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6.8-1897.3）（上）（其一）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一 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二 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三 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四 亚当·斯密和西斯蒙第的国民收入学说的错误何在？
五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
六 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七 危机
八 资本主义地租和资本主义人口过剩
九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十 保护关税政策
十一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总的作用
补遗
从本世纪初开始写作的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对解决俄国目前特别突出的一般经济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除此以外，西斯蒙第处于主要思潮之外，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大企业经济的维护者和思想家（正象现代俄国民粹派反对他们一样）。所以读者一定会懂得，我们为什么要把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以及西斯蒙第同其他（当时的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作一概述。研究西斯蒙第的兴趣恰好在现在更加浓厚，是由于我们在去年（1896年）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现了一篇也是专谈西斯蒙第学说的文章（波·艾弗鲁西《西斯蒙第的社会经济观点》，1896年《俄国财富》第7期和第8期）［注：艾弗鲁西死于1897年，讣告载于1897年《俄国财富》3月号。］。
《俄国财富》的这位撰稿人一开始就说，没有一个作家象西斯蒙第那样“得到如此不正确的评价”，人们“不公正地”时而说他是个反动分子，时而说他是个空想家。其实恰好相反。正是这样评价西斯蒙第才是完全正确的。《俄国财富》的这篇文章在详细而准确地转述西斯蒙第的学说时，对他的理论作了完全错误的评述［注：艾弗鲁西在文章开头重复利佩尔特的话，说西斯蒙第不是社会主义者（见《政治学辞典》第5卷第678页利佩尔特的“西斯蒙第”条），——这是十分正确的。］，把西斯蒙第学说中最接近民粹派的观点理想化，漠视并错误地解释西斯蒙第同以后的经济学派的关系。因此，我们叙述并分析西斯蒙第的学说，同时就是批判艾弗鲁西的文章。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经济理论
西斯蒙第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和人口的关系的学说，是他的理论的突出的特点。西斯蒙第的主要著作因此叫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版是在1819年出版的）。这个题目与俄国民粹派著作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西斯蒙第断言：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而面临寻找消费者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可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日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而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读者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以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为首的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西斯蒙第的论证的某些要点和它的科学意义。
一 国内市场是否因小生产者的破产而缩小？
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学说中所指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作一种不言而喻的既成事实；与古典经济学家相反，西斯蒙第所强调的正是小生产者破产的过程，即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矛盾是西斯蒙第的功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问题在于西斯蒙第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竟不能了解这个现象，并以“善良的愿望”来掩饰他在彻底分析方面的无能。在西斯蒙第看来，小生产者的破产证明国内市场的缩小。
西斯蒙第在《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场？》（第1卷第4篇第3章第342页及以下各页）［注：后面所有引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引自《新原理》上述版本。］这一章中说道：“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少卖一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够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省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的产品。”“诚然，个别厂主竭力设法不减少工人而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争者手里夺过来。但是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呢？”“其他的厂主也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自然会根据新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程度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费量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工人阶级中这部分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们的各种消费也要减少那样多……可见，发明的结果（如果国家没有对外贸易，如果消费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损失，会使国民收入减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费总量减少。”（第1卷第344页）“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西斯蒙第指的是工资〉，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
读者可以看到，这些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十分熟悉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因此需要国外市场。西斯蒙第经常重复这种思想，把它同自己的危机理论、人口“理论”联系起来，这是他的学说的要点，也是俄国民粹派学说的要点。
