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导论 四、魏晋南北朝史（2）南方与北方

再谈北方，北方又可分为两段：“十六国”时期和“北朝”时期。 “十六国”严格来说其实还不止十六国，《十六国春秋》说自己撰写该书的目的是：“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若算上鲜卑所建的西燕、辽西、代（北魏的前身），氐所建的仇池以及汉人所建的冉魏，则是二十一国，再加上勒准的一个短暂政权，甚至可算作二十二国。 五胡分别是匈奴、羯、氐、羌、鲜卑。汉武帝灭匈奴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东汉时南匈奴入附，杂居边地尤其是进山西一带，羯人是从匈奴里面分化出来的，羌是在西北部的蛮族、大约是今天藏族的祖先，氐族可以认为是从羌族里面分化出来散居于今天陕西、四川一带的农耕化了的一支民族，鲜卑属于东胡的一部分，占了原先乌桓的地盘。 十六国权且可分做6类： （一）汉、前赵、后赵。 这三者可合称“汉赵”，前两者都是匈奴人刘氏所建，后赵是原来刘曜的部下羯人石勒所建，灭西晋造“永嘉之乱”的正是石勒。前汉和后赵是主宰过中原地区的，但都没有统一之力。前赵只统治着西部关中一带，最后为赵所灭。 （二）前燕、后燕、南燕、西燕、北燕。 前四个燕国都是鲜卑人慕容氏所建的。前燕在晋乱时算是升平无争的地方，收留了很多流民。慕容氏的国史可谓坎坷了，数灭数复，只有过一个雄主慕容垂谋略过人，枋头之战败了桓温，到了功高震主、收人排挤的程度，后来又谋复了燕国建了后燕，不过命数不如北魏，于伐魏途中死了。北燕是汉人冯跋所建，继承了后燕的衣钵。南燕灭于刘裕，西燕为后燕所并， （三）前秦、后秦、西秦、夏。 前二者都是氐族人所建的，前秦是苻氏家族所建的，后秦是姚氏家族所建的，西秦是是鲜卑人乞伏国仁于后秦崩时所建，夏是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的。 （四）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 五凉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前凉和西凉为汉人张氏和李氏所建，后凉由氐人吕氏所建，南凉由鲜卑秃发氏所建，北凉由匈奴沮渠氏所建。凉地被前秦一统过十年。 （五）成汉。 略阳氐人酋长李特率流民部族入蜀趁晋乱所建，后为桓温所灭。 （六）代、北魏。 这两国都是鲜卑拓拔族所建。 十六国时代是被后起之秀北魏所统一的。 最后我们把北方第二期——北朝和东晋与南方四期（南朝）就其宏观特点做一个总的讨论，下文是我从前的几篇文章和小论经过修改后整合起来的： 东晋政权是貌合神离的统治集团的一种内部妥协。一方面，南北方大族都承认司马家族的君主地位，另一方面，各大族之间又相互制衡。一旦这种力量均势被打破，就是东晋王朝的末日，而桓玄之乱就是压垮东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南方的长期稳定，有其制度因素。北方其实是各大势力轮番登台，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反复兴衰周期的一个不断演变，而南朝内部总是有着斗争的因素，也严重阻滞了南方势力的北进（东晋时期是由于门阀政治的均衡特点；南朝时期，虽然异姓的门阀被消灭掉了，但是又由于低等士族建立政权的特殊性，遍封宗王，同姓的宗室内部又不断互相屠戮、夺取帝位），最终的结果是，完美结合了胡汉优势、协调了胡汉利益关系的北周——隋政权，创造了全国的统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就是北周府兵制。北魏的汉化（太和改制——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革）是最终失败的，他没能较好地协调鲜卑贵族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六镇之乱，间接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和北方的分裂。 南北朝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答案是衣冠南渡。有一个统一的东晋政权南下江左巩固了统冶（成汉（氐人李特所建）、西蜀（仅存八年即为刘裕所破，建立者谯纵是被迫拥立的。）