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28周年专题讲稿
中国有个毛泽东
——“横空出世”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
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开始他的生涯，是从建党时期开始的。
如同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一样，他们并非天生就是一个造反者或革命家。他们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毛泽东是怎样逐渐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呢？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中国长江以南的一个内陆小村——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祖上直到父亲，都靠种田养家。父亲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的许多优点，勤劳、节俭、精明。在他的操持下，毛泽东的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母亲好善乐施，同情穷人，同样集中了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品德。
和中国许多家庭重视教育一样，父亲也送毛泽东去私塾读书，但最大的期望，还是要毛泽东安心务农，精于持家，使毛氏家族的香火更好地延续下去。
然而，这时的中国正处在由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激起的社会大变动之中。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竟能击败堂堂大清国，还要迫使大清国割地赔款，这对华夏子孙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接踵而至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带着大清皇帝从北京紫禁城落荒而逃，随后又签订了《辛丑条约》，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顿感有亡国灭种之灾。
就在毛泽东读书记事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种讨论救国主张的新思潮趁势传播开来。在毛泽东复学时，已是临近辛亥革命爆发的1909年秋。韶山冲来了一位新派教师，名叫李漱清。他常讲爱国维新故事，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村里的人对他议论纷纷，毛泽东却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饥民暴动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和同学们对这件事议论多日，对“谋反者”所受冤屈深感不平。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到对造反者被杀愤愤不平，再到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使毛泽东更加渴望走出小小的韶山冲，去了解外面更加广袤的世界。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冲，是在191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临行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张便条，借一首他改写的诗，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事情常常是这样，得到的知识越多，就越不满足，就越想到更大的地方去开眼界。1911年春，毛泽东经人推荐，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在这里，他看到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并亲眼看到了长沙起义。毛泽东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里当了一名士兵。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党”这个词时兴了起来。那时的毛泽东，和许多倾向革命的中国人一样，自认为也是革命党，但并不懂得革命的真正含义。他只当了半年新军。1912年2月12日，最后一个清朝皇帝宣统宣布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心重新回校读书。
不久，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所学校。恰巧国文老师借给他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是一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官修史书，记述上至远古下至明末的历史，内有乾隆皇帝的御批。“我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还不如自学更好。”
毛泽东订了一个自修计划，到位于长沙古定王台的省立湖南图书馆读书。“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湖南图书馆自修的半年，是毛泽东大开眼界的日子，他养成了终生以书为伴的习惯，也养成了博览群书的爱好。他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好景不长，严苛的父亲以断绝供养为要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继续读书。1913年春，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3月，又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一读就是5年，成了一名师范生。毛泽东当时选择读师范，并不是喜欢教师这一职业，而是师范学校对家境并不十分富裕的子弟来说，有特殊的吸引力——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但到后来，这倒成了毛泽东特别看重的职业与事业。他在晚年曾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湖南一师时期，对毛泽东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开始革命生涯，关系极大。他这样总结湖南一师的学习生活：“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对求知欲极强的毛泽东来说，能够到湖南一师学习是一种幸运。在湖南一师，影响毛泽东一生的有两件大事。
一是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这个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刚开始叫《青年杂志》，一问世便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的欢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风向标。这一年，毛泽东恰是22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二是在行将毕业之时，1918年4月，毛泽东参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会章是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其中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议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会员中大多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夏曦、郭亮、萧三、罗章龙、易礼容等。
新民学会后来在五四运动、赴法勤工俭学、创建中国共产党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经验形成过程中参与组织的第一个进步青年社团。学会会员很多成为革命者，与毛泽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总结他在湖南一师形成的政治思想时，这样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呼唤他的，是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1919年元旦，他发表《新纪元》一文，认为中国应当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历史中的许多重大影响，是在有意无意间实现的。上述这些对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事，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还一无所知。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后的生活费还没有着落。就在毛泽东左右为难的时候，又是杨昌济给他指点了方向。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踏上北上之路。毛泽东来到北京，生计依然是第一位的问题。“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之余，毛泽东热衷于两件事。一是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另一件事，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毛泽东对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很热心，但自己并不打算即刻出国。“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有了一些在他一生中起重要作用的气质：敏锐、果敢、有主见、不随波逐流、说干就干。
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就爆发了。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与千里之外的湖南之间，因为有了毛泽东，有了新民学会，相互关系与影响显得格外地不一般。长沙成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外，五四运动的重镇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同毛泽东、何叔衡等取得了联络。随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四处活动，成立了由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6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全省各校学生从6月3日起一律罢课。
也正是从6月3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罢工，加入五四运动，使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进入新阶段。就在同一天，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20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的罢课宣言中提出“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这为五四运动又加了一把大火。
毛泽东深知，学生运动要想持久，必须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他的奔走下，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宣告成立，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后来，又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这些组织互为犄角，给学生运动以很大声援。毛泽东特殊的群众运动组织才能，开始显露。
当五四运动在湖南开展得声势浩大之际，毛泽东再添一把火。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这个杂志名义上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实际上从主编到主要撰稿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把世界潮流归结为“‘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宣言历数自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的变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至于如何打倒强权，他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在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和影响下，即便是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湘江评论》只办了四期。8月中旬，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军警突然包围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闯进湘鄂印刷公司，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5号全部没收并彻底销毁。这就逼得毛泽东下决心联合各界人士，通过罢课、罢工、请愿等方式，将军阀张敬尧从湖南驱逐出去。
文章来源于《中国有个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