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少女御伽话》:夕月的大正女性气质

“在没有月亮的天空,熠熠生辉的光芒。啊,那点点的星空,是希望的身影……”
夕月的歌声宛如将尽的晚霞,带来星空的讯息。这首名叫《星の界》的歌填词于由查尔斯·康弗斯在1868年创作的《恩友歌》,不知夕月用它治愈了多少位观众的心灵。
动画在第一集处理夕月唱歌时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手法,即通过志磨珠彦说“这首歌母亲唱给妹妹听过”,让夕月唱前四句,让珠彦的母亲唱后两句。与其说夕月的歌声让珠彦想起了母亲,不如说夕月给厌世主义者珠彦带来了久违的母爱。“母性”是大正少女立花夕月的独特气质。在这里,夕月是大正时代(1912-1926)的少女们的“典型”,是大正时代独特的民主语境塑造了她们独特的女性气质。当然,这样的女性气质也同样为大正时代帝国语境所限制——夕月及其代表的大正少女依旧有其局限性,女性主义斗争依旧任重道远!

一、民主与帝国语境下的大正少女
(一)民主语境下的大正少女
明治维新促使日本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开来,日本女性形象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军队出兵西伯利亚失败后,日本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正民主运动”,无论守旧势力如何强大,个人主义思潮依旧此起彼伏。1919年,日本文部启动服装改善运动,水手服开始作为新式女学生制服,成为至今脍炙人口的“大正浪漫”。在《大正少女御伽话》中,夕月回忆起自己在女子学校的时光,就是身着水手服的形象。水手服的推广,适应了大正时代的民主语境。女性冲破传统守旧思想的枷锁,是接受新式民主教育的大正少女们的独特气质。夕月在传统上虽说是个不被允许渴望接吻的オトメ(少女),但渴望与珠彦接更多的吻却成为她个人作为大正少女人之常情的心愿。个人主义思潮熏陶她们重视自身情感的表达,而使她们敢于背弃传统父权中心控制下的禁欲及服从。

(二)帝国语境下的大正少女
然而,水手服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封建守旧势力不可能支持女学生身穿如此单薄、暴露的衣物。早在明治时期伊藤博文出访欧洲时,他便把普鲁士式君主立宪制,作为日本帝国体制的参照蓝本。帝国语境下的大正民主是何其脆弱的:藩阀势力以更现代的形式,代表着如日中天的封建思想;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性、内耗性,也不可能给予女性解放实质上的支持与帮助。封建传统思想的绳索只是断了几根,不影响它继续束缚民主语境下的大正少女们。夕月和绫是她们父亲的私有财产,可是随意买卖用来抵债。夕月在宣布离开女子学校时非但没有对父亲的抵债行为表现出近代女性应有的斗争精神,反而憧憬着自己素未谋面的却“最重要”的丈夫。毕竟在素未谋面之前她并不知道珠彦是个温柔的珠彦,事后诸葛亮们只能对珠彦的温柔表示庆幸。她遇到的完全可以是自私的珠彦、刻薄的珠彦、专制的珠彦。夕月的幸福并不具有必然性,完全是机缘巧合的结果——显然不能说是抵债的行为给夕月带来了幸福。封建守旧的黑暗魔爪,无时无刻不在伸向仓皇而逃的大正少女们。夕月和绫只是从这只魔爪的指间恰巧漏过的幸运者的代表。这是这部治愈番背后的惊悚事实。

二、伸向大正女性的魔爪——父权中心
真正理论与实践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其目标只能是瓦解父权中心主义。而父权中心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话语。性别的不平等关系只是这种权力话语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女性主义者不仅仅反对性别的不平等关系,由强权压迫他者引起的一切不平等关系——无论是性别、阶级,还是民族——都是他们斗争的对象。这种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都是权力话语的不平等关系在《大正少女御伽话》中展现得异常多元:
(一)家长制作风
父权中心主义同样作用于父子之间,这在儒家文化圈的地域性表达即家长制。大正时代虽然是人权平等思想崛起的时代,但珠彦和珠子非但不能在与父亲的和谐对等关系中获得他们应有的父爱,反而在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家长制阴影中一个走向厌世,一个走向黑化。在利益面前,婚姻、亲情等一切社会关系都只是摘取利益果实的垫脚石,而非超利益的情感。父亲可以随意宣布儿子的死亡,对儿子的“哀悼”也不过是为定义自身父爱如山的表演。珠彦却如被遗弃般深居浅出,甚至收不到父亲的回信。现代家庭教育必须摈弃这种父与子的零和博弈,家长要重视子女与时俱进的个性发展,子女不是家长可以随意摆布、舍弃的洋娃娃,孝道也不是家长对孩子独裁的尚方宝剑。
(二)财产私有
在父权制的压制下,女性被建构为男人的私有财产,甚至可以随意买卖。夕月被她的父亲卖到志磨家抵债,绫多半也是因父亲欠债被父亲卖走过。大正社会是启蒙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的社会,将女性物化为男性的私有财产的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但这种传播并不能很好地在全国各地、各阶层推广开来,也不见得都被受传播者认同并践行。女性的第二性地位从没有因为民主语境的建立而被打破,女性作为财产私有的毒害思想甚至内化于某些女性的心中。说实话,夕月对她被父亲卖给志磨家这件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抗,只是稍微有些害怕,本道长反而是感到不安的。如果让本道长和大家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来当夕月的话,我们多半会独自跑到其他地方悄悄过完一生吧。夕月的这种接受,何尝不是对父权的屈服与妥协?

