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介绍语来看，即将实装的铁血重巡是个开朗且勇往直前的性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原型船只——希佩尔海军上将级2号舰·布吕歇尔号有关。实际上，德国历史上共有三艘被命名为“布吕歇尔”的军舰，分别是1877年下水的护卫舰、1908年下水的装甲巡洋舰和这艘1937年的重型巡洋舰，而这三艘船的经历都多少有点冷幽默：

初代布吕歇尔号在1907年发生锅炉爆炸事故，导致10人当场死亡、24人重伤（其中6人后来死亡）。事故起因于船上锅炉空闲数周未使用、船员操作过程中准备不当，导致高压蒸汽管线里的蒸汽击穿锅炉前壁引发爆炸、炸毁了甲板。调查完事故原因后，这艘布吕歇尔号于1908年2月29日被从海军舰船登记册中除名，次年卖给荷兰鹿特丹的一家公司作为民用运煤船，最后不知所终；

第二艘布吕歇尔是德国在一战期间建造的最后一艘装甲巡洋舰。当时德意志帝国海军以这艘布吕歇尔号对标英国皇家海军的无敌级战列巡洋舰，但德国情报部门拿到的情报有误，布吕歇尔号装甲巡洋舰无论在武装还是尺寸上都和战列巡洋舰有所差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艘布吕歇尔号在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滩海战（Battle of Dogger Bank）中被皇家海军所击沉，沉没过程中，皇家海军的驱逐舰意图前去搭救布吕歇尔号上的船员，但战术编号L5的齐柏林飞艇将化身深海少女的布吕歇尔号误以为皇家海军舰船，于是试图轰炸前来救援的英军驱逐舰，迫使驱逐舰撤退，最后导致布吕歇尔号上的船员死亡惨重（说法不一，德国官方说法是792人；英方保守估计船上共1200人，仅234人幸存）。结果这艘布吕歇尔号成为此次海战中唯一沉没的舰船；

至于第三艘、也即最近的一艘布吕歇尔号重巡，在二战初期是德国最新下水的一艘战舰，但这艘船服役不到7个月就被击沉，还是岸防炮拿的人头，具体经过想必不需再赘述。

从经历来看，三艘以“布吕歇尔”命名的战舰，最后结局似乎都不算体面、甚至含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意味。就这个层面来说，这与其舰名的命名人物——绰号“前进元帅”（Marschall Vorwärts）的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的生平颇为相似；甚至舰娘布吕歇尔立绘中船体前部的锥刺状结构，可能也玩了这名元帅绰号的梗。简单来说，这名元帅花样百出、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历包括且不限于“甲亢式作风”、“找腓特烈骂街”、“种地实现财富自由”、“嘴比头硬”、“脑子不太好使”、“被惠灵顿吐槽”、“集邮式拍拖”、“被骑兵当垫子踩”，等等。

·生平经历

布吕歇尔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Rostock），至少在13世纪左右，其家族就是在德国北部持有土地的地主。布吕赫尔的父母都拥有贵族身份，并且和父亲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冯·布吕歇尔 (Christian Friedrich von Blücher，1696-1761）一样，小布吕赫尔也试图在军中赢得属于自己的事业——但他加入的是瑞典军队。当时瑞典与普鲁士之间正值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1756–1763），布吕赫尔作为一名轻骑兵（Hussar）服役于瑞典军队，在1760年波美拉尼亚战役（Pomeranian War，1760年8月29日）中不幸被普鲁士军的贝灵骠骑兵团（Belling-Hussars）俘虏。以骨架、镰刀和沙漏为帽徽的贝灵骠骑兵团将“不成功便成仁”（Vincere aut mori/ Victory or death）作为座右铭，但这只军队并未将死亡带给布吕歇尔——该团的团长，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灵（Wilhelm Sebastian von Belling，1719-1779），是布吕歇尔的远亲，同时还很赏识这个被俘的轻骑兵，于是想办法把布吕歇尔拐进了自己的团。