曾短暂地占据过川蜀之地，但大体上说，整个南方，多是晋和后来的南朝统一着的。），南北朝时的北方先后有前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前秦形式上统一了北方，北魏也统一过北方。 北齐立国的先天条件比北周好的多，它是直接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的（而且是最富庶发达的地区）。关中地狭，北周主要是统治比较得人心，团结了汉族地主和鲜卑军阀，又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体制，加之，跟北周的统治者比起来，北齐乃至南梁的统治者都很不争气，所以隋才能顺势而为最终一统天下。 关于北强南弱，北统一南的问题，吕思勉先生的一段论述本人觉得真是切中肯且、一语中的，引在下面： “从三○四年前赵自立起，到四三九年北凉灭亡止，共经过一百三十六年。扰乱中国的五胡，大多和汉族同化了。只有拓跋氏，其起最晚，其入中原也最后，所以又和汉族相持了一百四十年。 此时的南方，虽经宋武帝一度削平异己，然而纷争之际，外兵不能遽去，人心的积习未除。而宋武帝以后，为君主的，又没像武帝一般强有力的人物。所以仍是内外相持，坐视北方有机会而不能乘，甚至反给北方以机会。恢复中原，遂尔终成虚语。 当刘宋开国之时，南朝的疆域还包括今山东、河南之境。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其时正值徐羡之、傅亮、谢晦等废少帝而立文帝。文帝立后，和檀道济合谋，讨除羡之等。后又并杀道济。忙于内乱，无暇对外。而自檀道济死后，功臣宿将亦垂尽。于是四三○、四五○年两次北伐都失败。魏太武帝反自将南伐，至于瓜步。所过郡邑，赤地无余。南北朝时，北强南弱的情势，实始于此。” ————吕思勉《中国通史》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在经济方面，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前，经济重心都在北方，衣冠南渡，江南的经济成长在南北朝时虽有大成效但还不够成熟。 关于南朝的政治，有一大趋势：君主专制的强化和门阀的衰弱。 下文全部引自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第八章（三）《南朝：“主威独运”及其限度》一文，以资参考： 北府兵将领刘裕，以其赫赫功业代晋建宋。历史由此进入南朝。刘裕代晋的意义，不止是改朝换代而已，也标志着门阀与皇帝“共天下”局面的结束。 东晋后期的孝武帝，已曾尝试尊君卑臣了。门阀桓玄一度篡位称帝，但也随即就作威作福，没有迹象表明他乐于跟哪家门阀继续“共天下”。换言之，只要有可能，皇权必定寻求集权专制。刘裕来自北府兵武将，是靠着军权和军功夺得皇位的，高门士族中却没能出皇帝。这再度昭示了这个规律：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南朝皇权强于东晋，盖源于此。学者指出，南朝四朝，都由“次等士族”或在“次等士族”的支持下建立；四朝内部政争，也往往与“次等士族”相关——某些非高门出身的军官，因其祖上有居官记录，被一些学者称为“次等士族”。但“次等士族”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概念。像刘裕这类人，径视为军人就可以了。 南朝皇权重振，改变了东晋君主的萎靡和软弱，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不再与门阀“共天下”了。这样，魏、西晋、东晋、南朝的皇权强弱，呈现为一个中间低、两边高的马鞍形轨迹。南朝史学家称刘宋皇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这个评述显然是把东晋门阀政治视为“乱世”“变态”的，而“主威独运”则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过是帝国正常状态的回归而已。 图二十七　齐武帝萧赜景安陵石刻天禄 重振的皇权，随即采取若干措施以自我强化，例如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等。刘宋初创，一改东晋的宗室消沉，皇子宗王纷纷出镇荆州、扬州、徐州、江州、雍州等重镇。刘裕定下了制度，荆州以诸子次第镇守；京口要地，与建康切近，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宋、齐、梁皇帝，无不如此，各个要州以诸王坐镇。宗王对高官的占有率也在同步上升。