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入党 ——来自船上的一封电报

译自《生意人报》，2008.10.12

作者：历史学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蒙科夫（Леонид МАКСИМЕНКОВ）

 

1928年10月12日，在以M·V·伏龙芝命名的红军中央大楼。一个特殊的红军音乐团体第一次在士兵和指挥官们面前演出。这场具有纪念意义的音乐会标志着这个在本周将要迎来80周年生日的独特的歌舞团的成立。最近新解密的一些档案让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来自船上的一封电报

 

1939年8月底，红军的红旗歌舞团乘坐“玛利亚·乌里扬诺娃”号轮船从列宁格勒出发前往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他们的任务是为苏联馆提供“文化上的支持”。在8月31日，一封积极的电报从船上发往莫斯科：“大家都很兴高采烈，船员们也是。我们正在为国际青年日做准备，船长叶利扎利耶夫给歌舞团提供了很多帮助。”不过，和平在半路上飞走了——战争在欧洲爆发了。走到半路的“玛利亚·乌里扬诺娃”号转向返回列宁格勒：苏联参加世界博览会的计划取消了，而歌舞团也对此作出了回应，不再前往美国，而是等待着去往“解放区”，并动员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弟兄们。在波兰被分割之后，所有人将会在苏联这个单一的国家中团聚。不过在这艘船还在海上的时候，另一封加急电报又从船上发了出来：“致苏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接受我为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苏联人民艺术家A·亚历山德罗夫教授。”

 

这封电报被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这是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庞大部门。总政治部的主任、前在整个政权的最神圣之地——中央委员会中斯大林的亲密助手、前《真理报》的编委、并且在此之前只是个“波兰锡安党”的普通成员的列夫·麦赫利斯（Лев Мехлис）报告说：

 

“致苏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

 

苏联人民艺术家、教授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同志通过红军总政治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成为苏共党员。这份申请书是亚历山德罗夫自己主动提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和伏罗希洛夫同志谈过了，他表示赞成接纳亚历山德罗夫为苏共党员。因此红军总政治部支持亚历山德罗夫教授的这一申请，并请求苏共（布）中央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考虑。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申请。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L·麦赫利斯，第31677号文件”

 

斯大林在文件上批上了他的决议：“我不反对。”而这意味着以快速和简化的流程直接由政治局接受亚历山德罗夫为党员，而不必再考虑党章里对候补党员的那些要求。10月5日，组织决定接受亚历山德罗夫入党，10月7日，政治局的决定开始生效。

 

于是，十分迅速地——这样的情况十分少见（两个类似的案例：作家米哈伊尔·肖霍洛夫和《真理报》上的专栏作者戴维·扎斯拉夫斯基Давид Заславский）——1939年10月成为了歌舞团创始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以非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身份前往美国，然而在回来的时候却已经手握党证。苏联国歌的作者想要成为党员是合乎逻辑的，然而在他还在公海上就已经急于成为党员却是不合逻辑的。

 

并非为了物质利益

 

我们马上要指出的一点是：亚历山德罗夫入党并非为了物质上的利益。

 

苏联对于他们的歌手总是特别的慷慨，特别是在叶若夫时代之后。亚历山德罗夫在1935年之时拥有着什么？一套在莫斯科索伊蒙诺夫斯基巷7号的简陋公寓（在被苏共炸毁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对面的砖楼里，这栋楼以其每层楼特别高的挑高而闻名，因为最初他们是为教堂唱诗班的成员们而建的）、“几封感谢信、一张工人证书、收藏的一些列宁著作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莫斯科军区所赠送）”（摘自A·亚历山德罗夫的自传）。在“大清洗”之后，他越发感到满足：“1937年，苏联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39年，劳动红旗勋章。我还得到了人民国防委员会的奖励：两块金表、一辆私人汽车、一台收音机和一部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称号和勋章，他们每个月都会为他发放津贴、报销火车票。他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一套在一栋斯大林式建筑里的公寓，地址是萨多瓦亚街第14/16号。关于这套房子，多年之后他们这样写道：“……这是一套巨大的公寓，有着很大的房间，走廊和天花板就像是没有尽头一样”（顺便提一句，1943年亚历山德罗夫再一次得到了住房上的奖励，他将会搬到位于塞拉菲莫维奇大街2号的一栋房子里，也就是著名的“莫斯科河边的房子”）。

 