之后，布吕歇尔作为贝灵骠骑兵团的一员，参与了七年战争后期的一系列战事。期间，布吕歇尔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至少到1771年时，他已晋升为上尉。可以看出，他对战争之道充满热忱与激情，但激情过了头往往物极必反。根据1911年《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第四卷“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词条的记载，七年战争结束后，布吕歇尔仍然做出各种不当的过激行为，这导致他没能晋升少校军衔。到底是怎样的过激行为才能引来如此后果，并没有确切说法，各种文献大多将其指向1772年俄、普、奥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发生的波兰暴动事件，且都提到布吕歇尔因与一名参与暴动的牧师扯上关系而未能升职，认为布吕歇尔对这名牧师进行了“模拟处刑”（mock execution）——从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候表现出的过于激进的姿态来看，这种事确实是他能干出来的。

按理来说，做出如此过激行为而没能升职，似乎属于自作自受，但布吕歇尔并不这么认为。于是他在1773年干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骇人听闻的大事：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有“大帝”之称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712-1786），大肆发泄自己没能加官进爵的不满，并要求辞职。信的内容当然没能留存下来，但想必言辞相当激烈、可能还夹杂着许多脏话和粗口——从腓特烈大帝言简意赅的回复中似乎也可见一斑：他让布吕赫尔赶紧爬。

“Der Rittmeister von Blücher kann sich zum Teufel scheren”

“Captain Blücher can take himself to the devil”

“布吕歇尔上尉可以见鬼去了。”

——所以布吕歇尔就跑到西里西亚种地去了。虽然很快他就后悔并寻求复员，但直到腓特烈二世去世于1786年之前，布吕歇尔都没能重回军界，就老老实实种了15年的地、结了婚、生了7个孩子、加入了共济会，1787年才重返行伍并成为少校。

1801年，布吕歇尔一路猛干，成为了一名中将。四年后与拿破仑的战争中，他与格哈德·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拍拖，参与了1806年著名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Battle of Jena–Auerstedt，1806年10月14日）——然后在吕贝克之战（Battle of Lübeck，1806年11月6日）遭遇惨败，双双被俘。

客观来说，这次被俘倒也不算太丢人，因为当时布吕歇尔打得手上只有9000人左右，而前来围剿的法军由三名元帅统领、共有4万左右。《大英百科全书》饶有趣味地说，向来嘴很硬的布吕歇尔答应投降，他在投降书中表示自己看不起法军以多欺少，坚称自己是因为弹药补给不足才不得不投降，并且要求法军对普鲁士军队保有尊重、不得收走布吕歇尔的佩刀。这些要求被法军全盘接受。布吕歇尔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任何拘束，之后法军以其交换了此前被俘的法军将领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Perrin，1764-1841，未来的元帅及第一代贝卢诺公爵），布吕歇尔遂辗转于波美拉尼亚、柏林、柯尼斯堡等地继续作战，一直到战事结束。

由于在吕贝克之战中对法军的顽强抵抗和虽败犹荣（其实是嘴硬）的姿态，布吕歇尔在战后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809年升任骑兵上将。结果三年后，这个大嘴巴公开发表对俄国与法国结盟的看法，被从波美拉尼亚军事总督的位置上撸下来、并踹出了普鲁士宫廷权力中枢——当然，这是《大英百科全书》特有的语焉不详的说法。根据德语文献以及近年来的传记——比如2014年迈克尔·莱吉尔（Michael V. Leggiere）的《布吕歇尔：拿破仑之灾》（Blücher: Scourge of Napoleon ）——来看，布吕歇尔对普鲁士与法国媾和的现状极度不满，尖锐激烈地抨击媾和“过于软弱”，而且对拿破仑抱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同时，他与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以及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帝国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这些改革势力的公私交际之密切，也为安于现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70-1840）所不容；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靠种地实现财富自由（虽然他还是经常抱怨自己财政拮据）、纯靠军功进入普鲁士上层的将领，布吕歇尔身上的平民主义色彩和生活化的性格注定让他在宫廷之中处于边缘地位，往往只有在有仗要打时，人们才会记起他。

