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royu 」| 女权可道，非常道，女权可名，非常名——知识不正义如何将女性锁进牢笼
Shiroyu 2023.08.01
了解不正义，才能了解正义。
知识有其独特的伦理结构与政治向度，社会权力介入人与人之间的知识互动过程，形塑出一种夹带身份偏见的刻板映像，贬低个人或某些群体作为知识给予或社会理解主体的能力，导致认知层面的不公平对待。
在《知识的不正义》中知识的不正义被划分为两种类型：
以人废言的证言不正义
与
无语可表的诠释不正义。
证言不正义
认知的偏见有赖于社会权力，从广义上说，其核心在于权力是一种控制他人行为的社会情境能力。所谓的社会权力，是身为社会行为人的我们，如何在社会世界中影响事物运作的能力，这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权力的运作可以是单一或多个社会行为人（无论是积极或消极）在其他社会行为人身上行使社会权力；也有无主体的纯粹结构层面的权力运作。
怎么去了解社会权力呢？
个别教师确实拥有给学生打分数的权力；但教师的权力直接取决于与一连串社会他者的实际合作。你也可以这样说，教师拥有的权力来自教师在更广大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占据的地位。现在，这种考量实际层面权力合作关系的观点很普遍，适用于讨论在社会世界中要完成任何事情所需的权力──我兑现支票的权力，取决于与银行柜员还有一连串其他社会行为人的实际合作。
由而权力被解读为一种社会散播的「网状组织」。在此之上我们得以理解「社会权力」。
而社会权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牴触某人客观利益的权力。
就以上面的例子而言，
在评分学生时，大学教师不需违背学生的利益。华腾伯格对这个问题回应是，教师评分学生的能力之所以是一种社会权力，原因在于就学生而言，他们遭遇到的权力「可以掌控某些他可能需要或想要的事物。」
当权力运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身分（social identity）的共同想像概念时，那身分权力就会发挥作用。直接取决于想像的社会协调（imaginative social co-ordination）：双方都必须分享相关的集体概念：
诸如“北京爷就是爷，上海爷就是爷”，“东北人吃桌饺”，“广西老表不打工”，“蒙古爷V我一只烤全羊”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集体概念也不全因道德乃至认知上的过失。
你在广东看到一个老大爷，穿一个凉背心，扇一个凉蒲扇，再穿一个凉拖鞋，你也很难辨认出这是一个年收租百万余的房东。
因此即使是最老练和洞察力最好的听众，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发言者的可信度做出错误的判断。 这只是一种常见的认知错误。
集体概念的形成有赖于证言实践， 证言实践中的偏见失衡有两种。一是偏见导致发言者获得较实际偏高的可信度
──可信度过高，二是偏见导致发言者获得较实际偏低的可信度──可信度贬损。只要言谈环境中存在着身分偏见，我们主要关注的证言不正义（亦即身分偏见贬低可信度）风险随之而起。
凭借身分偏见和系统性的概念，在证言不正义的重要案例上，我们现在能够提出更为精准的特性，也就是其系统性。这是指发言者承受这类的证言不正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听众因为身分偏见而认定发言者可信度贬损，因此证言不正义的核心是身分偏见所造成的可信度贬损。
一种对发言者的不信任、排除与噤声，深深伤害他们作为认知主体与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造成认知的物化与人性的降格。知识不正义不只错失知识，而且屈辱人性。证言不正义的错待产生的影响，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设想的任何东西都更深刻：
事关被排除在构成知识的核心活动之外。
诠释不正义
将这样的观点发展，即某些群体在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时会处于不公的劣势，我们遇到了第二种独特的知识不正义形式：诠释不正义。
以前你爸有事没事就喜欢打着你玩，长大了，工作了，你老板有事没事就骚扰你玩，结婚了，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了，你老公有事没事喜欢也喜欢打着你玩。
你苦，但是有苦说不出，所以说什么嘛，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不是个能说的东西（bushi）。
诠释不正义的主要危害是落实诠释不平等：具体情况是