自然，西斯蒙第没有忘记，在新的关系下，伴随着破产和失业而来的是“商业财富”的增加，因而一定要谈到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深知这一点，因而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缩小：“大家的享受和消费近于平等，或是极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起码的必需品，这与公民的福利不无关系。同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与商业财富［注：这里的黑体也和所有其他地方的黑体一样，如果没有说明情况不同，都是我们用的。］（richesse commerciale）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消费上的平等最终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de le〈le marché〉resserrer toujours davantage）。”（第1卷第357页）
总之，西斯蒙第断言：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分配上的不平等而缩小，只有均衡的分配才能造成市场。但是，在商业财富（西斯蒙第不知不觉地转到这点，他也不能不这样，否则他就无法谈到市场）的条件下，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点他没有研究。他用什么来证明，在商业财富的条件下，即在各个生产者互相竞争的条件下，能够保持生产者的平等呢？他根本没有用任何东西来证明。他只是肯定地说：应该如此。他不去进一步分析他所正确指出的矛盾，却一味谈论最好根本没有矛盾。“由于大农业代替小农业，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土地，可能比过去有更多的财富分配给全体农民”……（也就是说，正是由商业财富的绝对量所决定的国内市场“可能”扩大？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扩大？）……“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富有的农场主的家庭加上50个贫穷的日工的家庭的消费，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维持温饱的（une honnête aisance）50个农民家庭的消费是不相等的。”（第1卷第358页）换句话说，也许农场经济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造成国内市场。西斯蒙第是一个学识丰富而诚挚的经济学家，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但是……作者在这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直接用农民的“国家”来代替商业财富的“国家”。他避开驳倒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不愉快事实，甚至忘记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即由于商业财富的发展，从“农民”中已经产生了“农场主”。西斯蒙第说：“最初的农场主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仍旧是农民……他们几乎从来不使用日工来共同劳动，而仅仅使用仆人〈雇农——des domestiques〉，这些人通常是从与自己一样的人中挑选的，对这些人他们平等相待，同桌进餐……构成一个农民阶级。”（第1卷第221页）这就是说，全部问题在于这些拥有宗法式雇农的宗法式农夫特别称作者的心意，所以他干脆不谈“商业财富”的增长在这种宗法关系中所引起的各种变化。
但是西斯蒙第丝毫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他继续认为他是在研究商业财富的规律，他忘记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直截了当地肯定说：
“总之，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私有者手里，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工业不得不更加向国外市场寻找销路，而在那里威胁着它的是巨大的震动（des grandes révolutions）。”（第1卷第361页）“总之，除非增进国民福利，就不能扩大国内市场。”（第1卷第362页）西斯蒙第指的是人民福利，因为他刚才承认农场能够增进“国民”福利。
读者可以看到，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与此一模一样。
西斯蒙第在他的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在第7篇《论人口》的第7章《论机器的发明造成过剩人口》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大不列颠，农村中大农场制度的实行，使亲自劳作并能维持温饱的种地农民（fermiers paysans）阶级消失了；人口大大减少；而他们的消费量比人口减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间工作的日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对城市工业的激励（encouragement）远不如以前的富裕农民。”（第2卷第327页）“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他们一百个人被一个大企业主代替了；也许他们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们合起来却是比他更好的消费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激励，要比他所代替的一百户的温饱对工业的激励小得多。”（同上）
请问，西斯蒙第关于国内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的理论，究竟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结果是：这一理论的作者刚要正视问题，就避而不去分析那些适合于资本主义（即“商业财富”加上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因为西斯蒙第不知道“资本主义”这个词。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因此使用这个词完全正确，我们在下面就只说“资本主义”）的条件，却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小资产阶级空想代替了这种分析。商业财富的发展因而也是竞争的发展应当使“维持温饱”的、与雇农保持宗法关系的不相上下的中等农民不受侵犯。
显然，这种天真的愿望纯粹是西斯蒙第和“知识界”中其他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它日益剧烈地和现实发生冲突，因为现实发展了西斯蒙第还不能深刻认识的那些矛盾。
显然，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以后的发展中［注：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已接近于古典学派，它确切地肯定了正是西斯蒙第想否定的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农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缩小国内市场而是造成国内市场。资本主义是同商品经济一道发展的，随着家庭生产让位于为出售而进行的生产，随着手工业者让位于工厂，为资本提供的市场也就逐渐形成。因“农民”变成“农场主”而从农业中被排挤出来的“日工”，供给资本以劳动力，而农场主则是工业品的购买者，不仅是消费品的购买者（消费品以前是农民在家里生产的或农村手工业者生产的），而且是生产工具的购买者（在大农业代替小农业的情况下，生产工具已经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注：因而，可变资本要素（“自由的”工人）和不变资本要素同时形成；后者包括小生产者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后一点值得强调，因为正是这一点被西斯蒙第特别忽略了，他在我们引证过的关于农民和农场主的“消费”那一段话中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只存在着个人消费（吃饭穿衣等等的消费），似乎买机器、添工具、盖房屋、修仓库、建工厂等等全都不是消费。其实这也是消费，不过是另一种消费，即生产消费，不是人的消费，而是资本的消费。还必须指出，正是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那里承袭下来的这个错误（我们马上就可看到）被我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注：艾弗鲁西一点也没有谈到西斯蒙第学说中的这一部分，即国内市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缩小。我们还会多次看到，他所忽略的东西恰好最能清楚地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以及民粹主义和他的学说的关系。］。
