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儒家“定于一尊”与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著作《法言》《太玄》《方言》

文学思想核心：原道、征圣、宗经：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六经为楷模。

将道、圣、经作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要求把文学完全纳入其礼教轨道的要求。

儒家“五经”为正道，复古、模拟。

扬雄对屈原：

批评：1）为人：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应对朝廷采取弃绝的态度，自沉汨罗。扬雄 从儒家君臣之道出发，认为自恃才高而以死抗议不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准。

2）作品：浪漫主义内容不符合儒家经典。“过以浮”：文辞华丽，不像儒家经典那样质朴；“蹈云天”：上天入地的夸张描写和大量的神话传说内容不符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

赞扬：1）同情屈原的遭遇。：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

2）总的方面肯定：丽而有则，文质并茂。

3）肯定其品德的高洁。

扬雄对汉赋：早年喜爱，并给予较高评价。晚年则多所批评，甚至趋于否定。

扬雄早年充分肯定汉赋的讽谏作用，在其自己创作的辞赋序中，都说明是有具体的讽劝目的的。

后来他发现，辞赋这种讽谏的尾巴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辞赋本身的铺张华丽描写影响反倒很大，结果是欲讽反劝，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扬雄晚年对辞赋的批评很尖锐，认为辞赋片面上追求形式上靡丽，而背离了儒家传统 以内容为主导、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原则。扬雄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事与辞相称，文与质相符。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是东汉前期封建帝国在思想文化界的主要代表人物。

主持编纂《白虎通义》，把儒学的神学化正式确定下来，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属于今文经学，是汉代谶纬神学化的儒学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汉书》严格贯彻儒学思想原则，融合阴阳五行说，具有神学迷信色彩。

班固对屈原：激烈的批评，是作为正统儒学思想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典型表现。

屈原的作品超越了“不伤”“不乱”的界限，其对上层统治者的批评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是“明智之器”，违背了三纲五常的礼教原则。

班固与刘安的分歧既是儒家维护现状与道家愤世嫉俗的分歧，也是汉代文艺发展中保守与进步之争，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离骚》中神话传说等浪漫主义内容既不见经传，又不合法度。

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中对屈原作品给予赞扬和肯定。“离馋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班固对辞赋：给予较高评价。

班固着重强调汉赋在反映封建帝国大一统的繁荣昌盛以及维护礼教、巩固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雅颂之亚”“润色鸿业”，具有“抒下情而通讽喻”及“宣上德而尽忠孝”的讽谏作用和教化作用。

批评汉赋形式过于淫靡华丽，但与其积极意义和讽谏作用相比，属于次要方面。

“赋者，古诗之流也。”

班固对《诗经》、汉乐府诗：着重论述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强调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儒家的传统观点作了新的发展。

1）“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也”：发挥了《乐记》和《毛诗大序》关于文艺和现实关系的论述，指出了诗歌可以反映社会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

2）“周道有缺，怨刺之诗起”：怨刺之诗的创作源于王道之衰落。

3）“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下层百姓有感于现实生活的遭遇而发生的歌唱。

4）《汉书·地理志》：认识到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对诗歌的风格特色也有很大的影响。十五国风各有其特点。

5）“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概括地揭示了乐府诗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文学上提倡“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