因此，当法国人发现到布吕歇尔在科尔伯格（Kolberg）修筑要塞、秘密训练一支2万人的预备军，试图未雨绸缪备战时，他们将“把布吕歇尔从军队中踢出去”列为缔结普法同盟的要求。腓特烈·威廉三世急欲与拿破仑达成协议，在给布吕歇尔的信中以委婉而不容置疑的语气“希望”他选择柏林以外的养老住处，“基于你的爱国主义和你给我的保证，我相信你会遵守”。直到1813年2月沙恩霍斯特把舌头说断才勉强劝服腓特烈·威廉重新起用布吕歇尔之前，这个倔老头只能憋着一肚子火赋闲在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ław），

1813年2月28日，腓特烈·威廉致信布吕歇尔，任命其为西里西亚普鲁士军团的总指挥，担任其参谋的是格奈森瑙，以及另一著名将领和老朋友，卡尔·冯·穆夫林（Friedrich Karl Ferdinand Freiherr von Müffling，1775-1851）。在这次（第六次）反法同盟中，布吕歇尔表现出似乎要将拿破仑生吞活剥般的执念与精力，莱比锡战役（Battle of Leipzig，1813年10月16日-10月19日）的第一天，他被任命为陆军元帅，在最后一天率军夜袭了法军阵地，之后以痛打落水狗的气势追击被打散的法军残部。1814年，布吕歇尔在与拿破仑的交锋中先胜两局（1月29日的拉罗蒂耶尔战役/Battle of La Rothière和2月1日的布里耶那战役/Battle of Brienne），旋即被拿破仑反攻，但老元帅以惊人毅力重整态势，于3月9日至10日的拉昂战役（Battle of Laon）一锤定音，宣告了拿破仑的命运。

三个月的高强度指挥和高压环境让年事已高的老骠骑兵旧疾复发，出现了精神崩溃和短暂失明的现象——这是布吕歇尔另一段为人熟知的逸事：他的身体状况开始下降，噩梦和幻觉随之而来，他甚至臆想出“自己怀了一头大象”、而大象的父亲是一个法国掷弹兵的荒谬情节。据惠灵顿公爵回忆，布吕赫尔甚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怀孕了！你猜他说自己怀了什么？一头大象！你再猜是谁让他怀的？——一个法国兵！哎哟卧槽这老头……”

"Poor Blücher went mad for some time. He had shown off before some of our ladies at Paris, and got a fall from his horse and a blow on his head. This gave him all sorts of strange fancies. When I went to take leave of him, he positively told me that he was pregnant! And what do you think he said he was pregnant of? An elephant! And who do you think he said had produced it?—— A French soldier! That is the human mind."  

尽管为病魔所扰，布吕歇尔还是在与波希米亚盟军回合后进军巴黎，决定给“科西嘉的矮子”最后一击。进入巴黎后，或许是被激起当初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惨败的不堪回忆，老布吕歇尔极力主张严厉处置巴黎，并且打算炸毁拿破仑为纪念1806年在耶拿战胜普鲁士人而修建的耶拿桥（Jena Bridge），但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以八面玲珑著称的法国外交话事人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声称耶拿桥是法国国宝，这更激起布吕歇尔的热情，他敦促士兵们在桥上安装地雷，意图炸毁大桥，但几乎没能造成多大的破坏。根据后来第5代斯坦厄普伯爵菲利普·亨瑞（Philip Henry Stanhope, 5th Earl Stanhope，1805-1875）与惠灵顿公爵的往来信件，公爵吐槽说格奈森瑙和穆夫林都极力劝阻不要炸毁耶拿桥，但布吕歇尔执意为之，可他手下的普鲁士大兵毫无炸毁桥梁工事的经验，最后当然是无事发生。

“About blowing up the bridge of Jena there were two parties in the Prussian Army — Gneisenau and Muffling against, but Blücher violently for it. In spite of all I could do, he did make the attempt, even while I believe my sentinel was standing at one end of the bridge. But the Prussians had no experience of blowing up bridges. We, who had blown up so many in Spain, could have done it in five minutes. The Prussians made a hole in one of the pillars, but their powder blew out instead of up, and I believe hurt some of their own people.”

