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上）（其二）
四 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使西斯蒙第得出这一切结论的主要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西斯蒙第关于国民收入及其分为两部分（工人部分和资本家部分）的学说，完全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西斯蒙第不仅没有给亚当·斯密的原理增添任何东西，甚至还后退了一步，放弃了亚当·斯密想从理论上证明这一概念的意图（虽然是没有成功的意图）。西斯蒙第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个理论和生产学说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根据价值来自劳动的理论，各个产品的价值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补偿原料和劳动工具的部分（不变资本）、补偿工人的工资或生活费的部分（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西斯蒙第称为mieux-value）。由亚·斯密作出的和西斯蒙第加以重复的对单个产品价值的分析就是如此。试问，由单个产品的总和组成的社会产品究竟怎样只由后面两部分组成呢？第一部分即不变资本到哪里去了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只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兜圈子，而亚·斯密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答复。他断言这一部分只能在单个产品中独立存在。如果对社会总产品进行考察，那这一部分也分解为工资和额外价值，即生产这种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额外价值。
然而亚·斯密在作这种回答时却没有解释：在这样分解不变资本（譬如说机器）的价值时，究竟根据什么又把不变资本（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制成机器的铁和造机器时所使用的工具等等）抛掉呢？如果每个产品的价值都包含着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而这是一切经济学家都承认的），那么，把它排除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就完全是任意妄为了。“亚·斯密说劳动工具本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时，他忘记加上一句〈《资本论》的作者这样说〉：以及生产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亚·斯密只是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42]，由这个产品谈到那个产品，又从那个产品谈到另一个产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14页。——编者注］，他没有觉察到，这样推来推去丝毫没有使问题有所改变。斯密的这种回答（为后来的、马克思以前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所接受）不过是回避问题，逃避困难。而这里困难的确是有的。困难在于不能把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从单个产品直接搬到社会产品上去。经济学家们都承认这一点，说从社会观点来看，“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见前面西斯蒙第的话）。然而这句话只是说出了困难，并没有解决困难。［注：我们只在这里谈一下解决了这个困难的那个新理论的实质，我们打算在别的地方再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个理论。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89—592页。——编者注）（更详细的叙述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43]。］
解决的办法在于：从社会观点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已不能泛泛地谈产品而不顾其物质形态。事实上，这里所谈的是社会收入，即用于消费的产品。但要知道，并非任何产品都可以用于个人消费，因为机器、煤、铁等物品不能用于个人消费，而只能用于生产消费。从个别企业主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是多余的：如果我们说工人消费可变资本，那我们是设想，工人用货币在市场上换得消费品，这些货币是资本家靠工人生产的机器取得而又付给这些工人的。在这里，机器换粮食的现象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但从社会观点来看，这种交换简直不能设想，因为决不能说，生产机器、铁等等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销售它们，从而实现它们。这里的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即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前者只能用于生产消费，后者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者只能充作资本，后者则应成为收入，即应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归于消灭。前者完全为资本家所得，后者则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
一旦掌握了这个区分，一旦纠正了亚·斯密从社会产品中抛弃其不变部分（即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这一错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就很清楚了。显然，不能只是说工人的消费实现工资，资本家的消费实现额外价值。［注：而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正是这样议论的。我们在上面故意特别详细地谈论了西斯蒙第在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个问题上的谬误（亚·斯密比西斯蒙第更接近于把它们区别开来）。我们想对读者指出，持这个错误理论的一些古典作家已经感到了这个理论不能令人满意，看出了矛盾，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矛盾。而我国“独特的”理论家们不仅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感觉出来，而且连他们那样热心谈论的问题的理论和历史也一无所知。］只有在产品由消费品构成时，即只是在社会生产的一个部类中，工人才能消费工资。资本家才能消费额外价值。他们不能“消费”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产品。必须把它换成消费品。但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消费品的哪一部分（就价值说）呢？显然只能交换不变部分（不变资本），因为其余两部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这一交换实现着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的额外价值和工资，从而实现着制造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事实上，例如在生产糖的资本家那里，应该用以补偿不变资本（即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建筑物等等）的那部分产品，是以糖的形式存在的。为了实现这部分产品，就必须得到相应的生产资料以取代这部分消费品。因而，这部分产品的实现就是以消费品去交换充作生产资料的产品。现在，只有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实现，即制造生产资料的部类中的不变资本的实现，还没有得到说明。在这部分社会产品中，一部分产品以自然形态重新投入生产来实现（例如煤炭企业开采的煤一部分重新用于采煤；农场主所收获的谷物一部分重新用于播种等等）；另一部分产品则通过这一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例如生产铁需要煤，生产煤又需要铁。生产这两种产品的资本家就这样通过互相交换来实现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
这一分析（再说一遍，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作了最扼要的叙述）解决了所有经济学家都意识到的困难，也就是他们用“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收入”这句话所表示出来的困难。这一分析表明，把社会生产只归结为个人消费完全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西斯蒙第（以及其他浪漫主义者）从自己的错误理论中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但是，我们首先要引证的，是作出上述分析的作者在极详细而全面地分析了亚·斯密的理论（西斯蒙第对于这个理论没有作出丝毫的补充，他只是放弃了斯密想为自己的矛盾辩护的企图）之后对西斯蒙第所作的评论：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黑体是原作者用的〉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5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编者注］
