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国防力量历史与现状介绍
如题，这期来看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的国防史
哥斯达黎加的人类活动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约7,000 -10,000年前，一些狩猎采集者群体追踪着巨型动物，例如犰狳和巨型树懒、乳齿象等动物来到当地，并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形成了一些20-30人的小型聚落，于此相关的证据是现代考古学家在其境内的卡塔戈图里亚尔瓦发现了一些早期的人类活动痕迹。公元前300年 - 公元300年期间，这些早期聚落经历了从部落到酋邦社会的演变过程，特别是玉米种植在当地发展起来以后，其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并逐渐学会了打磨玉器、制造陶器和金属物品等技能。
公元300 - 1500年，哥斯达黎加一带进入了酋长领地时期，出现了大型村庄和与此相关的基础设施（大型公共建筑、道路和坟墓）。 并且形成了部落群体，有一些较大的城镇和许多较小的村庄组成，由以各自酋长为核心组成的一群世袭贵族领导，加上由工匠和农民等组成组成的普通民众群体，而冶金业在这一时期尤其发展迅速，这些古代部落群体主要包括尼科亚王国、西方韦塔尔王国、东方韦塔尔王国、加拉比托帝国和塔拉曼卡卡西卡兹戈等，到哥伦布抵达前，当地人口大约为400,000人。
而对外上，哥斯达黎加地区则担任了一个连接中美洲和安第斯土著文化的“中间区域”角色，通过他们，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成为可能，这导致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冶金业的发展等。总的来说，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没有像阿兹特克、玛雅或印加人口那样拥有宏伟的建筑和基础设施； 然而，它作为大陆南北之间的文化桥梁，金匠和彩陶工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1502年9月25日，哥伦布在他的第四次航行中首次抵达位于位于利蒙海岸附近的乌维塔岛，并在哪里收集了一些黄金制品，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抵达哥斯达黎加。而在哥斯达黎加获得的黄金制品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很快便从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出发，对哥斯达黎加一带展开了一连串探索和传教活动，并成功获得了几个土著部落的支持。1534年，费利佩·古铁雷斯首次获准征服贝拉瓜省，但这次远征因当地人顽强的抵抗和缺乏食物而失败，这导致他的大部分部下丧生。
1540年，埃尔南·桑切斯·德·巴达霍斯在与巴拿马总督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德罗布尔斯签订协议后被任命为哥斯达黎加元帅。此后他率领部队从巴拿马出发进入哥斯达黎加境内，并在塔拉曼卡建立了巴达霍斯城和圣马科斯港，但却与尼加拉瓜总督派出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后者希望将哥斯达黎加并入自己麾下，双方最终爆发了交火，以巴达霍斯的部队被击败告终。 由于粮食短缺和土著人民的起义，其建立的巴达霍斯城最终也被遗弃了。
这次远征失败后，尽管尚未建立对哥斯达黎加的实际控制，但西班牙还是设立了新卡塔戈和哥斯达黎加省，并从本土派来了迭戈·古铁雷斯率领的另外一支远征队，这支远征队从尼加拉瓜出发，然后沿着加勒比海沿岸向哥斯达黎加内陆前进，并俘虏了卡马奎尔和科科里酋长，强迫土著为他提供食物 ，因此他遭到了土著人民反抗，他们烧毁了自己的城镇，砍掉了果树、收割了庄稼后逃入山区。 古铁雷斯决定追击他们并进入圣克拉拉平原，前往位于图里亚尔巴火山东坡的科迪勒拉中央山脉，在那里他遭到伏击而死（1544年） ，他死后，再也没有西班牙人从加勒比海沿岸进行探险。
在这次远征失败后，西班牙在之后一段时间里没有顾及到哥斯达黎加的事情，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经营他们在中美洲已经获得的其他殖民地上。直到1561年1月，胡安·德·卡瓦隆率领的一支远征队才重新开始了对哥斯达黎加的征服，卡瓦隆吸取了之前作战和西班牙征服其他美洲殖民地期间的教训，一边在当地建立定居点，种植欧洲农作物，并引入牛、猪和马为部队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一边在当地的酋长中寻找合作者，以便分化抵抗者。而土著也采取了游击战术，对西班牙人的营地和城镇进行伏击和快速突袭，然后就躲进山里。双方的这种猫捉老鼠的游击战进行了很久，到1570年，西班牙人终于实现了中央山谷地区的有效殖民化，同时在阿兰胡埃斯建立了一些城镇。但是在该国南部和北部平原，土生土长的定居者仍然设法避免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并保留了依附于其传统和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地区成为设法逃离西班牙统治的土著人民的避难所和抵抗区。
1573年，西班牙宣布他们建立了对哥斯达黎加地区的有效控制，并将其划入危地马拉总督府的麾下，省府则设在卡塔戈，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西班牙语“丰饶海岸”之意）因为他们在该地区发现了金矿和其他有价值的矿产。然而事与愿违，西班牙人很快发现这片土地的矿产资源储量其实相当有限，而且由于位置偏僻、多热带雨林，对外交通不便，使得哥斯达黎加与危地马拉总督府之间很难进行有效交流。
对此深感失望的西班牙人于是在之后300年里对于哥斯达黎加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对其发展毫不关心。这里仅仅只吸引了一些缺少资本的安达卢西亚移民，以及为了躲避迫害而逃到这里的犹太人移民定居，他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劳动的小农经济体系，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生，大部分收成被留下作为自家的口粮，其余剩下的则出口到尼加拉瓜和巴拿马，主要包括玉米、小麦、面粉、海绵蛋糕、牛油、猪和阉鸡。因此哥斯达黎加相比于封建大庄园密布的危地马拉等地而言非常贫穷，直到18世纪末，由于烟草和咖啡种植开始被引入哥斯达黎加，这里的经济才逐渐开始有所起色。