房子大小的增加和他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相匹配。亚历山德罗夫的军衔越来越高，并且享受着他在克里姆林宫、老广场（苏共委员会所在地）和卢比扬卡的位置。在人们最受限制的那几年里，他四处巡演。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直到1939年9月才在他的面前显现？是什么让这位深受当局认可和喜爱的无党派作曲家、指挥、教师，迅速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布尔什维克党联系在一起？

 

在监视之下

 

新解密的档案揭露了这个光荣的歌舞团及其领导者完全不同的故事，就故事的形式而言，这根本就不是关于这一苏联文化“名片”的什么难忘的故事，而是一个真正的惊悚故事。秘密机构和为这些机构服务的特工让这一传奇的歌舞团陷入了困境当中。对歌舞团的大规模的怀疑和检查开始了：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私人聚会上，无论是在私人公寓还是在火车车厢里，无论是在钓鱼的时候还是在澡堂里洗澡的时候，跟踪、监视和报告无处不在。自上而下、对上负责的秘密机构一直在不懈地在歌舞团里寻找着来自资产阶级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同时也在寻找着是否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毕竟，艺术家们是要在当局在莫斯科大剧院和克里姆林宫举办的招待会上演出的。

 

以下内容摘自一份关于合唱团指挥萨穆伊尔·卡尔诺维奇·穆西宁的报告，穆西宁出生于1909年，犹太人，无党派人士：“1937年在巴黎和歌舞团一起演出的时候，结识了一些白军的人并带他们去听音乐会。又在巴黎买了一些外国文学。在离开法国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途经波兰的时候，他离开了歌舞团，按照他的说法，是不小心坐上了另一列火车。他违反了条例，一个人到了一座城市里去。在那里他说了很多诋毁歌舞团的话，说歌舞团的歌曲不好得就像是地狱里的作品一样，又说歌舞团选的歌都很差，他感觉越唱越烦，越听越恶心，歌舞团根本就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喊叫。他的这些行为举止十分傲慢且与众不同，他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也不值得被信任。”（在这份报告被提交上去之后，穆西宁被开除了，但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成功地成为了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一直到70年代）……

 

歌手格奥尔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出生于1897年，来自梁赞州叶戈利耶夫斯克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表示大家去了美国之后几乎不可能会回来的。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对未来会充满信心，如果我把卢布放在口袋里，第二天这些卢布并不会贬值”。他指的当然是美元。“那你曾经宣过的誓呢？”报告此事的线人问他。“那只是一张纸罢了”，库兹涅佐夫回答道。在调查过程中，一些关于他兄弟的事情也被揭露出来：“G·I·库兹涅佐夫的兄弟，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剧院合唱团的成员，嘲笑了在政府官员访问剧院期间内务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那些加强安保的措施。”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恐怖组织，他们伪装成了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

 

以下内容摘自一份命令：“有必要对歌舞团所有成员的国籍进行一次审查。很显然这里有波兰人和德国人之类的外国人存在。特别是，有人怀疑罗斯蒂斯拉夫·叶甫根尼耶维奇·维克霍列斯基并不是乌克兰人，而是波兰人。”

 

歌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高泰耶夫因为他在公共公寓里干的事情而受到了警告：“在1937年11月12日斯大林同志发表广播讲话期间，在公寓里的其他人都冲到收音机前认真聆听的时候，高泰耶夫关掉了收音机，并拿出了一个放着外国的狐步舞曲的留声机，还打开了走廊上的房门，让大家都听不清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在去年，A·I·高泰耶夫还曾对公寓里的其他住客（格雷厄姆等人）进行骚扰以及宣传反犹主义。关于他的这些问题在有其他人参与的住客们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他对其他人进行骚扰和宣传反犹主义的事实……而现在，高泰耶夫又再次开始了他的骚扰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尤其针对公共公寓里的那些共产党人。他十分无礼地把公寓的管理员赶了出去……”

 

歌手伊万·格里高利耶维奇·日隆金（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Жиронкин）不断进行“违反苏联法律的声明、抱怨生活的成本太高、表示自己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和黑色百人团一模一样以及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在一个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一样”……

 

然而即使在克格勃对歌舞团成员们的如此关注之下，歌舞团对于当权者们而言仍然是“不合格”的，并且离合格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标准还相去甚远。

 

