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都有什么人，用鲁迅的镜子照照看

钱理群先生发现了鲁迅的很多镜子，原是照那时知识分子用的，但使用寿命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及其时代的范围。鲁迅，发明的夜的“眼睛”和“耳朵”几乎将人间面具衣服扒个精光，是大发现者，也是大发明家，很多人在他的镜子面前会现出原形，爽得麻凉。

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说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或者需要知识分子。一种情况是，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就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另一种是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成了“帮忙”。

鲁迅深刻尖锐地揭露司马相如、屈原之类，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主人作恶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 丑（二花脸）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属于智识阶级，清客、幕僚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知识分子聪明敏感，主人气焰正盛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成为“二丑”。反观主人，做主子时以其他一切人为奴才，当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例如降晋之后的东吴暴君孙皓，甘愿为敌人做帮闲。

隐 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衙门，隐入山林。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

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于是，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啖）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如果饿着肚子，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剖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心平如水”，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的。

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的可怜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夸张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严厉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革命小贩

杨邨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鲁迅批判他，杨邨人回信诉苦，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彻底的知识分子。

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

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京海大杂烩。

大众的帮忙帮闲

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以上，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来源：钱理群《北大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九州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