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日本”究竟还在不在 ——探究近代化的日本是否真正失去了自我

广为被大众所接受的一种想法是，自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广泛吸收了西方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并与日本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20世纪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分别以“美丽的日本”和“暧昧的日本”为主题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同时日本的经济也在二战之后快速步入现代化。而当代的日本更是完全在生活习惯上照搬了西方的模式，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日本已经从其独特的文化中抽离了出来，形成了现在独特的模式。然而当我们在反思：为什么日本总是在文化的输出和保护方面做的如此优秀的时候，最终回到了一个问题，即日本是否真正地融入世界的潮流走到了现在。

答案是肯定的，那究竟人们对日本的刻板印象来自于哪里？樱花和服武士刀的传统日本元素还能不能继续代表日本？那个川端康成笔下美丽的日本究竟还在不在？

首先，从文化符号的角度入手，审视日本对外文化的输出是必要的。有趣的是，当我们重新来对比这些文化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日本的国民内心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日本自我的变迁究竟走向了何方。19世纪60年代，日本浮世绘作品第一次在西方国家展出，在法国巴黎展出的一百多件日本木刻版画被抢购一空，当时的日本艺术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浮世绘传入欧洲后，对西方艺术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以浮世绘为例的文化也随着国门被打开被逐渐带向世界各地。但如果说《神奈川冲浪里》能够代表日本的文化艺术的话，在如今的影视作品中却很少再有浮世绘的影子。一个自全球化时代开启就盛行于欧洲的文化符号最终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走向了历史的长河，而正如同当今中国的许多国粹一样，浮世绘也被视为一种仅仅停留在历史中的记忆（尽管各种对此的研究和模仿层出不穷），停留在国民的心中。而寻常被认为能够代表日本的文化符号和服、武士刀和樱花等等都是历史赋予的特殊含义帮助他们用以区分大和民族之外的人——它们仅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时候才会出现。

解读文化符号的历史意义无异于将存在在历史上的人们的必需品转化为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东西呈现在后时代的人们面前，文化符号则集中的体现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群体审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当我们在担忧一种文化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与他国交融的过程中失去的时候，事实上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遭遇到对碰时群体的自我意识受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的挑战和冲击。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审视文化符号在代表一个国家的时候的宣传意义，那么我们自然可以理解，当我们试图去解读很多被“包装”成为真正能够代表日本的符号时，往往会遇到困难，即该种文化符号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往往是被强加上去的。通过对日本文化符号传播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在文化符号的选取与传播上尤为重视文化身份的清晰呈现，并以传统文化符号与当代文化符号的深度结合为宗旨，不断地重复刻画那些具有浓厚特色的文化符号，从而加深受众的印象。

因此，对日本的文化研究就不能不忽视在不同历史时代下日本处在全球的地位。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伊始的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东方国家”被西方各国所广泛认知，从而需要通过大量本国特色的艺术产物作为一种象征来表现本国的特色，那么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则是为了融入世界舞台，将近代化机械化和军事化作为宣传的符号而烙印在那时候的宣传中。因此，当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的地位时，它们就试图开始将“日本”所代表的各种概念摆上天平了。

所以当日本从近代化的历程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是很有趣的话题：是以一个完全的东方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还是将自己视作是受到过开化的一个民族去俯视同一时代的他国人民，这决定了日本究竟要试图将自己的文化放在世界的什么位置。

然而当川端康成将对日本的描写限制在他“美丽的日本”，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答案就显而易见了：一部分日本人仍然将历史中的日本当做文化符号去进行宣传，并试图将这种符号传递给世界。

探讨这种宣传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效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结果来看，当中国人把樱花和服武士刀视为能够代表日本的象征时，就说明这种宣传已经成功了。

那么当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扩张中失败时，它又该如何明晰自我的定位呢？

日本经历明治时期已加入了西方列强的行列，成为大日本帝国。换言之，“帝国”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种象征符号 ，彰显日本人以“帝国”自居 ，盛气凌人的一种文化自负心理。很明显，近代化的历程允许日本成为再军事主以上有所建树的国家，也因此产生了自负的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大多只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存在），同时试图将这一心理所代表的“美丽的日本”搬上历史的舞台。在明治时期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中，日本的学校体育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制约，在学校体育的目的、内容、师资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军事色彩 ，成为日本强化军事预备教育进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这种心理也由执政者施压灌输给他们的下一代，但是尽管做出了这样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在日本投降，也有材料逐渐披露：陆海军士兵在兵营收到家乡来信，在黑暗中哭泣；将死的士兵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大声呼唤的是母亲的名字，而不是天皇陛下。很明显，这种自负心理带来结果是，不仅没有帮助日本自己认清在世界上的地位，还反倒让民众感到了无力。庆幸的是，民众和被征兵的那些年轻人至少没有对国家感到失望，他们只是无力地在于一个时代做斗争，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了一种集体性地无视群主的时代观念在那个日本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年代是无意义且落后的。

与川端康成陛下的“美丽的日本”有所不同的是。或者说与传统认为的代表日本的樱花和服不同的是，军国主义带来的日本对自我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的不清晰的认知并不像真正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符号一样，能够给国民带来真正的自我感。甚至当政府和宣传部门通过强制手段来灌输这种军国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的时候，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再明显。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表现在：

首先，军国主义，或者日本由于全球化带来的进步和近代化是必然结果，而并非一个民族和国家特有的历史产物。如果说由于民俗的特性和自然的限制，日本的木匠和漆匠生产的产品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国民认知，那么近代化的日本无非是跟上了时代的潮流，最终同一化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世界的同一性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之一，而这种同一性作为特征本身不会被任何一个民族视为自己能够在世界上发言的敲门砖。

