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虎｜水墨之界—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

【艺术家简介】

王建虎，1979年生，甘肃会宁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军旅画家。先后就读于中国国家画院、人民大学画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师从著名画家刘大为、任惠中、陈嵘、李翔等，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刘大为工作室画家。

【作品鉴赏】

“中国西部”的水墨风度

——王建虎人物画述评

 金肽频

王建虎是本质意义上的西部艺术家之一，他的人物画在视觉构成上以线条和水墨的灵性为核心，以色彩助神，吸纳西方艺术造型的特点，最大限度地还原物象到中国西部苍天厚土的精神视野，从而极有蕴含地激活了生命直觉和生命能量在艺术空间内的凝聚，保持了独有的当代水墨风度。

“天出其精”：书法线条写形

    王建虎对西部水墨人物画一往情深，缘于20余年的军旅生涯。出生于甘肃，现又扎根于西安，西部地理人文情怀共同孕育了他迥异于常人的绘画理路和美学风格。

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承载之地，人物画自先秦时代就立足于这片黄土地。中国传统美学自古以来，专注于绘画中的形神问题，人物画尤其如此。远在春秋战国时的管子，在《管子·业内》中就曾指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这是中国绘画“形神论”产生的源头。庄子对“形神”又做了阐发：“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由“精气”即道构成，是形与神的统一体，由此成为古代人物画千百年的创作指南，以致于现在仍有很多画家满足于“形神兼备”理论。实际上，人物画的最高境界是“形神互动”，现代人物画的发展已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王建虎就是这个行列的画家之一。他的藏族人物系列画，早已越过对“形”的追求，也越过“形神兼备”这一人物画的成熟理论，走向“形神互动”的新阶段。如《才道》《祈福》《六叔》《次仁拉珍》《戊戌冬月》《晨韵》《藏族老人》作品，画家不用墨线勾勒，也不用精细的线条，而是直接使用书法线条，勾勒、书写、描绘等本应一次次完成的动作，被王建虎以书法家“作一笔画”的姿势，直接完成了创作，这在《戊戌冬月》《晨韵》《六叔》中特别明显。《戊戌冬月》姑娘服饰的衣褶、头发包括发髻，乃标准的书法线条，且以中锋为主，兼少量侧锋，以淡墨为主，兼少量浓墨，便将一位藏族姑娘的造型生动传神地刻画出来。《晨韵》与《戊戌冬月》近似，但《六叔》这幅作品除去书法线条的勾勒之外，还用了大块浓墨的泼擦，以墨的边缘作为人物衣服的自然外型线条，这种一次性笔墨成型的人物画，对画家的功力要求是非常高的。王建虎曾师从著名画家刘大为等国内名师，多年部队军营生活的磨炼与精神的砥砺，耿爽的个人性格，与高原藏族人物画的风格融合生成和谐的统一体，因此，他不断尝试将善于抒情性书写的书法用笔作为人物线条的基准，并非简单、刻板地临摹绘制，从而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和水墨风格。

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这是王建虎人物画的一个思考基点。书法用笔上，他主要借鉴了魏晋时期名家陆探微的笔法。历史上的陆探微，用书法“作一笔画”的笔法特点，可以“连绵不断”地绘制，使书气画意相互贯通于整个创作过程，也使这一过程实现了书画“同法”。张僧繇的人物画亦是如此，《历代名画记》曾具体评道：“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这一段话，给王建虎带来极大的启发。所以，他在画藏族人物时特别注意人的姿态控制，特别注重人与背景的关系协调，达到意象天然的效果。在这方面，《饮水思源》《雪域风情》《格桑拉姆》等具有代表性。《饮水思源》中一位藏族姑娘，神情专注地往木桶里舀水，而桶前的河水，画家只用了简洁、较淡或浓淡相间的线条，勾勒、拖曳、回环，就将流水的鲜活性表现了出来。身后不远处，又用湿润的淡墨斫拂扫擦，犹如天幕低垂，人与背景天然合一，雍容调畅，天趣顿生。其实画人物时，最忌讳的事就是画家“目想毫发，皆无遗失”，太追求面面俱到，而不知“意在切似”，王建虎深深懂得这一原理，“意思横逸，动笔新奇”，才使他的人物画通达空灵，天生妙趣。