以下内容摘自1938年6月12日至7月1日之间的，对歌舞团政治状况的第3号报告：“酗酒、违反纪律、反犹主义和滥交仍然在这个歌舞团里蔓延。”最主要的反犹主义者是……艾萨克·所罗门诺维奇·波利亚科，他出生于1909年。他“积极地到处讲反苏反犹的笑话，为此，他多次受到歌舞团其他成员的训斥”。（麦赫利斯的决定：开除）；谢尔盖·伊拉里奥诺维奇·佐西莫夫“在组织里过着放荡的生活，到处和别人讲歌舞团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演出，告诉别人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过些什么、谁喝了多少酒、谁又干了些什么等等。”；舞蹈演员米哈伊尔·波利卡尔波维奇·波伦扎夫在醉酒后试图用剑杀死自己的妻子。他因为参与赌博和开设赌博场所而被捕……

 

如此卡夫卡式的指控甚至一直延续到所有人的身上：所有的独唱歌手、所有的歌舞团成员、以及所有的服务人员——甚至在出生于1897年的理发师阿尔卡季·鲍里索维奇·皮普科身上，他们都收集到了有罪的证据。歌舞团的领导者是否也出现在了克格勃的名单上？这个问题实在是天真得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权者并没有为任何人而破例。他们甚至为亚历山德罗夫单独设立了一个调查档案。

 

特别的调查档案

 

在已公开的档案里，这份特殊的“笔记”是专门记录这位歌舞团艺术总监的家庭问题的。事实上，亚历山德罗夫是以自己的家庭来领导歌舞团的，他的三个儿子都在歌舞团里工作。18岁的芭蕾舞演员米洛奇卡·拉夫罗娃（Милочка Лаврова）也在这里跳舞，一开始她先是成为了54岁的亚历山德罗夫少将的情妇，之后又成为了他非法的妻子，以及小尤罗奇卡的母亲。克格勃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他们收集了每一个人的罪证。而亚历山德罗夫则在他准备前往美国演出之前被明示了这件事情。

 

在这个家庭里，最可疑的是最小的儿子——亚历山大，歌舞团乐团的助理指挥，出生于1912年，非军籍，无党派人士。

 

“1939年8月14日，绝密。有关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的资料。前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红军歌舞团A·V·亚历山德罗夫之子。

 

根据现有的资料，A·A·亚历山德罗夫公开发表了许多反苏言论以及对苏共（布）和苏联领导人的诽谤。

 

亚历山德罗夫曾公开在学生中发言反对在音乐学院里进行军事训练，并表示：

 

‘……他们把军训强加给我们，但是我们到底要这些军事训练干什么，他们（政府）难道觉得我们会去上前线？我们是疯了吗？去上前线必死无疑。’

 

此外，亚历山德罗夫还公开表示反对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苏共（布）的历史。

 

在S·M·基洛夫被谋杀后，亚历山德罗夫在和另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连斯基的聊天的时候说：

 

‘基洛夫是被尼古拉耶夫谋杀的，因为他抢走了尼古拉耶夫的妻子，而白军和拉脱维亚的那些事情，都是被编造出来的。’

 

特别调查组组长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

少校（签名）博奇科夫

1939年8月14日”

 

此外，获得了“黑色标记”的还有次子——弗拉基米尔，音乐家、钢琴家，出生于1910年。军人，无党派人士。“就在不久之前，在喝醉了之后和另一个司机一起开车撞死了四个人，撞伤了两个人”（报告日期：1939年6月13日）。

 

最年长的儿子是鲍里斯，歌舞团乐团的首席指挥，出生于1905年。军人，无党派人士。直到1939年8月为止，他似乎都没有犯下过什么特别的罪过，但是对此他却并没有什么信心：“歌舞团将要去美国演出，但是却不需要我同往。”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理由。

 

在对这些“绝密”的文件审查了一番之后，这个对这次巡演所有参与成员进行审查的委员会做出了决定：亚历山德罗夫三兄弟都不可以去美国。作为父亲的亚历山德罗夫试图抗议（“亚历山德罗夫教授持有和西蒙诺夫同志不同的看法，坚持认为A·A·亚历山德罗夫应该也参与到这次巡演当中”），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被说服：“就算亚历山德罗夫教授的儿子们都不去，歌舞团的演出活动也不会受到影响”。

 

亚历山德罗夫将军，根据所谓的军官荣誉传统，本该立即辞职。但是他生活在苏联，那里的荣誉只和你所处的阶级有关。于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选择了入党，就在他仍然在船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