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C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crisis in capitalist society）

马克思主义者在传统上认为危机是社会运转的规律发生了故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故障被认为是由积累进程导致的，而积累进程则取决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参看

经济危机

条目）。但必须划清局部危机或局部衰退与导致一个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革的危机界限。前者是指象商业—政治周期这样一种现象，它意味着继表面上不断繁荣的景气后出现的经济活动急剧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的惯常的特征。后者是指一个社会的基础或有机规律遭到破坏，也就是说，那些决定着经济和政治活动（除了其他活动以外）的范围、限度及其变化的社会关系遭到腐蚀或破坏。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规律等同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且把这种社会的根本矛盾表述为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假定马克思的看法是正确的，那末就会提出以下的问题：过去百年来的事件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据以支配社会动态的方式？危机的逻辑是不是已由受危机困扰的增长和不稳定的积累的发展方式变成了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它对社会斗争的形式又产生了什么后果？ 马克思准确地预见了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的总趋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证明了企业和实业是如何逐渐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的（见“参考书目”③、⑮）。虽然根据许多部门（竞争的和垄断的私营部门，剩余劳动部门和国营部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是有益的，但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企业和实业的命运是相互联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网状体系顶多只能确保脆弱的经济平衡。经济生活的任何失调或混乱，都可能潜在地浸透整个体系。比如，一个大企业或银行的破产就会影响到许多貌似健全的企业、整个共同体乃至政治的稳定。因此，如果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要得到维持，就需要有国家的全面干预。从这个角度来看待20世纪的国家活动的发展，扩大“干预主义的机制”就应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体系内部的变化所导致的日益广泛的影响（政治商业周期的低潮和高峰时期的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和（或）外部因素的冲击（比如，由于国际政治事件而导致原材料短缺），都必须认真地加以对付。 调节经济活动和保持发展的长期企图，即与凯恩斯和财政货币管理思想密切相关的企图，已使国家的干预深入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参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条目）。国家的干预本身已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表明，即便某些特定的国家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成功地把经济波动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那也只是靠把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往后拖延而实现的（见“参考书目”④）。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各个政府和国家都要承担越来越大的生产成本份额。此外，政府和国家为实现其越来越多样化的作用，也不得不扩大其官僚结构，从而增加了内部的复杂性。这种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反过来又需要加强合作，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国家的预算。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和从资本市场上借款为自己筹措资金，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会妨碍积累进程和危及经济增长。这些抑制性因素已造成几乎永久性的通货膨胀的局面和公共财政危机（见“参考书目”⑦）。如果国家不能在它所碰到的制度上的抑制因素范围内提出适当的政策战略，结果就很可能形成一种使政策和计划不断改变而又不断遭到失败的局面（见“参考书目”①）。这些问题有深刻的结构上的原因，所以象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右翼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扭转其发展进程。 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哈贝马斯（见“参考书目”④）和奥菲（见“参考书目”⑧）论证说，即使各种经济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不导致战争和使当前一直存在的核灾难威胁变成现实，西方的阶级民主政体也会面临日益深化的合法性危机。国家将陷入种种矛盾，对经济的干预虽不可避免，但对经济实行政治控制却要冒向整个社会制度的传统合法性基础——即只有各个个体在竞争的孤立的条件下活动以及在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目的，才能恰当地实现集体目标的信念——进行挑战的风险。国家对经济和其它领域的干预，会引起人们对选择、计划和控制这样一些问题的关注。“国家的手”比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要明显并较易于看破。一般的居民会认为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政治化了，即落入国家（通过政府）的潜在控制范围。这一发展，反过来又对国家提出比以往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参与审议各种决策。