到1778年，哥斯达黎加的全部人口构成为12%土著； 18%，黑人和混血儿； 60%“轻”混血儿，外加10%的西班牙移民。热带疾病、沼泽、缺乏肥沃的土地、加上矿产资源有限、土地不适合种植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以及构成中央山谷大部分地区的崎岖地形，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西班牙对当地的殖民化非常缓慢，并且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限制，无法实施，哥斯达黎加因此也成为当时是新西班牙最贫穷的省份。同时，由于西班牙裔人口过于有限，无法对整个境内进行有效控制，当地的土著也因此基本保留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因此两个不同的社会在哥斯达黎加得以共存：一个是西班牙裔居民和克里奥尔混血组成的小农社会，主要聚集在中央山谷，并延伸到加勒比海中部和太平洋地区。另外一部分则是集中在中部和南部； 以及在塔拉曼卡、瓜图索斯平原和南太平洋部分地区的土著社会，后者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由于哥斯达黎加实在过于贫穷和无关紧要，西班牙对于这块殖民地的防御也是毫不关心，仅在当地保留了一些由农民自行组成的民兵，用于对抗海盗袭击和土著叛乱，特别是来自莫斯基蒂亚王国方向的此类活动。最重要的军事建筑则是建造于1741年的圣费尔南多·德·马蒂纳堡垒，用来对付海盗和莫斯基蒂亚人的袭击。
1821年9月15日，哥斯达黎加跟随其他原危地马拉总督府下属的各省一起，正式宣布将脱离西班牙独立，这一消息于10月13日传到了首府卡塔戈，10月29日，马德里指派的总督胡安·曼努埃尔·德卡尼亚斯上尉在独立法案上签了字，正式承认了哥斯达黎加的独立。
宣布独立的消息在哥斯达黎加最初引起了全民的狂欢，但随后很快陷入了对未来的迷茫和争论中。当时，哥斯达黎加可以说是西班牙帝国境内最落后和最贫穷的省份。 这个省份几乎被危地马拉的总督府给“遗忘”了，一共只有50,000名居民分布在中央山谷、太平洋中部和南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小村庄中。 它是危地马拉总督府各省中经济最弱的一个，与巴拿马和尼加拉瓜的贸易有限，并且与世界市场完全脱节，因为它无法巩固重要的生产活动以维持上述联系，而能够作为出口货物的也仅仅是一些可可和烟草而已。这个省份在艺术、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在基础设施上的建设更是几乎为零，全国没有一个药剂师，没有医院，没有药房，没有一名正规的医生，治病全靠各种民间疗法，并且全国只有一所小学，没有中学和大学，只有极其少数的一些西班牙裔接受过教育。另外还有极其明显的贫困问题，除了西班牙人后裔外，几乎没有居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即便是这些西班牙人后裔，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相当贫穷的。
在政治上，哥斯达黎加当时仍然是一个保守的社会，独立的消息则引发了围绕几个基本问题的政治辩论：要建立的政治结构、保证内部和外部安全、确保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谁将接管政治权力的决定。由牧师、商人、士兵和官僚组成的保守派掌权者支持旧的殖民秩序，另一群哥斯达黎加人则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应该哥斯达黎加应该走向自由主义的新道路，或者应该并入阿古斯汀一世的墨西哥第一帝国。1821年11月12日，在几派人关于国家未来的争论之中，一个负责起草哥斯达黎加第一部宪法的委员会成立了，1821年12月1日，哥斯达黎加的第一部宪法：《哥斯达黎加临时基本公约》宣布生效。
和同时期的其他中美洲国家一样，哥斯达黎加的第一部宪法是参考了1812年由加的斯议会颁布的西班牙宪法制定的。但构成哥斯达黎加的六个省却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未来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在新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央谷地四个省中，殖民地首府卡塔戈的人口与西班牙以及后来的墨西哥当局关系密切，而埃雷迪亚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希望能够加入尼加拉瓜。而在圣何塞和阿拉胡埃拉，主张完全独立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则占主导地位。剩下的蓬塔雷纳斯和利蒙这两个省则对此表示不感兴趣，听天由命。根据1821年的临时宪法，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奴隶制被废除，同时制定了保护贸易自由的条款，并成立了第一届哥斯达黎加政府，由拉斐尔·巴罗埃塔·卡斯蒂利亚担任总统，但临时宪法仍然未能缓解中央谷地四省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尽管制定了一部临时宪法，但相互不信任和地方主义导致中央山谷的每个省份决定各自捍卫自己的利益。 自1821年12月以来，卡塔戈委员会决定将哥斯达黎加省并入第一墨西哥帝国。这一决定得到了圣何塞和阿拉胡埃拉的支持，但埃雷迪亚则要求加入尼加拉瓜，特别是在后者威胁要入侵哥斯达黎加的情况下。1823年1月1日，哥斯达黎加组成了若泽.桑托斯.隆巴尔多担任总统的第二届政府，但这届政府的主要成员都是自由派，因而激怒了保守派势力。1823年2 月，卡塔戈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骚乱，主张与哥伦比亚建立联邦。 该运动还得到了圣何塞和阿拉胡埃拉的支持，而埃雷迪亚当局则趁机宣布独立，表示此后不会再接受哥斯达黎加的管辖。众议院于1823年3月召开会议，决定反对哥斯达黎加加入墨西哥第一帝国，并用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行政部门取代原来由七名成员组成的高级政府委员会，称为哥斯达黎加议会，由拉斐尔·弗朗西斯科·奥塞霍担任首任议长。