(三)受害者的内耗
被父权中心迫害后的受害者们,有的坚决与之作斗争,有的却陷入了内耗,陷入了父权中心的圈套,成为父权中心的代言人。
1.自我内耗
父权中心的猛烈攻势常常打怕了它的受害者。珠彦在被父亲冷酷遗弃后非但不斗争,反而一蹶不振,走向厌世主义。然而,在它们那丑恶的长鞭所及之处,有的只是自我怀疑的呻吟,而不是怒火中烧的反抗,这不正是父权中心所期待的结果吗?受害者的宠辱不惊反而能为斗争保存有生力量,受害者的心平气和反而能对比出父权中心暴怒、丑恶的嘴脸。珠彦的厌世主义情有可原,但绝不是可取的。他自然也意识到他的死能让那么多人“开心”。可真正明智的人绝对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的。你的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强权天大的讽刺。
2.互相内耗
珠子与珠彦实则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她同样是家长制的受害者。但除了走向厌世主义,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打不过就加入——黑化成为父权中心的代言人。在这个利益至上的家长制大家庭,斗争在父权面前如蚍蜉撼树,于是屈服而后“黑化”了。“黑化”的实质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因此不能怪珠子过于恶毒——她同样是值得可怜的受害者。珠子受欺负后,诉诸的是新的强权。她明白要想保护好自己,必须强大自己的力量。她明白自己表面的恶毒、要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她不希望自己在他人面前露出心中脆弱、孤独的真实心态——这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无疑是父权中心压迫下的产物。然而,也正是她对强权的代言,也正是她那恶毒、要强的表面形象,客观上对同为受害者的珠彦以及给她带来母爱的夕月直接的伤害。受害者之间的内耗反而会引起父权中心的窃喜。因此,要怎样团结一切受害者,如何团结走向不同方向的受害者,是女性主义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一切不平等关系都是女性主义斗争的对象。夕月就采用了她独特的方法。

(四)夕月的安慰
对于珠彦,夕月并没有用老生常谈的说教去指责作为厌世主义者的他。这安慰人的情况下,要让受安慰者跟上安慰者的节奏,同情必然大于指责。思想的转变是潜移默化的,绝不靠灌输式的说教来实现。因此,夕月做的是去弥补那些导致珠彦厌世主义思想的精神缺失,告诉他在他走出来之前有她陪他生活在一起。日常的习惯成自然,能够让珠彦从夕月身上看到表率作用,并让珠彦效法夕月的乐观主义生活方式。如十分具有母性地将珠彦抱在怀里唱歌,让珠彦想起母爱带给他的短暂的温暖;如转移他的精神焦点,带他散步去看树洞神社里的小狐仙大人,使他明白自己甚至连身边的美好都没有去注意过——他不能再让更多的美好的人与物失去了。
对于珠子,夕月抓住的正是她内心的脆弱、孤独。安慰人也绝不是安慰者的自说自话,真正起作用的安慰必须正中受安慰者的下怀,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开受安慰者的心,抓住他们心中最。堂堂志磨家的黑百合小姐,却脆弱到被电闪雷鸣吓破防。夕月同样又用极具母性的歌声唤起珠子的母爱记忆,又用行动告诉她帮助别人时“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动了起来”的感觉。在夕月生病时,珠子表明了自己对村里的人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也在照顾夕月时“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说来可笑,志磨家族的两个“叛徒”,却也要接受世人对志磨家族的唾弃。这一方面突显了志磨家族的臭名昭著;另一方面也引起我们反思:当一个社群出现少数与该社群站相反立场的人,他们其实是会被他人对该社群的刻板印象给“误伤”的——窃以为这种认知方法反而让珠彦和珠子这样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心寒。