二 西斯蒙第对国民收入和资本的看法
西斯蒙第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发展的论据，并不仅限于此。他根据他的关于收入的学说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西斯蒙第完全抄袭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的理论。他在某些地方甚至企图综合前两种收入，同第三种收入对立起来。例如，有时他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同工资对立起来（第1卷第104—105页）；他讲到地租和利润，有时甚至用了额外价值[39]（mieux-value）一词（第1卷第103页）。然而不应当象艾弗鲁西那样夸大这一用词的意义，说“西斯蒙第的理论接近于剩余价值理论”（《俄国财富》第8期第41页）。其实西斯蒙第并没有比亚当·斯密前进一步，因为亚当·斯密也说过，地租和利润是“劳动的扣除”，是工人加在产品上的那一部分价值。（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比比科夫的俄译本第1卷第8章《论工资》和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西斯蒙第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企图把新创造的产品分为额外价值和工资这种做法，同社会收入和国内市场的理论、同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联系起来。这种企图，对于评价西斯蒙第在科学上的作用，对于说明他的学说和俄国民粹派的学说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这种企图值得较详细地加以分析。
西斯蒙第处处把关于收入，关于收入同生产、消费和人口的关系问题提到首位，他自然就应当对“收入”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加以分析。而我们也看到，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头就有三章是专谈收入问题的（第1卷第2篇第4—6章）。第4章《收入怎样从资本中产生》是论述资本和收入的区别的。西斯蒙第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讲到这个问题同整个社会的关系。他说：“既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那么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费……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很重要的。”（第1卷第83页）但是西斯蒙第感觉到，这一“很重要的”区别对于社会并不象对于个别企业主那样简单。他有保留地说：“我们接触到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中，资本的本性和收入的本性经常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转手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名称”（第1卷第84页），就是说，时而叫作“资本”，时而叫作“收入”。西斯蒙第肯定地说：“但把它们混淆起来是错误的（leur confusion est ruineuse，第477页）。”“区别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第1卷第84页）
读者大概已经觉察到西斯蒙第所说的困难究竟是什么。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收入就是他用来购买某些消费品的利润［注：确切些说，是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润。］，对个别工人来说，收入就是他的工资，那么，能否把这两种收入合在一起而得到“社会收入”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些生产机器的资本家和工人该怎么办呢？他们的产品所采取的形态是不能用于消费（即个人消费）的。不能把这些产品当作消费品。它们只能用作资本。就是说，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说是收入（就是补偿利润和工资的那一部分），对其购买者来说则成为资本。究竟怎样才能把这种妨碍人们确定社会收入这一概念的糊涂思想弄清楚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斯蒙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就立即回避，而仅限于指出“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通常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润和工资。”（第1卷第85页）接着他转述了亚·斯密关于每一种收入的理论。对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即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始终没有予以回答。往后的叙述一直没有把社会收入和个人收入严格地区分开来。但是西斯蒙第又一次接触到他所抛开的问题。他说，与各种不同的收入一样，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财富”（第1卷第93页）：固定资本——机器、工具等等；流动资本——与前者不同的是消费得快，并且改变着自己的形态（种子、原料、工资）；最后是资本收入——它不用于再生产。在这里，西斯蒙第重复着斯密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学说中所犯的一切错误，把这些属于流通过程的范畴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范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混淆起来。这一情况对我们并不重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西斯蒙第关于收入的学说。关于这个问题，他根据刚才谈到的财富分为三种的观点，作出了如下的论断：
“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财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费；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的需要服务，才对人具有价值，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费来满足。但是，固定资本是间接地（d’une manière indirecte）为此服务的；它消费得慢；它帮助人进行消费品的再生产”（第1卷第94—95页），而流动资本（西斯蒙第把它和可变资本混为一谈）则变为“工人的消费基金”（第1卷第95页）。由此可见，与个人消费相反，社会消费分为两种。这两种社会消费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当然，问题不在于固定资本消费得慢，而在于它在消费时并不为社会上任何一个阶级形成收入（消费基金），在于它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消费。但是，西斯蒙第看不到这一点，他感到在探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的区别中又迷失了道路［注：就是说，西斯蒙第现在才把资本和收入分开。前者用于生产，后者用于消费。但这里是指社会而言。而社会也“消费”固定资本。上述区别消失了，把“一个人的资本”变为“另一个人的收入”的社会经济过程依然没有阐明。］，因而一筹莫展地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太抽象了，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明确地抓住它（pour le bien saisir），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第1卷第95页）举的例子的确是“最简单的”。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场主（un fermier soliaire）收了100袋小麦；一部分自己消费，一部分用来播种，一部分供雇工消费。第二年他收到的已经是200袋小麦。谁来消费这些小麦呢？农场主的家庭不可能发展得这样快。西斯蒙第以这个（极不恰当的）例子来表明固定资本（种子）、流动资本（工资）和农场主的消费基金之间的区别时说：
