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真相

文/杨最

文本阅读由两种完全矛盾的力量主导。

一种力量是超越性的，或者说它本身不是超越性的，但是它通过揭示象征系统的无能，隐晦地暗示出超越者本身，又或者说，它在这种必然的匮乏当中，把超越者的点位留给了读者。这种超越性的力量在某些侦探小说能经常见到，在这样一部小说中，侦探化身的读者手里攥着某些零星的、破碎的线索，他眼前的是某种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的、震撼的犯罪现场。线索本身是匮乏的、有限的，但是线索背后指向的是某种颠覆性的力量、某种超越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真相”。创伤的、震撼的犯罪现场提供了一种驱力，迫使着侦探去理解它、消化它，而方法就是把手中破碎的、匮乏的线索拼凑起来，去寻找它们背后超越性的存在。

另一种力量则是一种原初的力量、一种侦探之力，某种程度上它先于文本存在着、属于读者本人。如果说第一种力量属于未来，充满了超越和可能，那么第二种力量则属于当下和过去，分别代表着体验本身与固态的、甚至是僵死的某种既成的结构。首先激发出侦探之力是离不开某种代入的，这或许揭示出体验本身通常伴随着主体——我们习惯了对某种系统的体验赋予主体。当然这种代入也没有简单到只是选择一个角色然后成为它，更多时候，在pov或者第二人称、意识流等等写法中，主体的位置只是预留出来，然后通过读者对体验物的反思选择性地实现的。代入主体并不只是意味着拥有了它的视角，或者说正相反，是因为有了某种视角、对视角的反思印证了主体的存在，代入主体意味着读者暂时地拥有了主体的匮乏，某种程度上复制了主体的精神结构。这之后侦探之力时间性中过去的部分才真正有能，也就是说读者最终通过这样一个临时的主体完成了对事件的把握。

对事件的把握分为犯罪现场、特化线索、达到真相三个阶段，然而往往不同于文本内容的叙事顺序，侦探之力的第一次发作源于某个创伤的犯罪现场。犯罪现场本身并不是创伤的，它之所以创伤是因为它暴力地披露出了主体的压抑物。这无疑揭示出象征秩序的无能，所以对犯罪现场的回溯往往是难以描述的、不可理喻的。只有经历了这样一种无能，过去之力才真正被驱动着运转、侦探们才能悲怆地通过某种解放性的姿态寻求真相。这样一种寻求真相的姿态激活了某种特化线索的机制。线索同样并不是天生就区别于一般事件，线索的特化是由解放性驱力达成了某些概念的短路之后、通过某种主体性的回溯标记出来的。特化线索的姿态我们并不陌生，在某些癔症式的寻求真理的过程中，那种神经质的、比喻性的言说，甚至某些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都是如此，侦探们受不了犯罪现场不可掌控的现实，急于通过侦探之力的运作把它归并到过去,一个确定的、僵死的事件的坟场，似乎这样就可以抵达那个幸福的终焉——真相，在那里，象征秩序依旧有能，主体的症结得到了告解，侦探之力也就此宣告终结。

当然即使属于主体的侦破结束了，这里依旧有某种终极审问悬置在这里，就像某些侦探小说在案件宣告终结之后留下一个匪夷所思的线索、暗示之前的推理尽数作废。这种被主体悬置起来的终极审问拷打着我们，问我们还原真相到哪一步才算真正地还原、或者说到哪一步我们才认为还原出的真相能够让犯罪现场得到救赎。不同于那种老套的本格派推理小说所做的那样：一个侦探完美地展示了他的有能、找到了真正的凶手，第一种力量，未来之力的掺入让文学不仅仅停留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凶手，或者说，它在揭示符号本身的匮乏的过程中，让凶手的敲定也成为一种开放性的事件——包括真相的还原、文字背后未经叙述的内容也是开放的。这就像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给了观众们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它给出了通往那个未来世界的钥匙，让我们在映后也能自由地徜徉。未来之力同样把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交给了我们，那个文字世界从而不再囿于匮乏之中，它充满了可能。