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从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一个错误结论是关于积累的问题。西斯蒙第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他同李嘉图就这个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真理事实上是在李嘉图那边。李嘉图断言，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而西斯蒙第否认这一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危机论。诚然，李嘉图也未能纠正斯密的上述基本错误，因而未能解决社会资本同收入的关系以及产品实现的问题（李嘉图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本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指出了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一完全不容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从最新的分析来看也是如此。生产本身确实为自己造成市场：要生产就必须有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构成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部门，这个部门占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提供特殊的产品，这些产品一部分在本部门内部实现，一部分通过与另一个部门即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相交换来实现。积累确实是生产超过收入（消费品）的表现。为了扩大生产（绝对意义上的“积累”），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注：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西斯蒙第是怎样看这一点的，他把个别家庭的生产资料明确地划分出来，并且企图把这种划分也用于社会。老实说，这种“看法”是斯密的，而不是西斯蒙第的，他不以重述斯密的看法而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就必须把工人吸收到那一部门中去，这些工人也就对消费品提出需求。可见，“消费”是跟着“积累”或者跟着“生产”而发展的，——不管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能不是这样。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两个部门的发展中，均衡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资本发展的规律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新形成的资本愈来愈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部门。因此，这一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也就是说，正是发生了西斯蒙第认为是“不可能的”、“危险的”等等事情。因此，个人消费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缩小。这也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
现在我们可以充分评价西斯蒙第的积累观点了。他断言迅速的积累会导致灾难，这和他多次提出的生产不能超过消费，因为消费决定生产的声明和要求一样，完全是错误的，完全由于他不懂得积累。事实上正好相反，西斯蒙第只不过避开了具有特定的历史形式的现实，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西斯蒙第想用“科学”公式来掩饰这种道德的企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可笑的印象。他在《新原理》第2版序言中说道：“萨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得出这样的学说……认为消费除了生产的限制以外没有其他的限制，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们应该预先告诉生产者，叫生产者应该只指望有收入的消费者。”（第1卷第ⅩⅢ页）［注：大家知道，最新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生产本身是否为自己造成市场？）是完全赞同作肯定回答的古典学派，而反对作否定回答的浪漫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论》第3卷第1部分第23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编者注）］这种幼稚见解现在只能令人发笑。但是，在我国现代浪漫主义者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之流的著作中不是充斥着这类东西吗？“让银行家好好想一想”……能为商品找到市场吗？（第2卷第101—102页）“把财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第2卷第140页）“如果我们不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以前的生产会提供这种刺激，那我们就很象对待挂钟一样，如果不把带链条的轮子（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tte）向后旋转，而把另一个轮子向后旋转，这就会损坏挂钟，使整个机器停止转动。”（第2卷第454页）这是西斯蒙第说的。现在我们听听尼古拉·—逊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忽略了这种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依靠什么进行的，我们连任何生产的目的也忘记了……这是极其致命的谬误……”（尼·—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第298页）这两位作家谈的都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两人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一无所知。但能够设想后者的著作是在前者70年之后写成的吗？
西斯蒙第在第8章《为降低生产费用而斗争的结果》（第4篇《论商业财富》）中引用的一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积累同他误把全部生产归结为消费品生产有什么样的关系。
西斯蒙第说，假定一个工厂厂主拥有1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因而获得了15000法郎，其中6000法郎是资本利息，归资本家，9000法郎是厂主的企业利润，假定厂主雇用了100个工人，他们的工资为30000法郎。其次，假定资本增加了，生产扩大（“积累”）了。资本已不是100000法郎，而是200000法郎的固定资本和200000法郎的流动资本，总共为400000法郎；利润加上利息等于32000法郎＋16000法郎，因为利息率由6％降为4％。工人人数增加1倍，但工资由300法郎降为200法郎，因而总共为40000法郎。这样生产就增加了3倍。［注：西斯蒙第说：“竞争的第一个结果是降低了工资，同时增加了工人人数。”（第1卷第403页）我们在这里不来谈论西斯蒙第计算方面的错误，例如，他认为利润是固定资本的8％和流动资本的8％，工人人数的增多和流动资本（他不能很好地把流动资本与可变资本分开）的增加成正比，固定资本全部进入产品价格之中。在这里，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资本的总构成中，可变资本部分的减少是积累的必然结果。］于是西斯蒙第计算出这样的结果：“收入”或“消费”起初为45000法郎（工资30000法郎＋利息6000法郎＋利润9000法郎），现在则为88000法郎（工资40000法郎＋利息16000法郎＋利润32000法郎）。西斯蒙第说：“生产增加了3倍，而消费连1倍也没有增加到。用不着计算那些制造机照的工人的消费，他们的消费已包括在购买机器的200000法郎中；这种消费已经是情况相同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第1卷第405—406页）