“我们已经区分了单个家庭中的三种财富，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财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第1卷第97页）但接着只谈到社会也必须再生产这三种财富：固定资本（并且西斯蒙第着重指出，生产固定资本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劳动；但他没有说明固定资本怎样去交换从事这种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所必需的消费品）；其次是原料（西斯蒙第在这里特别把它划分出来）；最后是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这就是第4章告诉我们的一切。显然，国民收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西斯蒙第不仅对收入的分配，甚至对收入这个概念也没有弄清楚。指出社会固定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他立即忘记了，并在下一章中谈到“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级间的分配”（第5章）时，直接谈到三种收入，把地租和利润合在一起，说国民收入是由财富所生的利润（其实就是地租和利润）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两部分组成的（第1卷第104—105页）。不仅如此，他还说：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同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la puissance de travailler），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费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他们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资本家消费，他们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第1卷第105页）
这样一来，西斯蒙第就干脆把那个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极其重要极其困难的国民资本和国民收入的区分问题抛弃了，把他前几页谈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西斯蒙第竟没有觉察到，由于抛弃了这个问题，他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既然生产需要资本，确切些说，需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那么，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全部被工人和资本家消费呢。应该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而每年也在生产它们（这是西斯蒙第自己刚才也承认的）。现在忽然把全部生产工具和原料等等抛开不谈，而用年生产和国民收入相等这种十分荒唐的论断来解决资本和收入的区别这个“难”题。
这个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是由两部分即工人部分（工资，或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可变资本）和资本家部分（额外价值）组成的理论，并不是西斯蒙第的特点。这不是他的财产。这个理论完全是他从亚当·斯密那里抄袭来的，甚至还有些退步。以后的所有政治经济学（李嘉图、穆勒、蒲鲁东、洛贝尔图斯）都重复了这个错误，只有《资本论》的作者才在该书第2卷第3篇把它揭露了。我们将在下面叙述他的观点的根据［注：见本卷第121—12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要指出，我国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们也在重复这个错误。把他们与西斯蒙第加以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从这一错误的理论中得出了西斯蒙第直接得出的那些结论［注：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却明智地拒绝接受这些结论。］，这些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社会财富不能发展；由于额外价值在国内不能实现，必须寻求国外市场；最后，似乎正是由于产品不能在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中实现，才引起危机。
三 西斯蒙第从资本主义社会年生产分为两部分的错误学说中得出的结论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西斯蒙第的整个学说，我们先叙述他从这一理论中得出的几个最主要的结论。然后谈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他的主要错误所作的纠正。
首先，西斯蒙第从亚当·斯密的这一错误理论中得出结论说，生产应该适合消费，生产由收入决定。整个第6章《生产和消费、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就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一“真理”（这证明他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西斯蒙第把俭朴的农民的道德直接搬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来，并真以为这样就纠正了斯密的学说。他在自己著作的一开头，即在绪论部分（第1篇，科学史）谈到亚当·斯密时说，他以“消费是积累的唯一目的”这一原理“补充了”斯密的学说（第1卷第51页）。他说：“消费决定再生产”（第1卷第119—120页），“国民支出应该调节国民收入”（第1卷第113页）。诸如此类的论点充斥于他的整个著作。西斯蒙第学说中与此有直接联系的还有两个特征。第一，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日益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这与俄国浪漫主义者“教导”人们说资本主义引起劳动的浪费等等是一模一样的。
西斯蒙第说：“那些竭力鼓吹无限制的生产的人是错误的。”（第1卷第121页）生产超过收入引起生产过剩（第1卷第106页）。财富的增加，只有“当它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才是有利的（第1卷第409页）。善良的西斯蒙第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我国民粹派也这样认为），认为这种不均衡并不是该社会经济制度及其运动的规律，而是立法者的“错误”等等，认为这是欧洲各国政府人为地摹仿走入歧途的英国的结果。［注：例如，见第2卷第456—457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下面我们将举出它们的典型例子，那时读者就会看到，我国浪漫主义者尼·—逊先生之流的表达法甚至和西斯蒙第的表达法也毫无区别。］西斯蒙第根本否认古典学派所提出的并为马克思的理论所全部接受的一个原理，即资本主义发展着生产力。此外，他完全不能解释积累过程，认为任何积累都只能是“一点一滴地”实现的。这就是他的观点的第二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他的关于积累的议论是极其可笑的：
