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1]

    本文主要关注1930年代从国外到国内、政府到民间关于重塑妇女形象的论争，即此时的妇女回家诉求与反对派运用娜拉出走意象的转变。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社会影响，形成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思潮，要求解放妇女于礼教，形成娜拉维代表的新女性形象。但当时中国因五四思潮与战后西方妇女取得参政权等，将西方视作文明代表来学习，西方妇女在社会上的表现皆优于中国。实际上，欧美国家虽历经20年代的摩登女子的风潮，但在30年代仍受到生理决定论国家战争动员的需要，要求妇女回归家庭达成性别分工的角色，此风潮对中国形成示范作用。而在中国则是遇到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复兴传统文化，即便妇女权益与地位有所改善，但真正的平等的社会价值观却没有普及，反而是强调家庭改良，即女性在家庭的服务是其责任，才能够惠及国家民族；对于妇女的服饰言行强加规范，以免有碍风化；甚至提出复古救国如强调母性为妇女传统的论调出现，认为妇女运动、自由恋爱、剪发等都成为女子的罪恶。为此社会舆论上，产生女子回家与出走之间的争议，并使得《玩偶之家》的主角娜拉出走作为与贤妻良母主义相抗衡的论述，不论两方争议为何，也都成为不同于五四时争取个人自主，而是以国家强盛民族存亡为前提后，再讨论激进派选择出走也能救国与保守派主张生理决定论，妇女应为改良家庭而努力之间的路线问题。最后回顾3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可以看见面临国际经济萧条、日本威胁与国内城乡发展不均、社会失业率高不稳定因素，进而使社会充满不安定且虚浮的氛围，因此导致保守人士想回归到传统的男外女内的固定状态，但这类论述却是基于城市妇女为主的，而非针对乡村妇女的现实需求所提出。此外，此论战可看到国家与政党以民族主义与父权思想将妇女纳入建国工程中，要求女性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放弃个人权利；而以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早年由男性为指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加强了普及女性教育、女子劳动的思想，使得30年代投入妇女运动者以非五四男性学人，而是新一批女性女性论者，并且创造新论述如娜拉出奔与时代风气对抗。

心得反思

    本周讨论的主题是民国妇女，就笔者的粗浅认识其实这个时段同时也是各种新式思潮对于女性个体影响极为深刻的时代，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遇到西力东渐下传统社会与家庭必须做出应对的女性解放问题；二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需要号召国民的民族主义形成，或爱国主义形成的问题，其中将女性身分整进其论述，如透过消费凝聚爱国的妇女国货年等。前者在本周的文本〈一九三○年代「妇女回家」论战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容—兼论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1930年代受到国际经济大萧条、欧洲法西斯主义对于妇女的要求等外部示范因素，与蒋介石为巩固权力塑造新国民的新生活运动，使得原先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城市女子，被较为保守的男性打着爱国的贤妻良母主义，赋予其应该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性别角色；而后者则是待到下周讨论葛凯专书章节再详述。因此当时女性论者为了与父权体制的国族论述对抗，因此转换了五四时期象征妇女解放的娜拉出走形象为己所用。不过关于我的反思与问题部分，或许可以与五四时期出现的女子解放论述连结，尤其是陈东原先生所着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五四史观，即将旧社会的一切视为糟粕，并要求女子个人的解放。那为甚么这样的论述会被贤妻良母主义压过去。

[1] 許慧琦，〈一九三○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4期（2002，花蓮），頁99-136。

〈女性消費群體與民族主義化〉[2]