西斯蒙第的计算证明，只要生产增加，收入就会减少。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他自己举的例子推翻了他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实现的理论。可笑的是，他认为“用不着计算”生产机器的工人的消费。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它包括在200000法郎中了。这就是说，资本转入了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这一点西斯蒙第没有觉察到。也就是说，西斯蒙第所说的“缩小”的“国内市场”并不以消费品为限，同时也包括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是一种特殊产品，它不在个人消费中“实现”，并且积累愈快，不是为个人消费而是为生产消费提供产品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也愈迅速。第二，西斯蒙第说是因为这是情况相同（où les mêmes faits pourront se représenter）的另一个工厂的工人。可见，这不过是象斯密那样把读者“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但要知道，“另一个工厂”也使用着不变资本，而它的生产同样是为制造生产资料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部类提供市场！无论我们怎样把问题从这个资本家推到那个资本家，又从那个资本家推到另一个资本家，上述部类并不因此而消失，“国内市场”也不只限于消费品。所以，当西斯蒙第说“这个计算推翻了……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大家坚持的公理之一，即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最有利的发展”（第1卷第407页）的时候，他没有觉察到“这个计算”也同样驳倒了他自己。采用机器，使工人受到排挤，使他们的状况恶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西斯蒙第是最早指出这种情况的人之一，他的功绩也是不容争辩的。尽管如此，他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理论仍然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计算恰好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西斯蒙第不仅加以否认，甚至把它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说什么积累和生产应该适合消费，不然就会发生危机。他的计算恰恰表明，积累和生产超过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实际，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未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注：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不过要取决于新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按什么比倒包括旧的生产部门。］接着，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抛弃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真理，即自由竞争发展着社会生产力，这从他的计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实，这只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特殊工业部类的建立及其特别迅速的发展这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说法）。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而决不是用感伤的词句所能抹杀的。
浪漫主义者正是这样抹杀事实的。为了使读者不致怀疑我们在用西斯蒙第这位如此“陈旧的”作家的错误来诬赖现代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来援引“最新”作家尼·—逊先生的一个小小的例证。他在《论文集》第242页上谈到了俄国面粉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大型蒸汽磨坊出现了，它们拥有完善的生产工具（从70年代起，改造这些磨坊用了近1亿卢布），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他把所描述的现象说成是：“面粉业并未发展，只是集中成一些大企业”；然后，他把这种说法推广于一切工业部门（第243页），并且得出结论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批工人都闲着找不到工作”（第243页），“资本主义生产是靠人民的消费来发展的”（第241页）。我们要问问读者，这种议论与我们刚才引用的西斯蒙第的议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这位“最新”作家肯定了我们从西斯蒙第的例子中也看见的同样两个事实，并且用同样的感伤词句来抹杀这两个事实。第一，他的例子说明，资本主义正是依靠生产资料来发展的。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第二，他的例子说明，这一发展正是通过资本主义固有的充满矛盾的特殊道路来实现的；生产发展了（1亿卢布耗费在不是靠个人消费实现的产品的国内市场上），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人民的营养日益恶化），也就是说，正是为生产而生产。尼·—逊先生以为，如果他象西斯蒙第老头儿一样天真，把这个矛盾看成只是学说上的矛盾，只是“致命的谬误”——“我们忘记了生产的目的”，那么这一矛盾在生活中就会消失！！还有比“并未发展，只是集中”这句话更典型的吗？大概尼·—逊先生知道一种可以不用集中的方法来发展的资本主义。遗憾得很，他没有让我们看看在他以前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所不知道的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
六 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从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收入和社会产品的错误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西斯蒙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关于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学说。说到产品的实现，上述分析表明，“不可能性”的产生只是由于把不变资本和生产资料错误地排除了出去。这个错误一经纠正，“不可能性”也就消失了。至于说到额外价值，情况也完全相同，因为这个分析也阐明了它的实现。就额外价值的实现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把额外价值从整个产品中分出去。西斯蒙第（以及我国民粹派）所以作出相反的论断，完全是由于根本不懂得实现的基本规律，不善于将产品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是两部分），按物质形态分为两种（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论点，不过是庸俗地重复斯密对实现的糊涂看法。额外价值中只有一部分是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资料（如铁厂厂主的额外价值）。这后一部分额外价值的“消费”是由它转入生产来完成的；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的不是额外价值，而是从其他资本家那里换来的不变资本。因此，民粹派在谈论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时，在逻辑上必定会承认不变资本也不可能实现，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极其顺利地返回到亚当那里去了……当然，这样返回到“政治经济学之父”那里，对于以“靠自己的聪明得出的”真理为幌子而向我们抬出旧错误的作家说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而国外市场呢？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企图把两者联合成一个整体，只是说明浪漫主义者“阻滞”资本主义的愿望和浪漫主义者在逻辑上的无能。阐明实现问题的理论十分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者说，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因此必须把它销售到国外去。试问，资本家是不是把自己的产品白白送给外国人或者抛到大海里去呢？出售就是获得等价物，输出一种产品就意味着输入另一种产品。如果我们谈社会产品的实现，我们也就丢开了货币流通，只是以产品交换产品为前提，因为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补偿的问题。因此，开始时谈论实现而最后却说“出售产品换取货币”，这是可笑的，正象用“出售”来回答不变资本在消费品中的实现问题一样可笑。这简直是逻辑上的严重错误，这是离开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站到单个企业主的观点上去了，这些企业主除了“卖给外国人”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把对外贸易和输出同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这就是逃避问题，把问题推到更广泛的范围，但丝毫也没有说明问题。［注：这一点十分清楚，甚至西斯蒙第也意识到，在分析实现问题时必须把对外贸易抽象掉。他在谈论生产与消费的适应时说：“为了更准确地考察这并计算并使问题简单化，我们一直是把对外贸易完全抽象掉的；我们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第1卷第115页）］如果我们不是拿一个国家的市场来看，而是拿若干个国家的市场来看，那实现问题仍然毫无进展。