其次是单纯的审美拒绝。强制的灌输一种精神，（有其当这种精神本身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存在的时候）是很难给予人直观的美感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川端康成笔下的“美丽的日本”至少符合了世人对日本的印象，并通过这种文字创造出的美感感受看似独特的日本；而如果连最基本的美的感觉都难以传递，那么宣传该怎么确定文化符号的地位，将变得更加困难。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审美的角度解读审美的差异导致的文化定位的差异，那么对物哀的解读就要因此发生变化：即一个文学上被特殊化的概念，能否成为真正代表国民性文化的概念？

实际上“物哀”的“物”不仅仅是物，也是人生百态。“物哀”的“哀”也不仅仅是“悲哀”，更是一种或喜或悲，或怒或哀的情绪，一种纤细的心理感觉[]。从更为文学的视角出发，“物哀”除了本身是由本居宣长这位日本作家提出的概念之外，并没有强制地与日本发生关系。当我们谈及日本的作品充满物哀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地将这一概念与日本作家的作品绑定在了一起。

同样的问题不仅是出现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上，更在于宣传如何在战败后的日本面临更加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这样一个历史复杂的民族做出最简单的概括。当非日本人试图通过类似“菊与刀”这样的作品去了解日本的时候，就陷入了被信息流卷入主观认知的漩涡中。“本文从对《菊与刀》的分析入手，对日本文化进行分析与概述，着重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是日本民族的特色之一......”作为“研读日本”的书籍之一的《菊与刀》被学界视为理解日本的可靠读物之一，事实是此书不仅没有深入日本探讨日本的国民性，更是由于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导致一部分学者因此产生了认知偏差，试问矛盾性不是哪个民族的特色之一呢？

于是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当日本自己试图通过构建一个“美丽的日本”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并确定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时，真正渴望研究日本的学者却只能通过简单的，笼统的科普性文字来解读这个国家。这里的逻辑是：一方面，国家为了宣传自己的文化将复杂的历史和传统通过几个简单的文化符号概括出来呈现给世人；另一方面，快餐式的新闻报道也通过提炼关键词的方法对一个人口密集历史悠久的国家进行笼统的概括，当这两个“概括式”的内容选择性地对一整个国家进行阐释的时候，国家就被彻底异化成了抽象的概念，并被简单的词语所建构。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的理解里，武士道精神被解读为一种为主而死的极端忠诚，武家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重视过。

因此川端康成的成功不仅是他作为作家的成功，也是那个时代需要一个能“代言日本”的人出现，他不仅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功底驾驭文字，更需要能够表现出似乎只有日本人特有的东西在其中。川端康成川端讲述了一种独特的神秘主义，在日本乃至东方的范围内都被人们感受到的神秘主义。独特在于其与禅宗的世界相关联——他为了讲述生活在现代的自我的内心风景，而引用了中世禅僧的禅歌。并且大致说来。都是一些主张无法通过语言来表现心理的歌。闭锁的语言。无法期待那语言会传达到自我，于是只好舍弃自我，向闭锁的语言中参入——除此之外皆无法理解或与之获得共感的禅歌[]。在大江看来，漱石借小说人物之口试图诉说的，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忧郁与痛苦，是仅仅面向日本“内部”而诉说的“闭锁的语言”，但是这种逃避却恰到好处地成为了西方世界在战后重新认识日本的通道，并因此便于他们重新赋予这个国家新的西方视角下的日本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符号。

最终回到论题的讨论：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看待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发展，以此来解读日本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文化内涵的变化并解答“是否美丽的日本已经不再”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日本近代化的历程无法是在不断自我审视能否在世界化的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过程，而军国主义的道路以及最终他们选择对外扩张的结果是由于他们过于着急地想要输出文化，但最终他们失败了。不仅是由于战争的失败阻碍了这一“扩张”的进程，而且日本国民本身也对这种充满无意义的且失去美感的文化符号感到厌倦和悲哀。而在战后的日本，由于在扩张过程中将本国历史文化的抽象化与他国试图理解日本的过程中将国家的内涵概念化相呼应，而因此形成了对日本过分片面和网格化的解读。而川端康成这样的作家恰到好处的出现又更加印证了西方世界对于日本的解读，并因此他的思想被当做是能够真正代表日本文学文化的一种符号而被搬进了大众视野。这种解读误导了许多想要研究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并且当这种解读在世界范围内被当做一种文化教育传输给下一代的时候，就会形成现代日本仍然是保留着大量古代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观想法。

日本早就不再是那个“美丽的日本”，如果仍然还保留这美丽的樱花，特有的和服和充满着武士色彩的电影电视，那不过是这些历史上曾经给国民带来“美”的东西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留存在人们的内心而已。而当我自己审视现代日本的娱乐文化产业的时候[]，一种单纯地将文化符号作为区分不同角色之间的特质的目的就展露无遗了。换句话讲，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不需要通过这些文化符号来证明他本人来自日本，而当有意而为之去这么做的时候，就说明他/她是为了代表一个日本人出场了。“也许我们丢失了古代文化，但不可能丢失日本。关于什么是日本精神．我们自己没有讨论这一点的必要。日本并非从某种“被说明”的精神中诞生，而日本精神这一问题本身也不可能讲明白。只要日本人的生活是健康的。日本就是健康的”。

那个“美丽的日本”一直都在那里，只不过它不再是川端康成笔下那个充满了别国人因为影视作品和充满误区的解读而理解的日本，它只是一个正常地经历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并一步步在世界上走出自我的一个过度。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日本，尤其是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时，就必须放下错误的认知带来的成见，从更为基本的角度去细致地关注每一个日本人。从这一方面来讲，学术界受到的关注仍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