac II Angelus) 确认了热那亚人和比萨人的特权。这让人回忆起导致1171年3月居住在拜占庭帝国的威尼斯人被捕的事件。当时威尼斯人被承诺给予优惠地位，却发现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已经转向他们的竞争对手，比萨人和热那亚人。1195年伊萨克二世被推翻，拜占庭人支持他的哥哥阿莱克修斯登上皇位，他未能证明自己理解前任皇帝对威尼斯人的政策，情况变得复杂。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再次受到威胁，尤其是受到拜占庭皇帝无法遏制的拉丁海盗在爱琴海的活动的威胁。1196 年，丹多洛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爱琴海对付海盗的威胁。这是一个神秘的事件，恩里科·丹多洛似乎随后命令舰队返回威尼斯，但舰队指挥官无视他的命令，理由是“将舰队留在罗马尼亚的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事件的结果未知，这表明威尼斯内部有一些人对丹多洛倾向于与拜占庭皇帝进行旷日持久谈判的举措并不赞同。然而，丹多洛的这些努力在1198年11月缔结的条约中取得了成果，该条约确认了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享有的旧特权。丹多洛似乎放弃了对1171年威尼斯人损失所达成的赔偿余额的任何要求。就拜占庭皇帝而言，他在司法上做出了重大让步。拜占庭原告因经济问题指控威尼斯人的案件将提交给威尼斯法官，并且不能在拜占庭法院再次审理，而威尼斯原告必须一如既往的在拜占庭法院出庭。虽然这显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它确实为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威尼斯享有更多自治权开辟了道路。威尼斯和拜占庭之间的旧同盟根据先前与伊萨克二世谈判的条款得到履新。通过耐心的外交，威尼斯人显然已经确保了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译自《第四次十字军》，米海尔·安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