民粹派硬说，国外市场是“摆脱”资本主义在产品实现方面给自己造成的“困难的出路”［注：尼·—逊的书第205页。］，其实他们只是用这句话来掩饰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况：他们由于不懂理论而陷入困难境地，因此把“国外市场”看作“摆脱困难的出路”……不仅如此，把国外市场和整个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工人消费工资，而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请你们从国外市场的观点来仔细想想这个“理论”吧。我们从哪里知道“工人消费工资”呢？根据什么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用来供全国工人消费的产品在价值上真正与工人的工资相等，会补偿工资，因而这些产品不需要国外市场呢？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事实上也完全不是这样。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或一部分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不但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而且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不记得和亚当有……血缘关系的我国“经济学家”把不变资本忘记了）；不但以消费品形态存在的产品，而且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的，这种竞争迫使每一个企业主竭力无限扩大生产，越过本国的疆界，到那些尚未卷入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国家去寻找新的市场。现在我们也就接触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这一问题。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是胡说。国外市场所以需要，是因为与一切受村社、世袭领地、部落、地域或国家的范围所限制的旧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向。同时，在一切旧的经济制度下，每次生产更新的形式和规模都和从前一样，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一形式的更新是不可能的，无限扩大和不断前进成为生产的规律。［注：参看季别尔《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研究》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466页脚注。］
因此，对实现的两种不同理解（确切些说，一种是了解它，另一种是浪漫主义者完全不了解它）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国外市场的作用的看法。在一些人（浪漫主义者）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困难”。相反，在另一些人看来，国外市场表明资本主义如何为社会发展消除历史上造成的种种困难，即村社的、部落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壁障。［注：参看下面要谈到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44—459页。——编者注）。］
可见，区别仅仅在于“观点”不同……是的，“仅仅”！审判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法官不同于其他法官的地方，“仅仅”在于“观点”不同，“仅仅”在于一些人是从后面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前面进行审判；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破坏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另一些人是从资本主义正在创立的那个制度的观点进行审判。［注：我在这里只谈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而不谈对它的了解。在后面这一点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比古典学派高明。］
浪漫主义者对国外市场的错误理解，往往是与他们对该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状况的“特点”、寻找市场的不可能性等等的说明分不开的；所有这些论据都是要资本家“放弃”寻找国外市场。我们在这里用“说明”一词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浪漫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分析该国的对外贸易、它在新市场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殖民活动等等。浪漫主义者对研究和说明实际过程毫无兴趣，他们需要的只是反对这一过程的道德。为了使读者确信现代俄国浪漫主义者和法国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道德完全一样，现在我们举出后者几个典型的论断。西斯蒙第怎样恐吓资本家，说他们找不到市场，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他说过的不止这一点，他还说“世界市场的供应已很充足”（第2卷第328页），从而证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必须选择另外的道路……他要英国企业主相信，资本主义不可能使农业中被农场主经济解雇的所有工人都有工做（第1卷第255—256页）。“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是否能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呢？要知道，农民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费者。农民停止消费给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场沉重得多。”（第1卷第256页）他要英国农场主相信，他们经不起贫穷的波兰农民的竞争，因为粮食对于波兰农民来说，几乎是一文不值的（第2卷第257页）；此外，他们还受到从黑海港口运去的俄国粮食的更加可怕的竞争。他高声叫道：“美国人遵循了一条新原则：只顾生产，不考虑市场问题（produire sans cal-culer le marché），而且尽量多生产”，所以，“美国全国各地商业的特点是各种商品都超过消费的需要……经常的破产就是这种不能变成收入的商业资本过剩的结果”。（第1卷第455—456页）善良的西斯蒙第！关于现代美国，关于正是依靠浪漫主义者的理论认为一定要“缩小”的“国内市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美国，他该说些什么啊！
七 危机
西斯蒙第从他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错误理论中得出的第三个错误结论是关于危机的学说。从西斯蒙第消费决定积累（生产的增长）的见解中，从他对社会总产品（就是工人和资本家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的实现所作的错误解释中，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种用生产和消费的不适合来解释危机的学说。西斯蒙第完全坚持这种理论。洛贝尔图斯也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说法稍微不同，他认为危机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增长而工人所获得的产品份额却日益减少，并且他也象亚·斯密那样不正确地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工资和“租金”（按照他的术语，“租金”就是额外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注：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产品由两部分构成的学说中，产生了亚·斯密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理解。他们认为利润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西斯蒙第重复了古典学派的这个错误。］和产品实现所作的科学分析，粉碎了上述理论的全部根据，并且指明工人的消费正是在危机发生以前的时期有所增加，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这种理论认为危机所以发生，是由于另外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的即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间的矛盾。看来，这两种理论之间的极大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对它作更详细的论述，因为正是俄国的西斯蒙第的信徒们力图抹杀这种区别，搅乱问题。我们所谈到的两种危机理论，对危机的解释完全不同。第一种理论用生产和工人阶级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由此可见，第一种理论认为现象的根源在生产之外（因而西斯蒙第总是攻击古典学派，说他们忽略消费，只研究生产）；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生产条件正是现象的根源。