，特别在主体出于自身利益要能清楚表达的事，却无能清楚表达沟通。这就揭示了另一种与证言不正义过失之间的深层连结。
在这些案例中，没有权力者比较有可能是透过一层玻璃隐约发现自己的某些社会经验，并在设法清楚表达这些经验时，充其量只能利用不够贴切的意义。
检视女权运动的历史，我们看到透过「说出来」的举动以提升意识的方法，而所分享出来的东西是未能清楚理解、几乎难以听懂的经验，这显示身为孤独的个体，女性的诸多经验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无法表达。
既有的集体诠释资源有个缺口，而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验命名可以填满那个缺口。
在过往的诠释资源中，骚扰者和被骚扰者都因诠释上的空白而出现认知障碍──双方都没有正确理解到他对待她的作为──
骚然者只是觉得，欸，我就只是碰碰，怎么了嘛，然后乐在其中。
被骚扰者也只是觉得，欸，我只是被碰碰，好像也没什么，然后手足无措。
在此之上，认知和道德厄运的来源最终指向了诠释上的空白。
认知障碍对被骚扰者是极其不利的。这些经验她想了解，但是没有足够且合适的诠释资源供她去理解，也就是她没法扭转诠释上所处的劣势，继而继续被骚扰，阻止与抗议更无从谈起。
当某些重要的社会经验领域存在着诠释上的不平等参与时，弱势群体的成员落入诠释边缘化的处境。
她所遭受的错待值得更进一步说明。我们在直觉的引导下看出她遭受认知层面的不正义，而我们需要找到这份直觉的深层来源。毕竟，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类似的严重诠释劣势，却可能不会引发任何知识的不正义。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的女性地位与男性相较仍明显处于社会弱势；并且权力的不平等关系特别有碍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生产集体社会意义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最明显的是那些由新闻、政治、学术和法律等职业所进行的活动──布朗米勒的回忆录详述在这些专业领域及机构内外发生众多开创性的女性主义活动并非偶然。女性没有权力，意味着她们的社会地位不能平等地参与诠释，而这种不平等为诠释不正义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当她们孤立地挣扎以理解自身经历的各种骚扰，集体社会意义的整体机制实际上是用来让这些晦暗的经历不为人所见。
知识不正义的危害作者认为：
证言不正义的主要危害，是听众抱持的身分偏见将发言者排除在汇集知识之外；
诠释性不正义的主要危害则是，集体诠释资源中的结构性身分偏见将发言者排除在汇集知识之外。
第一种出于偏见的排除与发言者有关，而第二种与发言者试图陈述的内容和／或陈述的方式有关。
在此，这两种知识的不正义所涉及的过失，因为具有共同的知识层面意义而连结──因为偏见而被排除，以致无法参与知识传播。这就是主要的危害。
而这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实际危害──这些危害使得集体诠释匮乏不对等地错待弱势的一方。 知识的不正义是累积而来的结果。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先前花费一番篇幅讨论证言不正义时所
遇到的同样一种认知劣势，因为在这里，最根本的发生原因也是来自主体丧失认知层面信心。使人丧失认知信心的各种方式，都会阻碍个人在这方面的发展。我要再次重申，这可能真的导致知识的损失，也可能有碍个人获致新知识。
更广泛地说，这可能会阻止个人获致重要的认知德行，好比是智识勇气。
当发言者处于较富包容性的──不具结构性身分偏见的──诠释
氛围中时，其挣扎着要表达的解释所具备的合理性。这类可信度判断会修正偏见对发言者诠释边缘化的影响。这里的理想状态是可信度要向上调整到足以补偿在缺乏包容性的诠释氛围下，结构性身分偏见施加在蒙受诠释边缘化的发言者身上的认知和表达障碍。
路易丝．安东尼（Louise Antony）扼要地提出与我们的理想状态相关的建议。她认为，也许可以合理地要求男性采用「一种认知层面的积极平权措施」：即采取实用假设，当一个女人或任何被贴上刻板印象标签群体中的成员语出异常时，他们应该假定是自己无法理解，而不是那个女人发疯了。
我们不仅仅需要反偏见的德行，特别是，与直来直往的沟通交流相较，这类对话需要更积极主动与世故的聆听。这种聆听需要同时考量发言内容与没有说出来的部分。依照情况的不同，听众的这类德行行为有时会难以实现，特别是取决于听众与发言者在相关社会经验方面有多少共同点。
了解不正义，才能了解正义。
《知识的不正义》藉由探索不同形式的知识不正义，并在社会的具体与抽象情景中发幽探微，抽离社会认同和权力概念的哲学框架，是永远无法说明何谓知识正义。唯有改变哲学的观看角度，我们才能看穿知识不正义的负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