三、大正少女的女性气质——从“阿波罗”到“浮士德”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引西方陆沉沦“阿波罗式”与“浮士德式”用以区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种文化模式。明治维新开启的现代化,是追赶式的现代化,是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以夕月为代表的大正少女在这场转变中,其实是介于“阿波罗”与“浮士德”之间的。
“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只许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他。”
阿波罗式的文化更为保守,遵守、熟悉着某种礼教或既定的、“从来如此”的规则。因此对于情感是契恰,是克己复礼,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大正少女逃不开帝国语境下父权中心的控制。
第一,夕月是オトメ,如片头所指出的,她们是受到礼教的约束的,她们有很多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必须“保持”少女应该有的清纯。第二,夕月在被父亲卖去抵债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权。第三,夕月的母性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些取向奴性。她总是把别人的情感摆在第一位而将自己的,如在撕书签时夕月露出的笑容,以及对珠彦的理解——她越是一笑而过,越是理解,本道长实则是越发心疼的啊。她所谓的理解等于是把自己的心情(吃醋、抱怨)完完全全给“舍己为人”掉了。这就要庆幸珠彦那体贴、尊重夕月的修养了,夕月的理解并无辜负。可现实中这种辜负实在太多了……束胸到让自己呼吸困难也是她太在意她人看法而忽视自身个性建设的结果。第四,夕月是农家少女,有时候过于安于农村的家庭主妇生活。本道长曾经幻想夕月能和珠彦一起去上学。但话说回来,确实有些女性喜欢这种的生活。我们也要尊重她们的选择权利,并保证她们的选择权利。

“(浮士德式的文化)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浮士德式的文化敢于打破传统束缚,强调个性解放,追求情感的激情奔放。第一,民主语境下的大正少女接受过现代民主的教育。夕月上过女子学校。但这里摇注意这种民主教育实则是并不起太大作用的。诚然,美鸟完成了女子学校的学业,可她刚毕业就和一个记者未婚先孕了。这显然是对爱情的浮士德式追求,但若是美鸟此后真的又成为了一位家庭主妇,那民主教育的成功性又何在呢?第二,夕月对现代化成果的渴望。夕月与珠彦的东京之行,令夕月眼界大开。第三,夕月在绫盗书签的冲突中克服了对珠彦的情感阻碍,不再压抑自己的心情——小拳拳捶你胸口——将深压心底的醋意尽情抱怨给珠彦听。这一阻碍的克服促使夕月与珠彦互相的情感都更为明确了,自然也让他们相爱得更深了。第三,对青春、个性与恋爱的渴望,也是以夕月为代表的大正少女对传统、礼教的冲击。在去东京前和在树洞神社前时,夕月说了一些传统オトメ不被允许说的话。“希望你更多地亲吻我”,现代社会把这种事情叫做自由恋爱,但在大正时代,夕月可是要鼓起十足的勇气啊。
四、昭和少女御伽话——生不逢时的大正少女
我们的夕月自始至终都被父权中心笼罩着。她的幸福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并不具有必然性,而是幸运的。当夕月被父亲卖给志磨家时,她的命运就不取决于她自己,而取决于那个当时她要嫁却还素未谋面的男人。那么,珠彦带给夕月的幸福,便只是珠彦性格本身“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特殊性,是因缘际会,是阴差阳错,是上错花轿嫁对郎,并不在各种社会条件下具有必然性。既然她可以被父亲卖给好男人,她也就可以被父亲卖给坏男人。“卖”本身的交易性质,将大正少女置于交易对象的位置,彰显了大正少女的第二性。
此外,本道长不敢想象十年后,也就是昭和年间,珠彦的去向。帝国君臣的不平等关系同样可以类比为父权中心的不平等关系,同样是女性主义要斗争的对象。按照《昭和少女御伽话》中的描写,昭和六年的神户,珠彦与夕月以及他们的孩子珠彦在春日的某天享用珠彦制作的面疙瘩。昭和六年即1931年,六年后,十四年后,就算珠彦和月彦不会在军事总动员态势中沦为帝国的樱花,国内的帝国统治和国际的战略轰炸也不会让他们的祥和生活持续多久。

二次元的美好无法忽视那个时代狂热、冷酷的历史事实。女性解放运动在帝国语境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大正少女虽然有着个性、自由的时代特质,但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依旧给了她们各种“从来如此”的束缚。大正民主时代的女性主义斗争确实给大正女性们争取了更多个性、自由的权利,但她们绝没有胜利,反而依旧受父权中心以另外一种更隐晦的形式摆布着。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女性解放过于激进化、理想化以及帝国体制的强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让她们获取的权利,一方面仅仅是帝国体制妥协、迁就的结果,是随帝国意志所变的而非斗争取得的;另一方面只是在异中求同,争取同男性公民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却少了女性性别特质的建设了。女性主义的工作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图书类:
1.林尚立:《日本政党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3.[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论文类:
柳旭东、钱能:《分裂的刻板印象:在线动漫中的女性形象建构研究》,《国际新闻界》2021年6月刊

本道长最喜欢夕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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