魏晋以来三公变成了年高德劭的元老之位，南朝却经常用作少年皇子的加号。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十五岁做了司徒；宋孝武帝的儿子刘子鸾，年方八岁就兼任司徒。陈长琦先生对录尚书事、中书监令、侍中、尚书令仆等八官加以统计，结果显示：西晋氏族占48%、宗戚占19%；东晋氏族膨胀到占78%，而宗戚萎缩至占7%；进入宋、齐，世族降至占64%、55%，宗戚升至占19%、38%。门阀世族与宗室外戚任职比例的互为消长，也就是门阀与皇权在权势分割上的此起彼伏。 一些寒人、寒士得到了君主的特殊恩宠和拔擢。中书省有种官叫中书通事舍人，宋齐以来多任以寒人并委以机要，从而成为皇帝的心腹，迁转诛赏等大事，往往与其计议。那些寒人弄权擅政，势凌朝官，以致有“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之说。寒人戴法兴擅权，人们编排说“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此外尚书省的都令史，也经常由寒人担任，具体政务往往操于其手。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原因，是皇帝不肯假权大臣，而高门又不屑于竭智尽心以邀恩宠，然则“希荣切而宣力勤”的寒人，因其最便于君主驱策，就成了君主的心膂。 刘裕的崛起，也就是寒人将帅的崛起。东晋士族生机勃勃，还是有能力掌兵的，像王敦、庾亮、桓温及淝水之战中的谢氏家族，都曾荷国防重任、系一时安危；南朝士族就不同了，不但治国无术，在帅才军功方面已无足称道。赵翼指出“江左世族无功臣”——宋、齐、梁、陈的名将大抵是职业军人，他们“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而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 皇权抬头，随即宗室、寒人和武将地位上升，士族的权势空间被相应压缩了。不过士族的雄厚文化、优厚特权和崇高门第毕竟历时已久，他们在社会上依然盘根错节，仍是皇权之下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从皇子镇要藩、寒人掌机要、武将执兵柄诸项措施中，既能看到皇权的重振，同时也看到了其重振的限度。 在宗王问题上，我们认为秦汉帝王超越社会各阶层，也超越了一己皇族的形象，才是高度专制集权的标志；而以宗亲抗衡士族权臣的宗王政治，终归是一种带有“饮鸩止渴”意味的政治措施。宗王政治在西晋招致了“八王之乱”，在南朝也导致了皇族相争和惨烈的骨肉相残。寒人其实就是工具型的官僚，他们掌机要固然给君主提供了得力助手，但这本身依然含有一种扭曲：寒门才俊仍被视为“另类”。正如宋人叶适所论：若在后世，“则（寒人）戴法兴与徐爰、阮佃夫辈，皆士大夫之选，岂得尚为恩癰耶？”被贬抑为“寒人”“恩癰”，无法成为堂堂正正的“士大夫”，这既压抑了其才能发挥，也淡化了其职业荣誉感，使之转而弃名求利：所以“恩癰”不乏贪污受贿、舞文弄法之人，甚至成为动乱的推波助澜者。时人所谓“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再就武将执兵柄而言，南朝的士族权势及其重文轻武之风，仍然堵塞着武将的参政渠道，及其改造政治的可能性。一些武将子弟羡慕文化士族的文采风流，弃武向文，反而导致了家门的衰落。 南朝士族门阀衰而不僵，虽已屈居皇权之下，但仍盘踞在各社会阶层之上，军人、寒人都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活力。南朝的最大困境，就是各阶层、各势力互相纠结抑制、缠腿绊脚，最终没有一支生气勃勃的新兴政治力量从中崛起，进而带动全面的政治复兴。梁朝政权，江左最盛。所谓“逮有梁之兴，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不过梁武帝既扶植宗室，也优容甲族；既任用寒士，也保障旧门；既有意于军功事功，又耽迷于制礼作乐、玄佛文史。他力图调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未能造就一支新兴政治势力，其繁荣只是非驴非马、破绽百出的“繁荣”。侯景之乱中，梁朝的外繁荣而内腐朽就充分暴露了。时至陈朝，国土蹙狭而政治萎靡，吴姓士族地位上升，土豪酋帅加入政治角逐，但他们的政治号召力都是很有限的。南朝走入了历史的死角。 以上就基本把魏晋南北朝史该讲的都讲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