糟糕的读者往往会使自己未来之力和侦探之力的点位失衡：未来之力的缺失使犯罪现场驱力无法导向寻求真相的进程，作为替代，他们以一种僭越的姿态，试图用过去的力量支配未来，这种局面最初在庸俗小说的文本中形成，里面的主人公往往在遭遇犯罪现场后立志改变未来——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试图改变过去，而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看上去真的做到了，符号系统的有能继而掩盖了这一点。庸俗小说文本的读者们把这种未来之力缺失的情况也延伸到其他文本中去，最终导致的是关于文本他们仅仅剩下某种回溯后强烈的情感体验。侦探之力的缺失则会导向一种破碎的阅读体验，读者往往搞不懂体验背后的主体是什么、或者是搞不懂犯罪现场震撼在哪里、又或者是不擅长特化线索——当然也可能是文本本身所致。

未来之力不能被人所掌握，只显现在阅读的过程中，它一方面源于符号的匮乏——作者永远不能完全得知关于自己的文字的全部真相，另一方面同样源于创作过程本身的不可知——文本在写就前是不可测的，也就是说作者永远也无法把他构想的事物完全变现。在文本写就的过程中，撰稿人无法避免同时扮演着作者和读者两个角色，而未来之力不能为人所把握，两个角色统统没有，甚至于写作本身就是侦探之力运作过程中特化线索这一过程的复现。线索之后关于真相的部分或许不存在，但是线索之前的侦探之驱力一定是有的。这种驱力同样达成了某些概念之间的短路，短路的概念经由无意识铺陈出来，成了最初的文本，这个过程中的意识介入仅仅在驱力部分、在写作之前，而往往关于写作的反思局限在动笔构思的过程中，这就造成一种“浑然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假象。这些“浑然天成”的最初的文本往往是局部通顺，但是整体经不起推敲，同时，它们作为符号的必然匮乏，也让所指的事物难以把握。这时撰稿者属于的读者部分介入进来，但是这种介入不是主体性的介入，而是在他者点位的介入。这种介入让混乱的局部文字成为文本，也审视了文本的无意识表达，让它恰如其分，或者至少符合侦探之力的运作。

糟糕的撰稿人往往会使自己读者和作者的点位失衡：作者之力较弱——也就是缺乏侦探之驱力、概念的短路无法达成的，往往通过刻意模仿某种神经症从而假装获得了驱力的方式，迫使某些概念发生短路。他们的写作过程异常坎坷，修修改改、推翻重来是常有的事，最终文本的观感是无病呻吟、意象混乱、堆叠词句，不论什么事，他们恨不得在叙事时就完成回溯，语言的匮乏也没有主动揭示出来，反而指向自身，华丽滥情的背后是真正的空洞。读者之力较弱的文本往往充斥着大段大段个人风格强烈的叙述，读者很难运用侦探之力把握它，甚至很难通过体验物找到主体位置的对应，这样文本的阅读是相当痛苦的，当然，问题或许也该归结于读者们的侦探之力过于孱弱。

不易读的文本只面向一小部分侦探之力充沛的读者，他们善于从文本中提取线索，找到背后超越性的真相。但是侦探之力的运作本身只是犯罪现场后的某种救赎，与侦探们在侦破过程中所试图寻找的主体的真相恰恰相反，他们寻找的是他们自己的真相。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本的真相与主体无关，但是这种无关并不代表作者或者读者点位的彻底消失。这是很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撰稿人并不能简单地与作者划等号,撰稿人不只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他不得不是读者，他不得不转过头来审视自己到底写了些什么，在那时作者的点位同样被预留出来，同样意图不明、充满了匮乏。换句话讲，作者点位对应的是某种完全符号化的存在，它是意义不明的，正是因为它意义不明，或者说正是因为它揭示出了自己的匮乏，文本背后超越性的真相才得以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作为读者——当然不仅仅作为读者，只是弱化了作者那一层面——给出了自己破获真相的过程，有些时候还作为主体代为完成事件的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