新的议会希望能够加强中央集权，以改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然而，在卡塔戈，由一些牧师、士兵、商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保守势力决定无视新政府。 1823年3月23日，他们接管了迦太基兵营，并与埃雷迪亚一起宣布哥斯达黎加将与墨西哥帝国联合。 作为回应，圣何塞和阿拉胡埃拉的共和党人迅速组织了一支由格雷戈里奥·何塞·拉米雷斯指挥的军队，前往卡塔戈准备扑灭这次叛乱，从而引发了哥斯达黎加的第一次内战。1823年4月5日，两军在奥乔莫戈爆发激战。 经过几个小时的血腥战斗，保守派军队被击败并投降，拉米雷斯随后占领了卡塔戈。 与此同时，埃雷迪亚省的民兵则利用阿拉胡埃拉军队在奥乔莫戈作战的机会入侵了临近的阿拉胡埃拉省。 在之后的阿罗约战役中，阿拉胡埃拉省的民兵不敌埃雷迪亚军队的进攻而被打败，后者随后洗劫了首府。 但共和军控制卡塔戈后，迅速转而向阿拉胡埃拉进军，在夺回了这座城市后继续进攻埃雷迪亚，将这个省份重新合并进了哥斯达黎加，结束了这场短暂的内战。在这之后，拉米雷斯暂时担任了哥斯达黎加的独裁者，并下令首都从卡塔戈迁至圣何塞，同时再次召开制宪会议，不久后，议会选举何塞·玛丽亚·德·佩拉尔塔为新总统，拉米雷斯随后于1823年4月16日完成了权力移交，但继续保留军事指挥权他本人去世。
在内战以及加入墨西哥第一帝国未果之后，由于同时期其他四个中美洲国家已经决定组成中美洲联合省，而哥斯达黎加若不加入则有被孤立的风险，因此它最终于1824年7月1日不情愿的签署了加入中美洲联合省的决议。根据联合省的宪法规定，众议院议员将根据各州居民人数选举产生。 由于哥斯达黎加是人口最少的州，它只有2名代表的权利（人口最多的危地马拉可以选出18名；尼加拉瓜是仅次于哥斯达黎加的人口最少的国家，可以选出6名），加上在经济上不重要，而且缺乏交通手段，所以哥斯达黎加在联合省内可谓是发言权最低的州。由于过于无关紧要，联合省对于这个最新加入的成员也保持了殖民时代的无关心态度，允许其自行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因此它在联合省内部保留了相当的自治权，对整个联合省的义务仅限于定期交税、向国会派遣议员以及为联邦军队提供兵员之上，而其他事务都可以自行处理。其结果是，哥斯达黎加虽然是联合省的一部分，但却拥有自己的国家元首、立法议会和最高法院，甚至有自己的专用货币。
由于在联合省内部的特殊地位，当1826年至1830年中美洲联合省的其他四个成员在内战中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哥斯达黎加却在1825年至1833年间经历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期，在1824年上台的总统胡安·莫拉·费尔南德斯的领导下，哥斯达黎加在这个时期里经历了全面的现代化，包括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创办了报纸、建立了学校和医院、建立了选举体系，所有达到行使权利的法定年龄，且个人财产高于100比索的男性公民皆有选举权，并鼓励咖啡种植和采矿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国家认同也逐渐形成，此外在1824年，哥斯达黎加还吞并了原属于尼加拉瓜的尼科亚半岛，后来成为该国的第七个省：瓜纳卡斯特省。
胡安·莫拉·费尔南德斯政府的任期结束后，何塞·拉斐尔·德·加列戈斯·阿尔瓦拉多接任了总统的位置，作为一位地主和商人，加列戈斯起初不想要这个职位，但在一场艰苦的选举之后，国会迫使他接受了这个职位。 最终他不得不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执政，因为在1823年战争中被击败的卡塔戈强烈要求将首都搬回他们哪里。他们提出了一项轮换首都的法令，被称为救护车法（救护车法）。这一法案要求首都定期在中央谷地的四个主要城市中轮换，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圣何塞的强烈反对，但是1834年3月10日，代表阿拉胡埃拉、卡塔戈和埃雷迪亚的七名代表仍然正式向国会提交了《救护车法》，虽然自由派强烈的反对这一法案，但它还是在1834年 3 月31日在第二次辩论中获得通过，阿拉胡埃拉在接下来的两年则成为了哥斯达黎加首都了，但事实证明，救护车法完全是失败的，因为新的政府所在地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接待当局，因此最终在1836年被废除了。
1835年被认为是哥斯达黎加国家政治发展的基础年，当年，布劳略·卡里略·科利纳上台执政，卡里略将权力视为改变哥斯达黎加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的措施的特点是强烈的激进主义，并且与哥斯达黎加传统的地方主义相反，他具有强烈的集权倾向，卡里略政府还赞成土地私有化、打击流浪者和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上台后不久，卡里略便在议会的许可下下令取消假期，禁止游行和街头销售任何物品； 并签署了一项惩罚流浪汉的法律； 促进将牧师从公共事务中移除并废除救护车法，以支持圣何塞作为该国的首都，并将国家改名为哥斯达黎加自由邦。对这些法令的不满最终引发了第二次哥斯达黎加内战， 尽管作为首都的圣何塞在1835年9月至10月期间接连取得了对阿拉胡埃拉、卡塔戈和埃雷迪亚的军事胜利，在一个月内平息了内战，但来自民间的反对声浪最终还是迫使卡里略在1837年下台，但仅仅一年后，卡里略就在军队和商业精英的支持下重掌了权力。
作为第二次内战的结果，卡里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击地方主义，这些举措被认为是独裁的，因此招致了许多人的社会怨恨。 然而，他在第二任政府期间所做的工作被认为对哥斯达黎加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 卡里略恢复了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主权，于1838年11月14日将哥斯达黎加从中美洲联邦共和国中明确分离出来，并根据《基本和保证法》第一条将其建立为主权独立国家。根据1841年颁布的宪法文本，其中除了授予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广泛权力外，他还重组了司法行政，将国家重组为五个省（圣何塞、阿拉胡埃拉、卡塔戈、埃雷迪亚和瓜纳卡斯特），每个省由一个省长领导，并压制市政当局的权力。
在军事上，他通过暂停向英国支持的米斯蒂基奥人支付贡品来展示武力。 除此之外，他还解散了中央山谷其他城市的军事力量，将军队和军事物资集中在圣何塞。但他无法阻止新格拉纳达共和国于1836年占领博卡斯德尔托罗的行动，而卡里略在国内过于专横的行事手段也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当1840年他的最大政治盟友——共和国内部的联邦派战败后，卡里略的统治陷入危机，而当洪都拉斯将军弗朗西斯科·莫拉赞于1842年兵临洪都拉斯边境后，卡里略集结了一支2000人军队准备前往迎战。但是他的下属，萨尔瓦多人维森特·比利亚塞诺将军背叛了他，私自和莫拉赞达成了协议，因此他被免职并流放到萨尔瓦多，三年后在那里被暗杀。