“在炸毁耶拿桥这件事上，普鲁士军队中分成了两派——格奈森瑙和穆夫林反对，但布吕歇尔一意孤行。尽管我尽力说服他，甚至在我认为我的哨兵就站在桥的一端时，他还是如此尝试。但普鲁士人没有炸过桥，我们在西班牙炸了那么多次，只要五分钟就能搞定；普鲁士人在一根柱子上钻洞，但他们填进去的炸药没有爆炸、而是熄灭了，我想这应该伤了某些人的自尊心。”

另外，《大英百科全书》将炸桥一事记在1814年，但2014年迈克尔·莱吉尔的传记则将此事记在1815年7月6日，即反法同盟两支联军进入巴黎的前一天。当时在7月6日，惠灵顿公爵统率的英军和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分别占领塞纳河的右侧和左侧，从惠灵顿公爵回忆中提到英军哨兵就站在另一侧来看，迈克尔·莱吉尔传记中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即布吕歇尔炸桥一事发生在滑铁卢战役后的1815年7月6日。

战事结束后，布吕歇尔获封瓦尔施塔特公爵（Fürst von Wahlstatt）头衔，他解甲归乡，回到了西里西亚。然而拿破仑于1815年从厄尔巴岛返回欧陆，强势反攻，布吕歇尔再次被紧急任命为下莱茵军团的总指挥，老朋友格奈森瑙依旧担任他的参谋长。在滑铁卢战役（Waterloo campaign，1815年6月15日-7月8日）初期，拿破仑的军队气势尤盛，普鲁士军队落在下风，特别在6月16日的列尼战役（Battle of Ligny）中，老元帅的马被流弹打中，他摔了下来；祸不单行的是，马的尸体砸在了老人身上，使他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内动弹不得——而且还被不明事态的双方骑兵轮流践踏了不知多少次。所幸格奈森瑙按之前与布吕歇尔的约定转移了普鲁士军队大部，从而为后来彻底终结科西嘉矮子保留了实力。在被士兵从马尸下拖出来并抬回指挥部后，74岁的布吕歇尔以惊人毅力返回战斗，最终促成了反法同盟的胜利。

仿佛一生就只为与纵横欧陆的拿破仑死磕一样，布吕歇尔在滑铁卢战役后退休。普鲁士内阁并不赞同他的强硬主张，他也在军政倾轧中精疲力尽。即便是“前进元帅”也难抵岁月侵蚀与人事攻讦。他累了。之后他回到了西里西亚的封地，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三年真正不理世事的退休时光。1819年9月12日，热情、生动、体恤下属的“前进元帅”在西里西亚的封地克里布洛维茨（Krieblowitz）永远停下了脚步，终年77岁。

布吕歇尔去世后不久，腓特烈·威廉三世在克里布洛维茨为布吕歇尔营造了巨大的花岗岩陵墓，但开采的石料过大、无法运输到施工现场，最后项目搁置长达二十余年。1846年在新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斡旋下，项目重新动工并于1853年竣工。1937年，第三帝国认为“克里布洛维茨”一名过于“斯拉夫化”，将该地改名“布吕彻斯赫”（Blüchersruh），意为“布吕歇尔长眠之地”（Blücher’s resting place）；1945年苏军攻入该地，对布吕歇尔一无所知的军队破坏了陵墓大门，据说还把遗骨的头颅取下来当球踢，最后不知所踪。据说1989年剧变之后，一个牧师收敛了元帅的遗骨，安葬于距已更名为“Krobielowice”的克里布洛维茨3公里的索斯尼卡（Sośnica）的一座教堂公墓，且头骨至今下落不明；克里布洛维茨的宏伟墓室现在空无一物，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旅游景点。