简言之，第一种理论用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来解释危机，第二种理论则用生产的混乱状态来解释危机。总之，这两种理论都用经济制度本身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然而在指明这一矛盾时却分道扬镳了。试问，第二种理论是不是否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呢？当然不否认。它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把它看成只和资本主义总生产一个部类有关的事实。它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些人实际上拥护第一种理论，同时又以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作为借口来掩护自己，对这些人能说些什么呢？显然，这些人没有好好想想这两种理论的区别根子是什么，没有真正懂得第二种理论。例如，尼·—逊先生（更不用说瓦·沃·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在我国著作界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就已经指出他们是西斯蒙第的信徒（《工业危机》第477页。对尼·—逊先生则加了“看来”这个奇怪的限语）。但是尼·—逊先生在谈论“国内市场缩小”和“人民消费能力降低”（他的论点的中心）的时候，也提到第二种理论的代表确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显然，这种引证只不过表明这位作者具有善于作不恰当的引证的能力罢了。例如，凡是熟悉他的《论文集》的读者自然都会记得他的这段“引证”：“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论文集》第178页）读者也会记得，尼·—逊先生想由此得出“国内市场缩小”（同上，第203页及其他各页）和危机（第298页及其他各页）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者在引用这段话（我们已经说明，这段话什么也没有证明）时，却把他引证的那个脚注的末尾一句略去了。这段引文是《资本论》第2卷第2篇手稿中的一个注。插入这个注是“准备以后更详细地加以阐述”，而手稿的出版者把它放到了脚注中。在上面那段话之后，这个注还写道：“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注：《资本论》第2卷第304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52页。——编者注）。俄译本第232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讲的是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关于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同时对西斯蒙第作了上述评论），并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我们的作者的观点重复了西斯蒙第的学说，而他引来证实自己这些观点的那个注解，却“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扯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的……
艾弗鲁西的文章的另一企图，是援引最新学说来抹杀两种理论的区别和捍卫陈旧的浪漫主义废物。艾弗鲁西在引用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时，指出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俄国财富》第7期第162页）。他说得极其隐晦和矛盾。一方面他重述对立理论的论据，认为国民需求并不以直接消费品为限。另一方面他又断言，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解释“只指出了使国民生产的分配难以适合居民的需求和购买力的许多情况中的一种情况”。因而读者就会认为，危机只有用“分配”才能解释，而西斯蒙第的错误只在于没有完全指出阻碍这种分配的种种原因！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艾弗鲁西说：“西斯蒙第并未以上述解释为限。在《新原理》第1版中，我们就已看到大有教益的一章，标题是《关于市场的知识》。西斯蒙第在这一章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揭示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遭到破坏的基本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对这个问题只有很少几个经济学家能解释得如此清楚。”（同上）艾弗鲁西在引证厂主不能了解市场这几段引文时说，“恩格斯的话几乎和这完全一样。（第163页）——接着就是一段关于厂主不能知道需求的引文。然后艾弗鲁西还引证了几段关于“在建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均衡方面的其他障碍”（第164页）的话，他硬说：“这就提供了一种日益成为权威性的对危机的解释！”艾弗鲁西甚至还认为：“在国民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斯蒙第看做是那些后来阐发得更彻底更明显的观点的创始人。”（第168页）
但是这一切暴露出艾弗鲁西对问题一窍不通！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商品找不到需求，这就是说，厂主生产商品而不知道需求。试问，难道指出这个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就是解释危机吗？难道艾弗鲁西不懂得指出现象的可能性和解释现象的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吗？西斯蒙第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能有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即产品不可能实现）。恩格斯说：危机可能产生，因为厂主不知道需求；危机必然产生，这完全不是因为产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产品是能够实现的。危机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居然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硬说恩格斯说的是“差不多同样的话”，西斯蒙第“对危机作了同样的解释”！艾弗鲁西写道：“因此，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竟忽略了西斯蒙第学说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第168页）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什么也没有忽略［注：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6页和第19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章第6节。——编者注）中，我已经指出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那些不确切的和错误的地方，这些东西使他后来完全转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中去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相反，他十分确切地指出了被新理论认为是症结所在的基本矛盾（第455页及其他各页），并且阐明了西斯蒙第的作用：西斯蒙第较早地指出了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但是未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矛盾（第457页：西斯蒙第在恩格斯之前就指出危机是从现代经济组织中产生的；第491页：西斯蒙第叙述了可能产生危机的条件，但是又说“并非任何可能性都会真正实现”）。艾弗鲁西根本没有弄清这一点，而是把一切搅做一团，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混乱感到“惊讶”！《俄国财富》的这位经济学家说：“诚然，我们从西斯蒙第那里找不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Planlosig-keit）这一类已经得到公认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所包含的实质，西斯蒙第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来了。”（第168页）这位最新的浪漫主义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把旧日的那位浪漫主义者复活了啊！问题只在于字面上的差别！其实问题在于艾弗鲁西并不懂得他所重复的那些词句。“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无计划性”，这些术语说的是什么呢？它们说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请问读过上述经济著作的任何一个人：西斯蒙第或洛贝尔图斯承认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的吗？