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第11-5章

1937-1945的中国电影

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电影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大后方”电影

——“孤岛”电影

——“根据地”电影

“大后方电影”是指从1938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出现的电影。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部分机关先到了武汉，中央电影摄影场也于37年底牵到武汉，后迁至重庆。1938年1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汉口成立，这两家都是国营的电影公司，也是“大后方”电影的重要制作力量。他们的制作理念是“把电影来作为宣扬国策之一种有力的工具”。《保卫我们的土地》是第一部正面表现抗战的故事片，讲述了一位农村青年在“九·一八”事变后被迫逃亡，后来号召大家一起协助中国军队抗战的故事。《八百壮士》讲述了日军侵略上海，国军副团长谢晋元率领400多士兵坚守四行仓库的故事，这部影片反映了全民抗战，在当时影响很大。《东亚之光》是从日本战俘的角度讲述了日军战俘在受到了宽大政策的感召后，思想上发生了觉悟的故事，从日军战俘的角度来控诉战争的罪恶。《孤城喋血》是中电到重庆后的第一部故事片，影片讲述的是坚守宝山县城的战士，在营长姚子青的指挥下，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最后全部阵亡的故事。除了这些故事片，还有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片，但这些影片也都看不到资料。

“孤岛”电影是指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作为“孤岛”时期出现的电影。“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守军于11月12日撤离，日军占领了上海，一部分电影人被迫南迁去了香港，在香港他们拍摄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粤语片，直到1942年12月香港沦陷，电影人们拒绝与日军合作，在此后将近4年时间里香港没有拍摄过电影。另一部分人继续留在上海，日军没有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为那时英法美等国还没对日宣战，所以上海成为一种“孤岛”状态。为了躲避战争，上海附近沦陷区的很多中产阶级纷纷逃到了租借，到1940年，租借人口超过了500万，几乎是战前的3倍，那些中产阶级、地主及其家属们为了排遣无聊的生活，成了各大游戏场、茶楼酒馆、电影院的固定观众，使租借区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日军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宣传机构，明星公司因为不与日本人合作，导致办公场地和影片库被放火烧毁，明星公司由此宣告结束。上海20年代所拥有的140多家电影公司，到这个时候只剩下20来家，它们在日军的势力威胁下，不能像“大后方”和“根据地”那样直接表达抗日情绪，只能隐讳地呈现民族精神，为了维持经营它们又必须得符合商业的口味，所以这时上海的电影处于民族主义和商业两者必须融合的情境下，那些表现了国人对克敌制胜的想象和对理想追求的古装片再一次大量出现。《木兰从军记》讲述花木兰代父亲从军的故事，编剧欧阳予倩在创作的时候着重于刻画木兰的英勇和智慧，里面的台词和插曲也表达了保家卫国的意愿。《孔夫子》讲述了孔子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生，这是根据《论语》编写的一部孔子的人物传记片，影片不把孔子当作某个神秘偶像来描写，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表现他的人格精神和拯救“天下”的理想。1941年，万氏兄弟在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完成了《铁扇公主》，这是中国，也是亚洲的第一部长片动画，影片诙谐幽默符合商业的需要，同时影片里所包含的强烈情感，又表现出了人物在“外患”逼近时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在造型上，影片借鉴了很多戏曲造型的特点。除了古装片，时装片在当时也很流行，像刘琼自编自导自演的《回春曲》，它更偏向好莱坞电影的风格，讲情情爱爱的悲欢离合，1941年出品了80多部影片，时装片就有60部左右。

1941年12月8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岛”由此消失，之后上海电影被日军控制。1943年5月成立的华影公司（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上海的电影，华影是由原来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整合了其他公司后形成的，这个公司属于汪伪政府，拍摄的影片是为美化日军服务的，后来升级为华影，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实际掌控、张善琨负责主持制片工作。华影的一部分影片政治倾向性并不明显，但另一部分影片是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国策服务的，比如《春江遗恨》讲述了一名日本武士在中国的经历，其中虚构了这名武士来到中国帮助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反而相信英国人，结果导致惨败，这样的段落有把中国人对侵略者的憎恨从日本转向其它国家的倾向，影片中对话所突出的主旨是英美不可靠，而将中日双方人物的关系表现得其乐融融，这样的处理是为了符合“大东亚共融圈”的策略。同样为日本政治服务的电影公司还有东北“满映”，全名是“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它电影的方针是“中日亲善”、“五族协和”，比如《迎春花》讲述的是一个日本女人、一个日本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三角恋爱的故事。

“根据地”电影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制作的电影。1938年1月，荷兰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受美国一家影片公司的委托来拍摄抗战的纪录片，伊文思拍摄了台儿庄的战事、新四军和中共长江局的活动、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拍摄了周恩来等人开会的镜头，回国后伊文思完成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他在回国之前听说中共准备成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就把一台埃姆手提摄影机和一些胶片留了下来，为根据地纪录影像活动提供了帮助。1938年秋，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成立，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电影团第一部影片，是一部新闻纪录片，记录了延安的抗日战争和生活，拍摄的设备就是伊文思赠送的那台摄影机。拍摄完成后袁牧之和冼星海把底片送到莫斯科去洗印，后来莫斯科遭到德军进攻，底片遗失在战乱中。延安电影团另一部重要的影片是《南泥湾》，由吴印咸和徐肖冰拍摄，钱筱璋剪辑并撰写解说词。影片拍摄了359旅八路军战士真实的生活，影片主题是为了阐发“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屯田政策，战士们垦荒地，挖窑洞，建手工，将一片荒芜的南泥湾开垦成了可供生活的居住地，1939年9月延安电影团成立了放映队，队员们的放映活动成为群众了解抗战的有力工具。

电影所具有的教育意义（不论是直接的，还是潜移默化的）在这个时期尤其突出，戏剧教育家熊佛西曾在重庆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他觉得中国现时所迫切需要的，是普通的教育，这个最完美的工具，就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