·大象与双子星

18世纪最后30年，腓特烈二世似乎是欧陆最闪耀的军事明星；而从18世纪90年代起，一直到1821年的三十余年内，整个欧洲都拜倒在科西嘉的拿破仑脚下。与拿破仑的人生轨迹有过交集的军事家中，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1771-1847）最早与之交手，数度占据上风，却过早隐退；伟大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终结了法国的海上优势，却在1805年早早离去，战果亦止步于此；库图佐夫（Mikhail Illarionovich Golenishchev-Kutuzov，1745-1813）在不少人眼中似乎只是《战争与和平》的背景板，至于巴克莱（Mikhail Bogdanovich Barclay de Tolly，1761-1818）更是少有人知——在拿破仑这颗前所未有、风头无两的巨星面前，纵使是再伟大的军事天才也难免黯然失色。一些人可能由成为后世惨败代名词的“滑铁卢”和那个心灵鸡汤式的蜘蛛结网故事而得知第一代惠灵顿公爵，但也就仅限于此，甚至可能听到他的真名“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时都一脸茫然，那就更不可能知道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曾与惠灵顿公爵争论过此战官方名称的布吕歇尔，以及在其身侧担任智囊的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穆夫林等参谋——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可能是例外，他的《战争论》确实名声响亮，但知道他是格奈森瑙后辈及（某种意义上的）门生的人亦是少数。

事实上，在1806年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遭遇惨败后，普鲁士政府各部门就已有了主张改革的声音。当时的首相正是施泰因，他与前任首相哈登伯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合力主导了普鲁士的全面改革，其中自然也包括军事领域；负责兵制改革者，就是与布吕歇尔来往密切的沙恩霍斯特。1806年的惨败无疑让布吕歇尔和沙恩霍斯特印象深刻，尽管布吕歇尔并非以战略天赋著称的将领，但对法国统治的极度不满和强烈的好胜心使他成为军事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对于沙恩霍斯特来说，年过六旬的老上司无疑是坚定的军界盟友——当时普鲁士军界在资历、战绩、斗志各方面均有优势的将领，恐怕除布吕歇尔外再无他人。因此，二人始终保持亲密的往来，连带着自称为沙恩霍斯特门徒的格奈森瑙、乃至更年轻的克劳塞维茨等人，在普鲁士军界形成了一个共持改革立场的团体；依托于莽撞而强硬的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这对参谋“双子星”、乃至后来的穆夫林，才能最终实现建立“总参谋部”的理想。

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是军界的“铁三角”，一段时期内，三人都以“指挥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的组合绑定出现。沙恩霍斯特与布吕歇尔交情甚笃，二人书信不断，沙恩霍斯特甚至拒绝出任更高的官职，只想以参谋身份留在布吕歇尔身边；布吕歇尔也听从沙恩霍斯特的意见，在自己的部队中取消体罚措施，并重视对后勤保障问题的解决。布吕歇尔在1810年首次出现精神问题后，1813年，沙恩霍斯特力劝腓特烈·威廉重新起用布吕歇尔，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包括沙恩霍斯特自己的阵营——总参谋部的成员也不例外。担任沙恩霍斯特助手的赫尔曼·博扬（Leopold Hermann Ludwig von Boyen，1771-1848）质疑“怀了一头大象”的布吕歇尔能否担此重任，沙恩霍斯特则反驳说“就算肚子里有一千头大象，布吕歇尔也必须领导军队”，作为沙恩霍斯特忠实追随者的格奈森瑙自然在这方面亦步亦趋——这种对布吕歇尔无条件的信任与合作，以及副手继承制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穆夫林为止。可以说，总参谋部的前三代参谋，都是依托于布吕歇尔这位富有激情的军中独苗才得以成长。在沙恩霍斯特的号召下，普鲁士未来军界最顶尖的一批人才聚集在布吕歇尔的指挥部，年纪尚轻的克劳塞维茨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回忆：“我很高兴……那一刻简直完美无瑕。我一如既往，我的老将军（沙恩霍斯特）再次担任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只是情况有所改变，重要性更加提高。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对我非常友好，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现状”。