      在近代中国的国货运动中女性除了是重要的参与者与被塑造成民族主义消费文化的代表外，女性也被视为国货运动的难题，诸如追求国际流行时尚、中消费文化且充满生命力的女性被当作帝国主义侵略的代理人，甚至被当作贤妻良母的对立面。为此「妇女国货年」强调女性应该爱国与强化父权制中女性角色与地位，以此界定理想的妇女形象；并否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将女性消费行为放在公众下检讨。本章主要探讨民族主义化的消费文化中的妇女角色和表现，首先是关于女性消费者的类型，从消费的女性形象开始，在新生活运动与家庭军事化的浪潮中，女性在市场上的消费被视作如同男性上战场一样，消费国货则被当作爱国的举动。另一方面，受到2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影响，实际上的妇女生活与理想化的家庭主妇形象相距甚远，女性在室外活动愈多，反而显得回归家庭的论述愈发理想化。这点也影响到国货运动所要形塑的对象，相较于农村妇女消费国货，城市摩登女性多数是消费舶来品，尤其是自我放纵的商品(化妆品、香水等)是需要被批判，同时将妓女与洋货的关系相互连结，希冀以国货净化其歪风。此外，为了应对崇洋货、摩登妇女的思潮，国货运动领导者也运用现代化国家中具有民族主义消费的案例，印证其观念的先进性与现代性。最后，虽作者在此节讨论的案例在上海，但国货运动的风潮也渗透到各省的城市中。接着讨论被定调为妇女国货年的1934年，提倡者们透过大众娱乐宣传买国货理念、重新建构消费活动，形成一种民族主义消费化的规范，将国家利益与家庭管理联系，比方说要求妻子监控丈夫是否有消费国货，并且将节日消费、儿童消费、家庭关系等给民族化，尤其是两者强调女性做为母亲的职责，甚至赋予国际妇女节原先解放妇女以外的民族主义消费论述，此外关于年节日的妇女国货年论述中，评论家们也将圣诞老人指称为经济强国入侵的魁儡。最后一部分则是讨论与公开挑战前者的论述，即将妇女视为叛国消费者代表的论争，如学生吴景芸指出不该把女性消费当作爱国与否唯一准则，也驳斥将女性需要用赎罪的方式爱国。总之，此时代背景下，妇女国货年的出现，使得消费因此成为国家民族的事务，而非单纯存在于私领域中，而原先的初衷在于女性能够以国籍的方式辨别商品，以完成民族主义的目标，但消费的目的本身就没有如此单一，也会出现反对运动者继续购买洋货，使之在爱国与国际主义中挣扎。不过单就贸易数字来看，确实有一定的成效。

心得反思

    关于民国妇女的议题，如同坂元宏子在〈民族主义与性别〉[3]一文中所提及，如果要讨论近代中国国民形成的过程，同样是「创制建造」的女国民也是必须被意识到存在，接下来坂元将大量笔墨花费在作为国民的身体的缠足议题，尤其是五四时期缠足的文化意涵转变，从儒家文化下女性气质、女性努力与骄傲的展现，到受到传教士观察后被外人认为是野蛮、怪诞的风俗，再加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男性的精神打击，进而使中国人认为缠足是残疾的概念且需要被根除，而这时候的男性知识分子将女学与缠足一齐讨论，要求女性需要学习并投入国家的生产当中；与此同时强国优种的思想风潮变成女性的义务之一，使得女性由原先的资源的分利者变成国民之母。接下来坂元也讨论知识分子对于在黄金十年下城市中产阶层的摩登女性的批评：她们虽然透过自身对于现代物质文化的追求，展现现代性与女性气质，并成为时人所憧憬的对象，但她们消费行为又被知识分子与害怕男女规范的保守人群所揶揄，因此社会出现上周文本讨论希冀妇女回到家庭，强调传统相夫教子的母亲形象、贤妻良母主义，即希冀妇女以完成家庭使命的方式，将自身投入使国家富强的道路上的风气。而第二節的文本与第一節的文章所讨论的时间段类似，不过不同于第一節关注文本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上，葛凯的文章关注在消费活动对于女性的影响，从各种女性消费者的类型讨论起，再到妇女国货年的销售 策略等，甚至是时人对此的反对意见等，都能看到性别做为一种有效的讨论框架，也能够用在消费文化上，尤其民初的消费历史，本身也具有现代化过程的涵义存在。

[2] （美）葛凱，黃振萍，〈女性消費群體與民族主義化〉《制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289-333。

[3] 坂元弘子，〈民族主義與性別〉，收入自 小濱正子, 下倉涉, 佐佐木愛, 高嶋航, 江上幸子 等編，《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0），頁249-272。

後記

最近一直瘋狂趕報告中，好想出去玩玩啊  這一份是之前上兩週寫完的文章

我好想找伊啊  明 仍然繼續趕工

累哇歷史 2022-5-21  台北城南宿舍 雨   一任階前 點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