“地出其形”：水墨表现为上

王建虎的水墨人物画具有浓厚的西部家园意识，他将视觉的直接性投放在西部大地之上，因而画面里不但涌动个人内心的韵律和张力，而且洋溢着华夏文明强烈的生命力，这从他人物画的另一大类可以看到：古代名士或仕女题材。如《访友图》《松林雅集图》《心如明月》《夏日荷风》《丽人行》《腊梅问春图》《荷香如梦》等，这类人物画与藏民肖像画相比，略见风格相异之处，传统性稍强一些。但线条仍是书法的用笔，简练，概括性强，寥寥几笔，就将雅集聚会的士人刻画逼真，或摇扇，或抚琴，或下棋，或端坐，或思考，皆神情毕现，而处于画面核心位置的仕女形象，激活了整个画境语言，使画中人物处在动静的交融之中。仕女下曳的裙袖，用线流畅轻松，很好地表达了肌肤的柔嫩感。王建虎对线条的粗细、缓急、疏密的节奏关系和艺术效果，均进行了有效的把握，并使这种把握与造型对象的不同质地和性状相统一，体现出画家的画道意识和人文修养。

中国人物画存在“重神轻形”的美学思想，这使得古代的艺术家们在追求“形”的过程中，有过很多艰苦的探索，比较经典的哲性词语就是“以形写神”，突出“形”的重要性，通过“形”的此岸到达“神”的彼岸。中国绘画对“形”的把控与西方艺术相比，有很大差异，西方画家基于现实人物的结构、肌肉和骨骼比例关系，对人物做出尽可能逼真的刻画，而中国画家在对“形”的描绘中，追寻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内涵，或者按照“神”的要求来塑造“形”。正如张彦远所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王建虎在继承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特点同时，适当吸纳西方艺术的造型特征，如《六叔》《戊戌冬月》《次仁拉珍》，有着水墨雕塑的立体造型美感。书法线条勾勒外型，间用大块的浓墨刷擦渲染，使墨本身具有二维空间度的存在，再施以少量颜色，突出衣袖、面部或帽子等重点部位，彰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命姿态，使画面语言样式与造型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而掌握好人物画用笔“缓”与“疾”的哲学关系，始终是王建虎优先思考的方向。《访友图》《松林雅集图》《心如明月》《夏日荷风》《丽人行》《腊梅问春图》《荷香如梦》等等，线条都很简练，毫无拖沓之感，每幅画的中心感令人印象深刻，如《访友图》，一位手抚琵琶琴的仕女端坐中间，左右及前面坐着四位姿态各异的士人，有茶具，有卷册，有蒲扇，画面里主次关系分明，一看就是经过了画家“意存笔先”且“运思精深”而成的构图，画情、诗意、笔法三位一体，打动着人的心弦。如《松林雅集图》《心如明月》中，仕女飘逸的身姿、飞舞的裙带与线条的运行融为一体，画面里“缓”（静）的一面让人隐而不觉，而“疾”（动）的部分犹似一次爆发式的即兴创作，以非常强烈的趋势和倾向展现了出来，真正达到张彦远所描述的“循环超忽、调格逸易”状态。王建虎“缓”与“疾”的交替用笔以及由此产生的节奏感，焕发了笔墨运用的气力格调——它托举着人物的造型并循环、弥散在四周，造成一种“风趋电疾”的审美效果。

王建虎善于笔力爽利地刻画人物形象，与他对书法的钟情密不可分。在《才道》《访友图》《松林雅集图》等作品中，题款上王建虎有意以书法补白，将书法线条的柔韧感从画面里扩散到空白地带，形成与画面呼应的笔墨语言，增加了画面的和谐感、文化感、归宿感。中国水墨人物画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历经徐悲鸿、林风眠、关良、蒋兆和等现代名家“西风东渐”的变革之后，当前无疑又站在新的发展路口。仅仅依靠传统笔墨语言并不能解决当代问题，而一味盲目借鉴西方造型艺术的手法，也并不能带给中国人物画以现实活力，缺少生存的当即语境。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新时代的画家，要走出“以形写意”的传统范畴，也不可圉于西方造型艺术的藩篱，而必须在形、象、意三者之间搭建现代笔墨的桥梁，托举着新的造型架构，融合民族性、世界性、现代性，使整体意境的营造与时代语境互文共动，在此方面，希望优秀的青年画家王建虎先生可以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者简介：金肽频，著名艺术评论家、作家、当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