如果这些要求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得不到满足，那末国家也许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关于收入、关于控制工作场所、关于国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及质量的斗争，也许会超出现存经济管理和政治控制的制度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排除要求根本变革这种制度的可能性。但这种变革不可能起因于象举行起义来推翻国家政权这样的事件，而可能是一个不断腐蚀现存制度的再生能力和逐渐出现替代制度的过程。 那些拟订这一方案的人，倾向于削弱使人们的社会经验破碎化、原子化，从而个人主义化的各种社会力量。象差别工资结构、长期通货膨胀、政府财政危机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它们把经济危机的影响分散到诸如消费者、老年人、病人和中学生这“类”人身上去——这些因素都是旨在不断分裂阶级反对阵线并使其变得难于理解的一系列复杂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参考书目”⑤）。这些趋势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在许多西方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的“合作安排”。国家在力图维持现存秩序连续性的过程中，有选择地支持那些默许和拥护对国家说来极为重要的集团，垄断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这些“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集团”（工会或行业同盟）的代表将日益介入，与国家的代表一起，通过完全非正式的、议会外的协商程序，来共同解决影响政治安定的威胁性因素，以增进他们的集团的利益（见“参考书目”⑫、⑩和⑧）。这样，在那些强大的集团之间便实现了“阶级妥协”（见“参考书目”⑥）；但这却是以牺牲如老年人、病人、非工会成员和非白种人的脆弱团体的利益，以及牺牲那些在经济上不再重要、只有“日趋衰落”产业的脆弱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斗争的主要阵线可以不断地被分化。在这些情况下，政治后果依然是不确定的。 但是却存在着可能加剧严重危机的重大趋势。这种合作安排所反映的对统治集团的偏袒和三方在讨价还价后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将影响较脆弱的团体对选举和议会制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许是政权生存所需要的。更重要的是，合作安排会影响群众对在传统上疏导冲突的各种制度的接受，比如政党制和集体交涉的惯例。因此，这种新的安排也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反对现状的运动的形成。这些反对现状的运动的基础就是那些被排斥在重大决策进程之外的人，如车间工人和工人代表、关心生态问题的人以及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见“参考书目”⑨）。 然而，不能把上述趋势理解为可以不受国际条件和压力制约的东西。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生离不开国际市场，而且越来越依附于国际贸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所无法控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联系的复杂性（见“参考书目”⑭），在先进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对称的经济发展和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将可能加剧关于谁是经济世界的中心、谁是边缘以及谁控制什么样的资源这样一些斗争。不应忽视的是，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所具有的高度偶然的、固有的危险性质，这种危险性质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虽就存在了，但却受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刻影响（见“参考书目”⑪）。 因此，为了理解当前的危机趋势，就必须有区别地分析制约当代社会政治并构成其背景的国际形势。恰恰是国家舞台的各种进程和事件——特定国家形式的危机，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出现，各个政权、政党以及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国际形势发展的相互交错，业已成了影响社会有机规律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危机的主要决定因素（见“参考书目”⑬）。但是，还很难看出这样一种说明如何能采取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形式及其所强调的重点。如历史是生产力的逐步累积的产物，或历史是各个社会通过阶级斗争逐步演变的产物（见“参考书目”②）。各个社会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发展，似乎已突破了这一概念图式的界限。 （DH）

参考书目

① 迈克尔·贝斯特和威廉·康诺利：《政治化了的经济》，1976年英文版。 ② 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年英文版。 ③ A.R.L.古兰德：《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发展趋势和经济结构》，1941年英文版。 ④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1973），1976年英文版。 ⑤ 大卫·赫尔德：《危机趋势、合法性和国家》，载约翰·汤普森和大卫·赫尔德合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辩论》，1982年英文版。 ⑥ 大卫·赫尔德和乔尔·克里格合著：《国家理论——某些对抗性的主张》，载斯蒂芬·波恩斯坦等编《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1982年英文版。 ⑦ 詹姆斯·奥康纳尔：《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年英文版。 ⑧ 克劳斯·奥菲：《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1972年英文版。 ⑨ 同上作者：《自由民主党政治中的形式与内容的脱节》，1980年英文版。 ⑩ L.潘尼特：《自由民主制中的社团主义的发展》，1977年英文版。 ⑪ 吉安弗朗哥·波吉：《现代国家的发展》，1978年英文版。 ⑫ P.C.施米特：《西欧的利益调介方式和社会变革模式》，1977年英文版。 ⑬ 泰德·斯科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年英文版。 ⑭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974年英文版。 ⑮ 保·巴兰和保·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主义》，1966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