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意大利人》

很多人觉得意大利是个有丰富饮食、繁荣文化、古老历史到家庭情结的国度，这部《意大利人》从意大利人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的参照。层出不穷的警语和譬喻，别出心裁的结构安排，新颖有趣的阅读视角和十分熟悉的关联特征。从意大利受人欢迎的现象说起，依次探讨了这一过程和原因，引出喜欢浮夸和粉饰的民族特性，再逐步通过实用主义，复古风潮，家庭情结和巴洛克主义接入历史的脉络和民族的命运，穿插以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最终在结尾对前述的现象给出深层次的解释，即民族的悲剧引发了意大利对享乐与粉饰，家庭与个人利益，过去的黄金时代的追求，在外人眼里，这些努力造就了令人愉悦的意大利生活，但只有当地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机警，自嘲和幽默在最后归于沉痛，令人拍案又深思。需要注意的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它不仅仅让我们参照过去和现实，更能让全世界参考现实和未来。

路易吉·巴尔齐尼将对民族的骄傲和深爱融入《意大利人》里了，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表现在开头。反之，当以意大利人的视角来观察那些对意大利的风土和生活趋之若鹜的外国人时，他感到疑惑而并非自豪。难道只有意大利有美景、美食、温和的气候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吗？诚然，从古以来有无数人来到意大利是为了宗教朝圣和艺术学习，这确实是意大利所独有的资源。然而如何解释在“不敬神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访客反而更多呢？又如何解释不通艺术也不虔信宗教的游人至今络绎不绝呢？但是无论如何，来到意大利的人对意大利的历史和事物的喜爱超过了对意大利的现实和人民的喜爱。相比于她辉煌的过去、文化、艺术和绝美的景物和生活方式，意大利人眼中的当下的意大利黯然失色。而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即便在作者看来，也是吵吵嚷嚷，过分活跃；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早已被冠上放纵、奸猾、懦弱和不团结的名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印象似乎更加深了。而随着战争的结束，无政府状态、腐败、暴政和贫穷依然如故。作者和意大利人当然对自己的国家抱有热爱，但是正如他所说，人们热爱的是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想象中的、过去的意大利，而不是现实中的意大利。

《意大利人》并不急于解释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试图全面地描写发生在意大利的种种场景。从充满热情、欢乐和快活的意大利人们，颇具现代化风格的米兰到温柔热闹的生活场景和农贸集市和活跃的手势，这是留在游客眼中，人人都可见的现象。然而在这背后的一面，是欺骗、粉饰和狡诈、做戏和对外表的依赖。为了取悦金主、获得资助、制造激情、骗取钱财。但有时候表演也可以减少货真价实的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为了美化生活，谋求自身利益和报复命运”。四大幽灵——贫穷、愚昧、不公正和恐惧是迫使意大利人这样做的根源。为了获得安全感，意大利人学会缄默、自保和利己，甚至可以让渡出一定或者全部的自由。做戏的巅峰当属李恩佐和墨索里尼，扮演出伟大和强盛的场景，来欺骗自己，欺骗人民和盟友。下级的人明白现实如何，然而欺骗上级；上级在恭维、造假和激情中相信了这种欺骗。，然后用廉价而强烈的感情再去欺骗底层人，让他们忘掉现实中的贫穷。然而当戏演完，他们难以摆脱同样的命运。为求自保，意大利人不止会做戏，他们还发明了一套完整的现实主义方法。圭恰迪尼就是一个代表，代表会明哲保身，口是心非，时刻注意个人利益。可以忽视法律规则，可以与强者联盟去攻击弱者，通过家庭和血缘的纽带保护自己和家人，借助争斗和相残解决自己的对手（黑手党结合了这两点）。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如此渴望安定、安全，摆脱恐惧，以至于采用实用主义、牺牲社会、提防法律和规则、家庭联结等等方法（个人的力量）来保全自我，自然有意大利本身的原因，比如过多的人口，过多的权谋造成生活的艰难；而从外部来说，意大利人是被侵犯的、没有尊严和地位的民族。福尔诺沃战役让意大利完全输掉了支撑他们和支撑国家的脊梁，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来访者为了意大利数不尽的财富和珍宝络绎不绝。

上述的现实以章节的环环相扣精巧地呈现出来，而在此背后更深层的，是意大利从罗马的黄金时代一转而进入巴洛克时代。作者说，这个国家至今都处于巴洛克时代。它代表着在无休止的混乱、分裂和压迫下，人们寻求沉醉、痴迷和美化生活的民族心理。敢于抗争的人在所有地方都是少数，但是为了过得舒心一些，逃避现实所发展出的艺术（包括雕塑、戏剧、歌剧、绘画、建筑和文学），没有几个国家在规模和质量上超过意大利。在这里，作者对意大利的热爱才表现出来。作者反复述及意大利伟大的文化和历史，即使在经历如此磨难之后。这是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生来的骄傲，同时回望黄金时代在任何时候都带有无奈和凄凉的色彩。我们已经体会到历史的巨大变迁为这两个民族思维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但是本书更大的价值在于展望未来，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命题。在以往，西方的外国游客带着天然的优越条件来到意大利；但在如今，当工业化和大企业垄断全世界的民众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用金钱引诱，用成品的快餐文化和快餐思想灌输给所有人，并且一步步强化这样的管控，以操控这几十亿的“齿轮”时，意大利人早已先于体验这样的生活模式几百年，由此发明的“生活的艺术”（包括宽松的道德水平、对种种限制的规避、个人利益的保护艺术、“高尚理想”的揭穿和现实）对于刚刚进入“美丽新世界”的外国人更为需要，合适和妥帖。然而归根结底，这样“生活的艺术”无助于改变任何现象和本质，发明它们的人也不对此抱有指望，过去的屈辱已经消磨了这些指望。从将来来看，不仅仅是意大利人只有依靠这些“指望”度日，全世界处于上述“新巴洛克时代”的人也一样，这不仅仅是意大利（包括这里）的无奈，更是全世界的无奈和悲哀。正如意大利人无法团结起来，抵抗各种异族的侵犯（或者用作者原文“寻花问柳”）一样，人类阻止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到来的这一进程，看来也令人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