在卡里略倒台后， 莫拉赞在1842年7月成为临时国家元首，然而，它的目的是将哥斯达黎加变成一个军事基地。一系列强制征兵和捐款最终激怒了民众，当年5月，埃雷迪亚军营遭到约瑟菲诺叛军的袭击，这使得莫拉桑颁布了两项极其严厉的法令。 1842年9月，阿拉胡埃拉市发生起义，六小时后圣何塞也举行起义。 经过血腥的战斗，叛军在卡里略的前任指挥官安东尼奥·平托·苏亚雷斯和弗洛伦蒂诺·阿尔法罗·萨莫拉的指挥下，设法让莫拉赞放弃圣何塞军营，逃往卡塔戈，并在那里被捕。 1842年9月15日，他在一次简易审判后被枪杀，执行地点是今天的圣何塞中央公园，而之前的那位叛徒维森特·比利亚塞诺也被跟着一起枪毙了。
在莫拉赞垮台后，哥斯达黎加陷入混乱状态，而军队则趁机掌握了大权，何塞.玛丽亚.阿尔法罗.萨莫拉将军在1844年组建了军政府，并修改了宪法，赋予军队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并正式组建了战争部和海军部，负责该国的军区和不同营房和司令部以及军队的管理。此后几年里哥斯达黎加两次发生政变，并先后更换了三部宪法，军队本身也于1848年被解散了一次，后来在1849年又被恢复。
而根据1848年宪法，哥斯达黎加被宣布为一个共和国，并确定了一直使用到今天的那些国家象征：国旗、国歌和国徽，同时尽管面临政治动荡，但咖啡种植业的发展还是逐渐让哥斯达黎加繁荣起来，使1840年代成为哥斯达黎加经济腾飞的十年，并为该国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原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教育体系等逐渐趋于完善，拥有自己农场或者土地的较富裕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诞生了该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但是，这中间也有受害者，特别是贫农，他们因土地私有化而受到伤害，不得不成为雇佣工人；同样情况的还有原住民他们流离失所并被迫躲入山区，尤其是在塔拉曼卡，并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处于被排斥和遗忘的状态。
经历了1840年代的不稳定时期后，胡安·拉斐尔·莫拉于1849年担任哥斯达黎加总统，为哥斯达黎加带来了另一段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在他的任期内，政府也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将后者置于政府的直接掌握下，同时于1850年在圣何塞建立了第二个军营建立，目的是避免军队被集中在一个驻扎地和指挥官之下。 陆军司令乔斯·曼努埃尔·奎尔斯对这些改革表示了不满，他威胁要发动政变，但是这场行动以失败告终，奎尔斯随后被勒令辞职，萨尔瓦多人何塞·玛丽亚·卡纳斯则代替了他的位置。 此后政府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殖民时代的旧军规和战术被抛弃，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则被请到该国，帮助其训练部队和制定战术，同时在英国购买了大量的装备和弹药。1856年初，哥斯达黎加军队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9000人，训练、装备、组织和战术等也按照同期欧洲军队标准进行了全面革新。
1855年，哥斯达黎加的邻国尼加拉瓜发生内战，而美国探险家威廉.沃克则趁着混乱控制了这个国家，并企图进一步入侵其他中美洲国家。莫拉总统很快拒绝了沃克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主动示好，并在他的统治期间向沃克宣战，即“1856－1857年战事”。沃克对中美洲各国的军队不屑一顾，认为他可以轻易的取得胜利，于是先发制人地派施莱辛格上校率领的部队入侵哥斯达黎加，但他的部队很快在1856年3月20日的圣罗莎战役里被由欧洲教官指导的哥斯达黎加军队所击败，在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后，哥斯达黎加军队趁势追击，开始向尼加拉瓜境内大举反攻，并于4月10日攻占萨迪纳尔、一天以后又攻下里瓦斯市。在攻打里瓦斯市期间，一位名叫胡安·圣玛利亚的士兵奋不顾身的潜入敌营手持火炬点燃了沃克军队的据点，使己方部队得知攻击的目标进而获得胜利，然而他却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一英勇使得他在后来成为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英雄。
哥斯达黎加军队在圣罗莎取得的胜利的消息传出以后，其他几个中美洲国家也很快加入了对沃克的战争，并组建了一支联军向尼加拉瓜开来。此后几个月里联军连战连胜，先是于1856年12月14日包围了格拉纳达，守城的部队随后将该城焚毁后通过尼加拉瓜湖撤退，而联军则在之后继续追击沃克的残兵，并于1857年5月1日包围了沃克最后的据点里瓦斯，迫于中美洲各国军队的压力，沃克最终向美国海军指挥官查尔斯·亨利·戴维斯投降，并在随后被遣返回国，使得尼加拉瓜恢复了独立。
这场战争在哥斯达黎加被称为“1856-1957年全国运动”，在哥斯达黎加国家现实的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哥斯达黎加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增强了哥斯达黎加人之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对其国家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其他方面上，这场战争也导致了军事开支急剧增加，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直到1859年之后，该国经济才逐渐开始康复。经济问题最终又演变成了政治危机，洛伦佐·萨拉萨和曼·布兰科这两位将军在1859年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尽管莫拉趁乱逃出了圣何塞，并试图在蓬塔雷纳斯召集一支部队来反制政变，但他的部队最终在1860年9月28日的安格斯托拉战役中被击败，莫拉也在战后被俘，并在30日被枪决。
莫拉死后，哥斯达黎加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色彩更浓的宪法，恢复了之前政治混乱时期暂时被终止的总统选举，并规定总统任期为三年，并重组了国会，但是过短的总统任期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不同总统之间的政策很难连贯，而且每个总统在当选后没有多长时间就不得不开始准备下一次选举，因此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并没有结束。1868年11月，由于选举问题导致的政治骚乱迫使军方不得不出面干预，布兰科将军和萨拉萨尔将军罢免了时任总统何塞·玛丽亚·卡斯特罗·马德里斯，并将吉米恩斯·扎莫拉扶上了总统的位置，然而吉米恩斯马上就对军队反戈一击，他上任后不久立即发布了一项法令，将军队置于战争部的直接控制下，以加强政府对军队的直接控制，然后辞退了布兰科将军和萨拉萨尔将军。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870年4月27日，才高兴没几天的吉米恩斯被托马斯.瓜迪亚.古铁雷斯上校发起的另外一次政变给罢免了。