不是，他们没有引出也不可能引出，因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了解这个矛盾。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决不能以普遍幸福［注：参看上引西斯蒙第的书第1卷第8页。］或“自行流通”［注：洛贝尔图斯。我们顺便指出，伯恩施坦复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偏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硬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论没有多大区别（《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硬说马克思自相矛盾，因为他承认群众消费的有限是危机的近因。（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的不正确性这些空话为根据，而必须以生产关系演进的性质为根据。然而这种思想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完全了解为什么我们俄国的浪漫主义者竭尽全力来抹杀上述两种危机理论的区别。这是因为对待资本主义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与上述两种理论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如果我们用产品实现的不可能性、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那我们就会否认现实，否认资本主义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适当的，认为它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而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十分幼稚地说出的正是这种见解。他说，如果资本积累得慢，这还可以忍耐；如果资本积累得快，这就不能忍受了。相反，如果我们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我们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浪漫主义。从而我们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
读者看到，我们在这里也碰到了两种“观点”的区别……
我国浪漫主义者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的。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他们拾起西欧早已抛弃了的陈旧的废物，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企图使这种废物重新发挥作用，时而公开替西欧浪漫主义者渲染，时而在不恰当的和歪曲的引证的掩饰下偷运浪漫主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走私行为不会被揭发出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结束对西斯蒙第的基本理论以及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理论结论的叙述时，应该作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个补充又是与艾弗鲁西有关的。他在另一篇论西斯蒙第（第1篇的继续）的文章中说：“西斯蒙第对各种收入的看法更有意思（与关于资本的收入的学说相比）。”（《俄国财富》第8期第42页）他说，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一样，也把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土地和生产工具占有者，另一部分归劳动者。”（同上）接着他又引证了西斯蒙第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西斯蒙第不仅把国民收入而且把整个产品都作了这样的划分：“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等等（《新原理》第1卷第105页，转引自《俄国财富》第8期第43页）。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上引各处清楚地证明，西斯蒙第完全领会了〈！〉在最新经济学家那里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民收入分类法，即国民收入分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和非劳动的收入（arbeitsloses Einkom-men）。虽然一般说来，西斯蒙第对收入问题的观点并不总是明确的，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私人经济收入和国民经济收入之间的区别。”（第43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上引那一处清楚地证明，艾弗鲁西完全领会了德国教科书的高见，但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完全忽略了国民收入不同于个人收入这一问题的理论上的困难。艾弗鲁西说话是很不细心的。我们看到，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把某一学派的理论家叫作“最新经济学家”。读者一定会以为他这一次还是指的那些理论家。事实上作者在这里完全另有所指。现在充当最新经济学家的已经是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44]了。作者认为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这就是替西斯蒙第辩护。艾弗鲁西的这些“最新”权威人士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
其实这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根本不是“最新经济学家”的学说！亚·斯密把收入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第2篇第2章），使后二者正是作为非劳动的收入而与前者对立起来，称这二者为劳动的扣除（第1篇第8章），并且驳斥了认为利润也就是特种劳动的工资的意见（第1篇第6章）。无论是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或德国教科书的“最新”作者们，都不过是在重复斯密的这一学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亚·斯密意识到他没有完全能够把国民收入从国民产品中分出来；意识到他陷入了矛盾：他从国民产品中去掉了不变资本（按照现代术语来说），而在单个产品中又把它包括进去。“最新”经济学家们是在重复亚·斯密的错误，只不过使他的学说具有更加堂皇的形式（“国民收入分类法”），而没有意识到亚·斯密不能解决的矛盾。这也许是学者的方法，但决不是科学的方法。
八 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我们继续来评述西斯蒙第的理论观点。他的一切主要观点，也就是说明他不同于其他一切经济学家的那些观点，我们已经考察过了，下面一些观点，或者是在他的整个学说中不起那么重要的作用，或者是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要指出，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完全一样，也是不赞同李嘉图的地租论的。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而力图以极不高明的见解去动摇李嘉图的学说。他在这里表现出是一个纯粹的小农思想家；他与其说是驳斥李嘉图，不如说是根本反对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范畴搬到农业中来。在这两方面，他的观点很有浪漫主义者的特征。该书第3篇［注：就连叙述方式也是很典型的：第3篇论“领土财富”，土地财富，即农业。下一篇，即第4篇“论商业财富”，谈工业和商业。似乎农产品和土地本身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就不是商品！因此，这两篇也是相互不协调的。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西斯蒙第当时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而对农业的描述，则是五花八门地列举各种土地经营制度：宗法制、奴隶制、对分制、徭役制、代役制、农场制、永佃制（永久世袭地出租）等。其结果是一团糟：作者既未写出农业史，因为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互不联系的，也未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农业，尽管后者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研究对象，尽管他所谈论的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第13章是专谈“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论”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说李嘉图的学说同他自己的理论完全矛盾，他反驳道：利润的一般水平（这是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永远不能确定，农业中没有资本的自由转移。