“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额始终只能替换上年度的生产总额。”（第1卷第121页）在这里积累已被完全否定，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俄国读者对于这一论点并不感到怎样惊奇，因为他们已经从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那里听到过同样的论调。但西斯蒙第毕竟是斯密的门生。他感到说得很不对头，因此想作一番修正，他继续说：
“假如生产逐渐增长，那么每年的替换就只能使每年遭受轻微的损失（une petite perte），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en meme temps qu’elle bonifie la condition future）。假如这种损失很轻微而又分担合适，那么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损失……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调，那么资本就会枯竭（sont entamés），灾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会后退而不会前进。”（第1卷第121页）关于浪漫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看法，很难比这段议论说得更明显更直接的了。古典学派教导说，积累，即生产超过消费，进行得愈快，就愈好；他们虽然弄不清楚资本的社会生产过程，虽然不能摆脱斯密的错误（似乎社会产品由两部分组成），但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原理，即生产本身为自己造成市场，生产本身决定着消费。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工人的状况就愈好（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浪漫主义者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论断，把自己的一切希望正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上，呼吁阻滞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由于不懂得生产为自己造成市场，于是产生了额外价值不能实现的学说。“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它实现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用它的（qui en avait le besoin ou le désir）消费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ce nom！如此说来，生产即产品同收入之间仅仅有字面上的差别！〉，才能具有这种性质（elle n’opère comme tel）。”（第1卷第121页）因此，由于把收入同“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混为一谈，也就把实现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西斯蒙第已经忘记象铁、煤、机器之类的产品即生产资料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的，虽然他以前接触到了这一点。把实现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自然就会产生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的学说，因为工人是用他的消费实现社会产品两部分中工资那一部分的。西斯蒙第也确实得出了这种结论（后来为蒲鲁东更详细地发挥，并为我国民粹派不断重复）。西斯蒙第在同麦克库洛赫论战时，正是指出后者（在阐明李嘉图的学说时）没有说明利润的实现。麦克库洛赫说，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一种生产是另一种生产的市场：粮食生产者在衣服生产者的产品中实现自己的商品，反之亦然。［注：见《新原理》第2版第2卷的补论《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的说明》，在那里，西斯蒙第翻译并驳斥了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的一篇文章[40]，这篇文章载于《爱丁堡评论》[41]，题为《对社会的消费能力是否始终同生产能力一起增长的问题的研究》。］西斯蒙第说：“作者以没有利润的劳动（un 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工人消费的再生产为前提”（第2卷第384页，黑体是西斯蒙第用的）……“他没有留一点给老板”……“我们要考察工人的生产超过其消费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同上）。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浪漫主义者的鼻祖已经完全肯定地指出，资本家不能实现额外价值。西斯蒙第从这一论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从实现条件本身来看，国外市场对于资本主义是必需的（民粹派得出的也正是这个结论）。“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所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能不使国家更贫困。因此，靠发现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总是同对外贸易有关的。”（第1卷第345页）“第一个作出某种发现的国家，在长时期内，能够根据每项新的发明所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国家立刻利用他们来增加产品的产量，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也因国家的发明而比较便宜。但是，整个文明世界形成为一个市场而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家找到新的购买者的时代最终是会到来的。那时世界市场上的需求将是各工业国互相争夺的一个不变量（précise）。如果一个工业国提供较多的产品，这就会损害另一个工业国。除非增进公共福利或把从前富人独占的商品交给穷人消费，否则就不能增加销售总量。”（第2卷第316页）读者可以看到，西斯蒙第提出的学说正是我国浪漫主义者所精通的学说：似乎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一切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
最后，从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等同这个学说中，产生了西斯蒙第的危机学说。作了上面种种叙述之后，我们恐怕没有必要从西斯蒙第著作中大量论述这一问题的地方再作什么摘录了。从他的生产必须适合收入的学说中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见解：危机也是这种协调被破坏的结果，是生产超过消费的结果。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斯蒙第认为生产不适合消费才是产生危机的基本原因，同时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位。因此，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也是洛贝尔图斯所抄袭的）在经济学上是很有名的，它是把危机的产生归因于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这种理论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