在推翻吉米恩斯后，瓜迪亚起初决定任命布鲁诺·卡兰萨·拉米雷斯组成一个制宪议会，但因为卡兰萨与他之间的不和，前者很快就辞职了，因此瓜迪亚只好自己接过总统的位置。虽然是一位军人出身的总统，但不同于他的那些考迪罗同僚们，瓜迪亚思想还是要开明的多。1871年，他批准了一项政治宪法，称为《1871年自由宪法》，该宪法在哥斯达黎加一直被沿用到1948年才被废除。 在其中，共和国的三项基本权力得到了加强，并保证了国民的宗教自由，废除了死刑，1871年的宪法被认为是哥斯达黎加自由主义的基石。瓜迪亚还继承了之前历任哥斯达黎加政府的举措，继续大力推进教育和发展经济，并从英国借款，在1871年开始了修建大西洋铁路的计划，但是，由于技术困难，缺乏资金和腐败，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完成。
1871年5月11日，在瓜迪亚的命令下，颁布了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军事法规。 该法规阐明了士兵和军官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纪律和规则，并规定了违规情况下的惩罚措施。在1886年至1900年之间，其他相关的军事法律和文件也被陆续批准。
由于这项计划的失败，瓜迪亚的任期陷入危机，因此他在1873年解散了国会，并驱逐了他的许多政敌，成为哥斯达黎加事实上的独裁者。1874年，他下令在阿拉吉拉建造了一个新的大型军营，以稳定军队对自己的支持。但是面对越来越强的反对声浪，1876年，瓜迪亚决定辞职，并由埃斯奎维尔·萨恩兹继任，但这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军队总司令的角色，并在幕后继续保持对国家的控制。直到1878年，瓜迪亚再次复出担任总统，并一直担任总统职位到1882年去世为止。
瓜迪亚死后，贝尔纳多.索托.阿尔法罗将军接替了他的位置，索托的政府继承了瓜迪亚的大部分政策，并加强了行政部门的权力，出台了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还推动了教育改革，在建国建立了全面的初等教育体系，1885年，当危地马拉试图重建中美洲联邦共和国时，索托下令调集部队准备应战，但最终没有发生战斗。
1889年，索托在任期结束后试图在选举中作弊，让和他关系密切的阿斯基维尔·伊巴拉担任总统，但是反对派民主宪法党的何塞·罗德里格斯最终获胜。索托一度打算否认选举结果，并动用军队来强行让阿斯基维尔·伊巴拉就任，但是11月7日，大批圣何塞民众在得知选举结果后纷纷自发走上街头，以表达他们对何塞·罗德里格斯的支持。最终索托只好承认选举结果，并宣布下台，11月7日因此在后来成为哥斯达黎加的民主日。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哥斯达黎加又恢复到了稳定的岁月，在这一时期先后执政的几届自由主义政府都将发展经济和民生放在首位之上，在这一段时期里，哥斯达黎加国家剧院、美术学院和药学院等相继建成，并完成了利蒙港的新码头、圣何塞的有轨电车以及太平洋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在国内推广了香蕉种植。但与此同时，以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许多外国公司也趁机涌入哥斯达黎加，特别是1884 年，哥斯达黎加政府与美国商人基思签订合同，以重新完成大西洋铁路的建设工作为条件，允许该公司持有大西洋铁路以及利蒙港码头99年的使用权，同时还在加勒比海一带获得了大片土地，以用于种植香蕉。外国垄断企业的入驻加上1890年至1930年间越来越严重的土地私有化，导致了贫困农民以及城市工人和工匠的不满，使得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能够在哥斯达黎加站稳脚跟。
而在1884年至1914年之间，哥斯达黎加军队也经历了制度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政府向军队投入了相当的预算，以更新装备、招募士兵军官和进行演习和训练等， 在19世纪末，哥斯达黎加军队的人数从1874年的15,000人增加到1900年的大约50,000人，另外在1890年还组建了海军，但它仅拥有一艘亚罗公司制造的15吨的鱼雷艇。
20世纪到来后，和同时期深陷于考迪路统治的其他中美洲国家不同，哥斯达黎加仍然继承了自从建国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他的总统不像邻国那样靠政变上台，而是由正规选举诞生（尽管这些选举很多都是作弊的），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则是：许多哥斯达黎加总统都是律师出身。 在1902年至1940年间，哥斯达黎加有六位总统：阿森西翁·埃斯基韦尔·伊瓦拉、克莱托·冈萨雷斯·维克斯、里卡多·希门尼斯·奥雷穆诺、阿尔弗雷多·冈萨雷斯·弗洛雷斯、弗朗西斯科·阿吉拉尔·巴尔克罗和莱昂·科尔特斯·卡斯特罗拥有律师资格证。 直到1940年，大多数哥斯达黎加总统的形象都是相似的：性格刚烈、执政和决策风格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征，并且喜欢在法律条款上做文章，使得他们的形象看起来更像是公职人员。
阿斯森西昂·埃斯基韦尔·伊瓦拉在1902年成为哥斯达黎加20世纪的首位总统，他是一位杰出而精力充沛的律师，在任期间，他通过严格限制公共支出来稳定该国饱受打击的经济，同时裁撤官职、减薪、裁军，以削弱军队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1906年继任的克莱托·冈萨雷斯·维克斯政府则以廉洁著称，并且充分尊重公共自由，在他执政期间，圣何塞的地下水道建成，铺设了第一条柏油路，全国的公共卫生情况得到改善，通往太平洋的铁路竣工。但这些举措导致了债务飙升，由于财政困难和来自国会以来的反对，里卡多·希门尼斯·奥雷亚穆诺最终在1910年的选举中击败了他，到希门尼斯上任时，对该国政府的军事影响已被抛在脑后，公共自由得到保障。 而随着咖啡、香蕉和可可的出口继续增加，政府收入因海关活动和酒类销售而增加——代价则是以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外国资本在哥斯达黎加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哥斯达黎加的工人和贫困农民则对此极其不满，相关的抗议和罢工有增无减。