1813年，才华横溢的沙恩霍斯特被普鲁士的俄国盟友“借用”，布吕歇尔同意了——他没能预想到，自己没能见到老朋友最后一面。5月2日的吕岑战役（Battle of Lutzen）中，沙恩霍斯特的脚受了轻伤，因疏于处理而导致伤势恶化。他不顾伤势前去与奥地利结盟的行为最终为他带来了死亡的命运。6月28日，沙恩霍斯特没能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军事改革开花结果，便在布拉格与世长辞；次日，才得知沙恩霍斯特受伤的布吕歇尔对格奈森瑙说“这与我们勇敢的沙恩霍斯特一点也不相符”、“我宁愿输掉战斗，也不愿输掉沙恩霍斯特”，但当时沙恩霍斯特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得知老友去世，布吕歇尔并未让悲伤重新激起自己的精神创伤，他在7月24日写给格奈森瑙的信中提到希望发起募捐为沙恩霍斯特树立雕像一事，并恳请格奈森瑙“快来找我……我们必须携手共进……如果你不能直接前来，请务必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之后，格奈森瑙取代沙恩霍斯特，成为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瑙在性格、态度、进取心等方面与布吕歇尔更加接近，但他并不是沙恩霍斯特的完美复刻：雄心勃勃的军事总监与年事已高的元帅不仅仅是私交甚笃的友人，二者的拍拖严格建立在指挥官与参谋长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关系之上，这是一个高效且近乎完美的组合；但格奈森瑙与布吕歇尔的关系几乎完全建立在对法国人的敌对以及共同的美德——比如奉献、尊重、理解、相互扶持和爱国主义之上，二者的公务关系被淡化了。

滑铁卢战役后，一切似乎尘埃落定，但早已物是人非。沙恩霍斯特去世已有数年，布吕歇尔厌倦了内阁与军队中的明争暗斗，打算放下一切陪伴家人。离开普鲁士之前，他给格奈森瑙写了最后一封信，向后者告别。不久后，格奈森瑙也因与宫廷意见不和，愤然离去。他所有的想法几乎都不被普鲁士宫廷所接受，立宪、军改似乎都受到制约，总参谋部的建设也暂缓下来；国王赐给格奈森瑙一片领地，1825年纪念滑铁卢战役十周年时又封他为元帅，但从未给过他任何实权。不过，同样曾簇拥着布吕歇尔的穆夫林在1821年被授予军队总参谋长一职，他继承了沙恩霍斯特与格奈森瑙的理想，将总参谋部发展为军队的一大势力，一直到1829年才光荣退休。能得知总参谋部正式建立，应该算格奈森瑙晚年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

直到1831年，波兰爆发反普鲁士起义，格奈森瑙才被任命为波兰边界观察军的司令，由昔日的后辈克劳塞维茨担任参谋长——十多年后，已经71岁的格奈森瑙似乎终于走上与老上司和导师相同的路。然而在波森（Posen），突如其来的霍乱令格奈森瑙梦碎，他于8月24日去世；三个月后，他的参谋长克劳塞维茨也因同样的疾病在51岁的壮年去世，甚至没能完成并发表他那部名镇后世的著作。

·后记

“大象”与“双子星”最终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但故事并未结束：20多年后，有两个人最终将普鲁士推上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并实现了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乃至施泰因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理想。这两个人一个是奥托·冯·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另一个是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1800-1891）；100多年后，格奈森瑙有一个短暂放出光芒、转瞬即逝的后裔，名叫施陶芬贝格（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

·参考文献

Chisholm, Hugh, ed.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4 (11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1.

Leggiere, Michael V. Blucher: Scourge of Napole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4.

Montefiore, Simon Sebag. The Romanovs 1613–1918.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 2016.

Stanhope, Phillips Henry. Notes of conversacione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