在农业中应该考察产品的内在价值（la valeur intrinsèque），这种价值不以市场波动为转移，它供给占有者以“纯产品”（produit net）和“自然劳动”（第1卷第306页）。“自然劳动是其内在价值（intrinsèquement）受到我们研究的土地纯产品的力量和泉源。”（第1卷第310页）“我们把地租（le fermage），或确切些说，把纯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产生出来而归私有者所有的；它既丝毫不剥夺农场主，也丝毫不剥夺消费者。”（第1卷第312页）他在唱完这种陈旧的重农主义偏见的老调时还训诲说：“一般说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应该防止（se dé fier）绝对的假定，正如应该防止抽象一样！”（第1卷第312页）这种“理论”甚至是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因为李嘉图的一个小小注解，就足以驳倒“自然劳动”了［注：《李嘉图全集》，季别尔的译本，第35页：“难道自然界在工场手工业方面丝毫没有替人做一点好事吗？难道使我们的机器转动、帮助船只在海上航行的风力和水力毫无意义吗？难道我们用来使最惊人的机器运转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动力不是自然界的恩赐吗？更不要说使金属软化和熔解的热能的作用了，更不要说空气参与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了。在工场手工业的任何一个部门中，自然界都会给人以帮助，而且是无偿的和慷慨的帮助。”］。这只是放弃分析，并且比李嘉图倒退一大步。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急于谴责该一过程，而害怕去分析这一过程。请注意，他并不否认下列事实：英国农业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农民为农场主和日工所代替，大陆上的情况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不过是回避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他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必须加以考察的），而宁愿感伤主义地谈论宗法式的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民粹派也一模一样，他们之中谁也不打算否认商品经济正渗入农业、商品经济不能不引起农业的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的事实，但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经济时，谁也不提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宁愿用“人民生产”的箴言来支吾搪塞。我们在这里还只是分析西斯蒙第的理论经济学，因此，我们把这种“宗法式的经营”留到以后再来作比较详细的介绍。
西斯蒙第反复叙述的另一个论点就是人口论。我们现在来谈谈西斯蒙第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过剩人口的看法。
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只赞同马尔萨斯一个观点，这就是人口会异常迅速地增殖，成为灾难深重的根源。“往后，他们就完全相反了。西斯蒙第把整个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俄国财富》第7期第148页）。艾弗鲁西的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西斯蒙第特有的观点（即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他的浪漫主义。
“把人口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要分别研究每个历史经济制度的人口规律，研究它与该一制度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西斯蒙第研究了什么制度呢？资本主义制度。总之，《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认为，西斯蒙第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种论断有一部分真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既然艾弗鲁西不想去分析西斯蒙第关于人口的议论的不足之处，既然艾弗鲁西断言“西斯蒙第在这方面是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的先驱”［注：不过，我们要附带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艾弗鲁西在这里所说的“最杰出的最新经济学家”究竟指的是谁，是与浪漫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那个著名学派的代表呢，还是那本大部头书的作者？］（第148页），那他就是在美化这位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完全象我们在危机和国民收入的问题上所看见的情况一样。在这些问题上，西斯蒙第的学说和新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所固有的矛盾。这个相同的地方艾弗鲁西已经指出来了。西斯蒙第和新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他丝毫没有推进对这些矛盾的科学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古典学派还后退了一步；第二，是他以国民收入必须适合支出、生产必须适合消费等等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掩盖他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部分是掩饰他不愿意进行分析）。艾弗鲁西对两点区别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指出，从而完全不正确地叙述了西斯蒙第的真正作用及其同最新理论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情形也完全一样。在这里，西斯蒙第和最新理论相同的地方也只在于他指出了矛盾。其区别也在于他没有进行科学分析，而以小资产阶级的道德来代替分析。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
从上世纪末叶开始的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于是在政治经济学面前便提出了解释这个现象的任务。大家知道，马尔萨斯企图用自然历史的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根本否认它来源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事实，完全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所揭示出来的矛盾。西斯蒙第指出了这些矛盾，指出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因为在他写作的时代，指出这一点是一个新发现。但是，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
第7篇（《论人口》）第7章专门谈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西斯蒙第确认“机器排挤人”（第2卷第7章第315页）这一事实，并立刻提出一个问题：机器的发明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显然，要为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而不是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在“消费的需求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资料（les moyens de produire de la population）”（第2卷第317页）时就有利，“在生产能充分满足消费时”则有害。换句话说，在西斯蒙第那里，确认矛盾的存在只是议论某个抽象社会的借口，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没有任何矛盾，精打细算的农民的道德是和这个社会相适合的！西斯蒙第不打算分析这个矛盾，不打算考察它是怎样在该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它会引起什么结果，等等。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这个矛盾用作自己痛恨这种矛盾的材料。这一章后面的所有内容，在这个理论问题上，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只有一些怨言、牢骚和天真的愿望。被排挤的工人曾经是消费者……国内市场在缩小……至于国外市场，世界上已有足够的供应……农民的温饱能更好地保证销售……再没有比大陆国家所仿效的英国的例子更令人惊异、更骇人听闻的了，——这就是不去分析现象的西斯蒙第所说的一些箴言！他对问题的看法和我国民粹派的看法一模一样。民粹派也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这个事实，也只是利用这个事实来埋怨和控诉资本主义（参看尼·—逊和瓦·沃·等人的著作）。西斯蒙第甚至不打算分析这种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有什么关系，民粹派和他一样，也从未给自己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对这一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说明这种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个分析证明，过剩人口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还有过剩生产和过剩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这部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注：大家都很清楚，对过剩人口的这种看法是恩格斯在1845年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提出的。作者在描述了英国工业通常的工业循环之后说道：