1914年一战爆发后，阿尔弗雷多·冈萨雷斯·弗洛雷斯接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欧洲市场对哥斯达黎加关闭了，它的咖啡出口失去了最大的买家，为此国会授权行政部门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缓解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冈萨雷斯对此的对策是创办哥斯达黎加国际银行（从1936年开始，它更名为哥斯达黎加国家银行），以打破私人银行此前对此的垄断。 另外，还创建了农村农业信贷委员会、一般存款仓库、埃雷迪亚师范学校、杜兰疗养院以及商业保险和保险公司法。1915年，冈萨雷斯总统开始了一系列旨在创造直接税的措施，这是一项旨在让经济能力最强的人贡献最多的税制改革，这引起了富裕阶层和外国资本的不满。 1917年1月27日，战争和海军部长费德里科·蒂诺科·格拉纳多斯指挥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冈萨雷斯的政府，打破了持续27年的稳定时期。
蒂诺科上台后不久便操纵制宪会议，自己出任总统。同时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疯狂镇压反对派，国家陷入恐怖状态；并且取消前任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侵吞公款；同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协约国，向德国宣战。为了得到美国的承认，蒂诺科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允许美国驻军；但蒂诺科的政权并没有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承认，美国还宣布了与哥斯达黎加断交作为回应，并在巴黎和会上阻止哥斯达黎加代表签署《凡尔赛条约》。1919年，蒂诺科利用特权将自己晋升为少将。这些举措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任期间，哥斯达黎加国内抗议游行乃至武装斗争不断发生。1919年6月，学校教师及中学生组织反独裁示威，要求蒂诺科下台。8月初，蒂诺科的弟弟华金·蒂诺科被暗杀。8月13日。蒂诺科被迫辞职，将总统职位交给胡安·鲍蒂斯塔·基罗斯·塞古拉，然后流亡法国。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随后主张，由弗朗西斯科·阿吉拉尔·巴克罗担任临时总统职位。 为避免武装干涉，基罗斯于1919年9月2日辞职，阿吉拉尔·巴尔克罗上台执政不到1年，便废除了蒂诺科制定的1917年宪法，并使1871年宪法重新生效。1920年，胡里奥·阿科斯塔·加西亚则在选举后出任正式总统，负责安抚因蒂诺科独裁统治而四分五裂的哥斯达黎加人的精神。 阿科斯塔认为只有民族和解才能使重建成为可能，因此他采取了“原谅并忘记”政策，为此他否决了奖励在独裁统治期间进行反抗的游击队的奖励法，并废除了所有蒂诺科颁布的立法。 阿科斯塔政府时期的社会问题多变：住房短缺、租金高、失业、工资低。 阿科斯塔试图通过一项关于廉价房屋的法律来缓解这种情况。 工人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他们组织了第一个工会，这导致了1921年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一战结束后，由于巴拿马无视1914年怀特裁决所规定的边界界限，使哥斯达黎加决定出兵占领实际上由巴拿马当局控制的科托地区，双方于1921年爆发了所谓的科托战争。2000人组成的哥斯达黎加军队于2月21日至3月5日之间与巴拿马部队发生几次小规模交火，并分成了两个战线，其中在科托战线，巴拿马军队在几天内设法扭转了局面并击退了哥斯达黎加在该地区的行动，最终巴拿马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第二条战线是在博卡斯德尔托罗省，从3月4日开始，哥斯达黎加军队迅速占领了瓜比托、钱吉诺拉和阿尔米兰特等城镇，因为巴拿马军队已经战略性地撤退到博卡斯德尔托罗市。
这场小规模的战争很快在美国干预下结束，虽然这场战争让哥斯达黎加拿下了科托的领土（但没有拿下博卡斯德尔托罗），但在军事上哥斯达黎加军队并没有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加速了军队的衰落。因此从1921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从预算中拨出更多资金用于教育和卫生，结果军队规模被进一步裁减，更多资源被分配给警察，其作战能力急剧下滑，到了1923年，哥斯达黎加政府索性撤销了战争和海军部，将其重新命名为公安部。
在1914年至1920年的动荡岁月之后，哥斯达黎加重新走上了自由主义道路，克莱托·冈萨雷斯和里卡多·希门尼斯这两位前总统复出重新执政，此后他们统治了该国20年时间直到1936年。然而1929年的全球经济萧条再次打击了哥斯达黎加，政府不得不从1930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干预国家经济决策。而由于出口下降，1929年至1936年间该国财政危机恶化，工薪阶层的损失尤其惨重。 这激发了由香蕉工人和工人领导的抗议运动的出现，诸如哥斯达黎加改革党和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等之类的左翼政党也开始出现，并开始逐渐能够在该国政坛上站稳脚跟。
1936年，利昂·科尔特斯·卡斯特罗打破了之前冈萨雷斯和希门尼斯轮流执政的情况，于当年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在他的任内引入了新的银行改革，支持哥斯达黎加南太平洋省份香蕉种植，并建设了克波斯区和戈尔菲托区的港口。他领导的政府常被称为“铁棍和水泥政府”，因其任内开展各种建设项目，包括建造前拉萨巴纳国际机场著称。他是先前几任持保守观点的哥斯达黎加总统的最后一位，他曾考虑进行改革，以使他能够争取连任总统，但由于宪法禁止连任，他最终退缩了。
1940年二战爆发后，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瓜迪亚继任总统一职，卡尔德隆在任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接受了哥斯达黎加共产党提出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纲领，同意执行彻底的民族团结政策，实行大规模社会改革。外交上，卡尔德隆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宣布与德国、日本、意大利三个轴心国断交并宣战，监禁德裔哥斯达黎加人、冻结他们的财产。在此期间，哥斯达黎加亦与当时的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内政上，卡尔德隆规定罗马天主教教育合法化，在小学进行义务宗教教育，得到了天主教会的支持。于1888年被关闭的哥斯达黎加大学亦于1944年复校。并制定了《劳动法》以保障劳工权益。同时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机制。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民的权益，有助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促进社会进步。
因宪法禁止总统连选连任，因此与卡尔德隆同属民族共和党的波兰裔医师特奥多罗·皮卡多·米查尔斯基作为候选人成功当选总统，在任期间，米查尔斯基继续实行卡尔德隆的改革政策，并与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结成同盟，米查尔斯基也因此被认为是卡尔德隆控制的傀儡。而从1946年到1948年，哥斯达黎加武装力量则经历了漫长的削弱过程。 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足够的组织； 经济困难使其无法有效履行职责，并且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投资薄弱，虽然哥斯达黎加在1946年设立了空军部，但因为没有一架飞机可用，所以这个空军其实只能叫做“空”军。
1948年2月8日，哥斯达黎加举行总统大选，卡尔德隆再次参选，但是被民族联盟党的乌拉特·布兰科以55.3%的得票率击败，卡尔德隆则以乌拉特舞弊为由拒绝承认败选。其后，民族共和党控制的立法大会亦支持卡尔德隆的主张宣布选举无效，引发了卡塔戈省等地支持乌拉特的民众大规模抗议，总统特奥多罗·皮卡多·米查尔斯基随后下令逮捕乌拉特·布兰科，并打死了为乌拉特提供庇护的卡洛斯·路易斯·瓦尔韦德·维加医师。
同年3月11日，并未参选的庄园主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在哥斯达黎加南部起义，哥斯达黎加内战爆发，哥斯达黎加政府军及卡尔德隆的支持者在人民先锋党、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支持下对民族解放军作战，而后者则得到了加勒比海军团的支持。但常年军备废弛的情况下，哥斯达黎加政府军几乎毫无作战能力可言，在加勒比海军团的支援下，民族解放军仅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就击败了哥斯达黎加政府军，卡尔德隆被迫与特奥多罗·皮卡多·米查尔斯基一起出逃到尼加拉瓜。
在内战结束后，菲格雷斯发现哥斯达黎加的军队完全混乱，物资储备几乎没有，他们拥有的少数武器也毫无用处，只是空有军队的样子，却没有什么真正的作战能力。
1948年10月11日，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总统通过了哥斯达黎加第二共和国宪法，其内容包括银行国有化，加强社会改革，整合国家选举法庭，赋予妇女和非裔加勒比人口选举权等。而在其中的第749号法令中，废除了作为常设机构的军队。 因此，正如文件所指出的，“第二共和国的创始委员会正式宣布军队解散，考虑到一支优秀警察部队的存在，便足以保证国家安全。”在第1 号法案中，还决定将以前分配给军队的预算主要用于教育机构的发展，此外，贝拉维斯塔军营被转移到哥斯达黎加大学，并将改组为国家博物馆。12月1日，在学生、外交使团成员和国家知名人士参加的贝拉维斯塔军营举行的仪式上，菲格雷斯总统用大锤敲掉了军营塔楼的墙壁，作为该国废除军队的象征。而原来的军队则改组为哥斯达黎加国民警卫队，作为军队的代替品，负责警察职能以及国家的秩序和安全。1949年，由于对废除军队感到不满，国民警卫队曾试图以政变推翻菲格雷斯，但以失败告终。
1955年1月，流亡尼加拉瓜的前总统卡尔德隆在委内瑞拉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的支持下，率领一只1,500人的反叛部队入侵哥斯达黎加，试图夺回政权，对于当时已经没有军队的哥斯达黎加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
卡尔德隆的入侵部队很快占领了哥斯达黎加北部的克萨达城，他们还得到了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空军的支援，其中有一架委内瑞拉的飞机还轰炸了首都圣何塞。卡尔德隆本以为可以轻易打败没有军队的哥斯达黎加政府，并且认为人民会站在他一边，但事实于此相反，哥斯达黎加政府很快动员了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政府支持者组成的准军事团体对抗这次入侵，而且哥斯达黎加人民也站在政府一边。
不久之后，哥斯达黎加政府部队在瓜纳卡斯特击退了卡尔德隆的入侵部队，而为了对抗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空军，哥斯达黎加一边将商用飞机临时改装为军用飞机，一边从美国紧急购买了4架P51野马战斗机，组建了一支临时的空军。事实证明，拼凑起来的哥斯达黎加空军（正式名字是哥斯达黎加国民警卫队航空单位）在击退入侵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在空战里损失了一架P51，但这些战斗机的存在使得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空军放弃了对卡尔德隆部队的支持，此后失去了制空权的卡尔德隆部队最终撤退回了尼加拉瓜，这场小战争以哥斯达黎加政府的胜利告终。
1955年的短暂入侵成为哥斯达黎加至今为止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在冷战时期剩下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逐渐转型成一个小型的福利国家，实现社会正义和国家现代化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哥斯达黎加努力使其农业经济多样化，并从1963年开始通过加入中美洲共同市场进行了初步的工业化，并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民生等投入了巨资，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到1978年底，哥斯达黎加的社会指标已经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水平：人口在1950年至1973年间翻了一番，婴儿死亡率降至每1,000名里20人，老年人识字率达到了90% . 10年后，社会保障覆盖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国家还采取了许多改善人民的政策：低息贷款、工资上涨、合作社激励、稳定的公共就业、教育选择、所有这些都巩固了主要在城市人口中形成的中产阶级，并且吸引了许多全世界的移民。在同时期其他中美洲国家在内战或者国内政治动乱的深渊里挣扎的时候，哥斯达黎加俨然成了中美洲的灯塔国。