这样看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一理论得出的结论也是和浪漫主义者的结论完全相反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过剩人口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实恰好相反，过剩人口是过剩生产的必然补充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附属品，没有它，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在这里，艾弗鲁西的说法也完全不正确，他闭口不谈最新理论的这一原理。
只要把上述两种观点对比一下，就足以判明我国民粹派是赞成哪一种观点的了。上述西斯蒙第著作中的那一章，完全可以放在尼·—逊先生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论文集》中。
民粹派虽然确认在改革后的俄国形成了过剩人口，但从未提出资本主义需要工人后备军的问题。如果经常的过剩人口没有形成，铁路能够建成吗？尽人皆知，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年年都有很剧烈的波动。没有这个条件，工业能够发展吗？（在兴旺时期，工业需要大批建筑工人去兴建工厂、房屋和仓库等等，需要各种辅助性的日工，这种日工在所谓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中占很大部分。）没有这个条件，我国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它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的日工，同时大家知道，对这种劳动的需求的波动又特别大）能够建立吗？没有形成过剩人口，木材业主能够非常迅速地伐下树木供给工厂的需要吗？（正如农村居民替企业主进行的其他形式的劳动一样，木材业工作也是一种工资最低、条件最坏的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商人、厂主、商店把工作分到城乡住户家里去做的制度（这在所谓手工业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能够发展吗？这一切劳动部门（主要是在改革后发展起来的）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波动非常大。要知道，这种需求的波动幅度决定着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过剩人口的多少。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是知道这一规律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打算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注：因此，我们在这里不谈那种极其独特的情形，即由于没有把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工人登记下来，民粹派经济学家就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西欧浪漫主义及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在这里，这种关系也和上述一切问题上的这种关系一样：民粹主义者在过剩人口的问题上完全持着与最新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浪漫主义观点。他们说，资本主义不能使被解雇的工人都有工可做。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等等。决不止“意味着”这些。矛盾不等于不可能（Widerspruch不等于Widersinn）。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矛盾也是这样。上述民粹派的议论，只“意味着”用空话来搪塞这一切矛盾的恶习已深深地腐蚀了俄国的知识分子。
总之，西斯蒙第对于人口过剩的理论分析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东西。但是，他究竟怎样看待人口过剩呢？他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奇特的结合。西斯蒙第说：“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能指望什么样的劳动需求”（第2卷第261页），因此西斯蒙第对“农村鞋匠”和小农能够准确知道自己收入的那种时代感叹不已。“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财产，就愈会弄不准自己的收入，愈会增加下面这些人的数目（contribuer à accroitre une population……），这些人与劳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因而找不到生活资料。”（第2卷第263—264页）请看，这位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想阻止整个社会的发展，以便维护半野蛮人的宗法关系，他还要不择手段地摧残人性，以便能保全小资产阶级。为了使大家对于后面一点不会有任何怀疑，现在再摘录几段于下：
工厂每周跟半乞丐似的工人结账，这就使他们养成不去过问下星期六以后的事情的习惯，“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第2卷第266页），这两者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夫妇间的理性”！……——“他的家庭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愈大，他家里的人口就愈多；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资料不相适应的（disproportion-née）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gémira）。”（第2卷第267页）即使以降低生活水平和歪曲人性为代价，也无论如何要保存小私有制，这就是西斯蒙第的口号。当西斯蒙第摆出一个国家要人的姿态来谈论什么时候人口的增加才“适宜”时，他专门用了一章来攻击宗教，说它没有谴责“不理智的”婚姻。问题只要一触及西斯蒙第的理想——小资产者，他就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了。西斯蒙第教训宗教界人士说：“为贫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对社会制度问题的无知，使得他们（宗教界的代表）把节欲从婚姻所固有的美德中去掉了，这种无知是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自然形成的平衡遭到破坏的经常起作用的原因之一。”（第2卷第294页）“宗教的道德应当教育人们，在建立家庭之后，他们同自己的妻子至少应该象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第2卷第298页）西斯蒙第不仅以经济理论家自居，而且以精明能干的行政官自居，他在这里计算道，“建立家庭”，“一般说来平均”要“生三个小孩”，于是他劝告政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骗人们，因为这种虚幻的建立（cet établissement illusoire）会使他们受苦难、贫困和死亡的摆布”。（第2卷第299页）“当社会组织没有把劳动阶级和占有某些财产的阶级分开时，单是舆论就足以防止贫困的鞭挞（le fléau）。农民变卖他父辈的遗产，手工业者浪费自己的少量资本，总是一种可耻的事情……但在现代欧洲制度下……注定永远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对于沦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第2卷第306—307页）很难比这些话更突出地表明小私有者的愚蠢和冷酷！西斯蒙第在这里由一个理论家变成了一个重实际的人，他所宣扬的道德，就是大家知道的法国农民遵守得很好的那种道德。这不仅仅是一个马尔萨斯，而且是一个有意按照小资产者的式样裁剪出来的马尔萨斯。读到西斯蒙第的这几章时，不由地会使你想起蒲鲁东那些愤怒的攻击，他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宣扬房事……和某种反常的恶行［注：见马尔萨斯《人口论》俄译本附录（比比科夫的译本，1868年圣彼得堡版）。蒲鲁东《论正义》一书中的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