在冷战时期，该国实行更积极和灵活的国际政策，该国在古巴革命时期曾为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提供了支援，但后来又和其断交（1961年），虽然哥斯达黎加一直保持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但同时也激烈批评美国支持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的举动。1965年，在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后不久，哥斯达黎加派遣了21名警察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维和行动，这是战后哥斯达黎加首次向海外派遣作战人员。而由于该国没有武装力量，因此美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和平大学均选择在哥斯达黎加设立了总部。
自从1955年击退卡尔德隆的入侵后，国民警卫队的主要职能一直集中在内部安全上。 它的人数最初是1,200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增加到2,000人。 随着规模的扩大，其领导层也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军事角色。 国民警卫队按军事路线组织，全国的七个省各有一个连。 大约40%的国民警卫队部署在首都圣何塞或附近。 这些单位包括大约一个营规模的总统卫队，以及一个由第1连和第2连组成的安全营，这个营的三连则兼作战略预备队、补给连和训练连。其他国民警卫队单位包括全国公路巡逻队交通队和侦探调查队。 自1963年以来，所有人员都在国家警察学校接受培训，其他人则在美国或巴拿马运河区的美洲学校接受培训。国民警卫队的警察职能基本上局限于国家和省会城市，农村城镇和村庄的治安由农村援助警卫队负责。
1955年的失败入侵表示哥斯达黎加仍然需要保持自卫能力，因此国民警卫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轻型步兵武器和支援武器。 尽管正式废除了其军队，但在1950年至1970年间，哥斯达黎加仍然从美国接受了18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和113,000美元的剩余装备。 然而，在1981年，哥斯达黎加政府表示，手头的所有军事装备——包括在70年代中期获得的少量M113装甲运兵车——都已经过时。已知持有的装备包括M16步枪、Ar15步枪、乌兹冲锋枪、勃朗宁自动步枪、勃朗宁M1919机枪（全部为 0.30 英寸）和汤普森冲锋枪。 哥斯达黎加没有任何迫击炮、大炮或反坦克武器。国民警卫队志愿预备队作为其的后备力量，配备10,000人的装备。
1984年，哥斯达黎加颁布了永久中立法，并于1986年将每年12月1日定为军队废除日，1996 年，国民警卫队最终也被解散，由哥斯达黎加公共部队取而代之，这是一支宪兵部队，将国民警卫队、农村援助警卫队和边防警卫队等之前的准军事部队重新合并到一起。 他们现在隶属于公安部，在地域指挥的基础上开展地面安全、执法、缉毒、边境巡逻和旅游安全等职能。 哥斯达黎加海岸警卫队也直接隶属于该部。
2010年至2015年尼加拉瓜与哥斯达黎加的边境纠纷，哥斯达黎加向美洲国家组织（OAS）或国际法院等国际组织寻求帮助，以避免冲突。 另一方面，哥斯达黎加是美洲互助条约（TIAR）的成员国，在任何外国入侵的情况下都可以启动该条约。此外，他在2018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到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拥有一支14000人的公共部队，负责国内治安、边境巡逻、打击贩毒等任务，它由几个部门组成：公共部队、禁毒警察、国家海岸警卫队、国家警察学校、公共部队预备役和空中监视局。公共部队和禁毒警察单位在全国分成18个指挥部，由于其任务性质，公共部队只装备轻武器和警察等机动车辆。此外有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即特别干预组(UEI) 或特别干预部队，这是一支精英突击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特种部队一起训练，但不属于警察部队。 相反，它是直接向总统府部长报告的情报和安全局 (DIS) 的一部分。目前有大约有70名成员，并接受过正规的特种作战训练
空中警戒服务处或空中服务处最初成立于1958年，当时称为国民警卫队航空联队，除了那3架P51外，当时还有一架Beech C-45、一架Cessna 170、两架Cessna 180 和三架Cessna U-17。 后来获得了三架DHC-3水獭和两架贝尔47直升机。在1960年代和 70 年代，部门主要采购了直升机，包括两架西科斯基S-58、一架FH-1100、两架休斯269C和两架贝尔UH-1B。 到 1980年，获得了一架Piper Seneca、两架Piper Aztec和三架Piper Cherokees。 到80年代初期，航空部门拥有七架小型固定翼飞机和五架直升机，它后来并于1994年更名为航空警戒处，当时拥有15架飞机。它目前的任务是：“为警察部队执行安全行动、人道主义任务、政府官员的调动提供空中支援；在该国的机场提供安全和监视，以保护国内外公民。”
一些最常见的任务是将需要紧急医疗服务下的平民运送到首都的医院，以及帮助开展禁毒战争。 许多打击贩毒的活动是根据与美国的联合协议进行的，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和海上。根据立法议会尚未通过的一项新法案，该警察空军联队的新名称将是Policia de Vigilancia Aérea（空中警戒警察）。目前它在国内有三个基地，装备有15架固定翼飞机和7架直升机。
海岸警卫队成立于1949年，最初由几艘90英尺快艇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救援拖船组成，后来在 50 年代中期增加了三艘小船。 到1980年，部队增加了六艘快艇，一艘100吨，五艘36吨。 而在新世纪后，哥斯达黎加海岸警卫队接受了7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二手巡逻艇，目前它的任务主要是巡逻哥斯达黎加海岸线，并打击贩毒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