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上海：从市镇到通商口岸：1074-1858》

（个人学习向的摘录，侵删）

P12-13

        以下章节将会论述，上海在1843年之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城镇(尽管它是中国20个大城市之一1B,但它远非一个渔村),即使在开埠之后，西方人占据的也只是有意孤立出来的一小部分城市。我同意，从概念意义上将1842年划为分水岭至关重要，它确实在贸易和条约上改变了某些官方立场。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中国官员势必对英国人所谓“伟大的通商计划”1的关注要慢得多。不过，1843年之前，至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机制在各自的框架内持续有效运转。

        1843年在上海的中国官员主要考虑如何将外国人纳入既有模式，从而吸收、消化并控制。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目标，对待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就像对待另外一个“外来”商帮(即来自本地辖区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商人),为他们创建“会馆”(行会),说服他们自行征收关税。外国势力在上海的最初15年间，中国人在这些政策上的成功甚至很可能助长了负责“制夷”方面的高层官员一定程度的自鸣得意，他们在中国传统外交语言中暗示这些“蛮夷”被“归化”了。按照中国标准，这些外国人的行为表现就像其他任何被“羁縻”的蛮夷，因而对潜在的帝国主义的威胁感觉迟钝。

        正当政府官员对太平天国运动伤透脑筋之时，1853年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而在上海的外国社区引进了新事物。1854年，外国社区建立了自行征收关税的新机制，设立海关外籍税务司署，这个机构被证实是与中国官员预想的包税制操作大相径庭的。接踵而至的是，西方人成立了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奠定了内部行政自治的基础，有效废除了之前在外国租界的“会馆”制度，启动了独立的外国自治体的发展。

        尽管如此，从1843年开埠到1949年中国胜利的100年间，上海仅将有限区域内划为西方“租界”或“居留地”,即使在西方介人的高潮时期，外国人在整个人口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虽然受西方影响的建筑遗迹主宰了外滩的天际线，并星星点点散布在整个城市景观的其他角落，但是，今天到访上海的(西方)游客仍然会对这座城市如此中国化而惊诧万分。

        我在本书中选择不将论题延伸到20世纪，而是止于1858年，因为那时决定上海未来发展轨迹的关键机制大多已经到位，城市的未来已经确立。

        1860年太平天国的军队在江苏省东部地区推进，攻陷苏州，大量难民涌入上海。难民潮造成上海人口急剧膨胀，导致城市迅速增长、土地投机，像李鸿章一样的清朝官员则展开密集军事行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上海和江苏省的治理发生改变，李鸿章获得该地区的主导权，先是作为军事统帅，后来成为江苏巡抚，最终成为上海的主要企业家，他的统治延续了几十年。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近代中国两个公共租界之一(另一个是鼓浪屿公共租界),也是上海的两个租界之一(另一个是上海的法租界)。d满的公共租界在中国相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一译者注工部局意为市政委员会，是设置于租界、相当于一种行使行政权的机构。因与清政府的工部类似而名为“工部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当局。1854年7月11日，依据新修订后的《上海十地章程》,由上海租地人会选举产生首居工部局1943年汗精卫伪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后不复存在。——译者注

 

P14-P15

        西方人对上海历史的传统观点是，在英国人抵达之前，上海不过是一个“渔村”或者，按照1860年代一本旅行指南手册的说法，上海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中国三线城市"(third-tier city)。一些学术研究，尤其西方人以上海为背景的各种小说和回忆都在强调渔村变身为新殖民主义大都会的神话，从西方生活方式的视角中勾画一种时而惊艳、时而浪漫的“旧上海”情调。

        然而，这个神话在中国传统中也有一个不同的、完全本土的渊源，它甚至比在西方流传的起源还要悠久。上海旧称“沪”,暗指“沪渎”。在唐朝之前，沪渎是一个位于松江边上沼泽地的村庄，当地传统认为它就是上海的前身。从地形上来看，当时整个地区比现在更加靠近海洋，沪渎一定是位于沿海沙丘的后方、靠近当时为松江河口的沼泽滞水。沪渎得名于一种叫“沪”的捕鱼装置，渔民将捕鱼的竹栅插在浅滩中(即捕鱼水闸),形成沼泽排水的小沟渠。沪的村庄历史无法考证，但在唐朝的某一时间点h,一个叫“上海”的城镇出现了。

        上海的渔村形象到了宋朝早已不合时宜。宋朝晚期，上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河港和海港；它在元朝得到繁荣发展；到了明朝和清初，它在商业和棉花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从康熙时期(1662—1722)开始，上海除了作为棉花生产的中心之外，还恢复了先前的海港功能，成为苏州的(出海)港口，而苏州盛产丝绸、棉布、纸和其他手工艺品。整个18世纪，上海不仅日益参与内地和沿海的贸易，而且其商业活动注定要走向国际市场。到19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间，早在第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涉足上海之前，上海已经位居中国排名第20位前后的大城市之列。

 

P33

        尽管今天松江已缩减仅为一条小溪，但历史上它曾经是长江以南的主要河道从太湖一直奔向大海。松江在抵达大海之前分流，其中一条分支河道被称作“青龙江”。青龙江的河口汇聚了华亭县周围沼泽地支流的河水，形成青龙市镇所在地的河口湾或港湾。参考资料含糊地提到一个位于海岸附近某处沼泽地、被称作“沪渎”的村庄。或许因为它暴露在外的位置、稀少的人口以及有限的经济，沪渎在唐朝一直无足轻重。

        随着该地区人口不断兴旺和增加，新的行政建制产生了。在隋朝和唐朝早期上海地区处于两个邻县的边缘：位于西北部的昆山县(从古娄县发展而来)和南部的海盐县。相应地，到唐朝中叶，一个新的县即华亭县被合并进来，成为江南东道苏州府的一部分。华亭县的市镇是松江镇，位于松江支流黄浦江上的县南。

 

P41-44

        当青龙镇失去了河流，失去了港口，失去了商业，上海反而得益。黄浦江袭夺旧青龙江南部沼泽的引流。12世纪的地图显示，当时两条溪流大小大致相同，但是随着一支消失，另一支则增大了。黄浦江最初是一条小溪，或从某种程度来说，像是一个人工排水道。目前的河道显示，它有可能是旧时隋朝堤堰的位置；通过引流筑堤，不断拓宽加深，以及河流的自然冲刷，到宋朝时期，逐步发展成为松江的一条相当规模的支流。唐朝时所建的村庄靠近隋朝堤堰，位于黄浦江的西岸。当时，松江仍然直接往东流入大海，沪渎的位置相比现在更靠近大海，上海的名称在字面上意为“海的上面”,倒是更贴切当时的情况。

        宋朝时期，村发展成镇；1074年，官方的正式建置为市场集镇，即“镇”;1159年，提升为市场城市，即“市”。关于上海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几乎没有确凿的信息。盐是当地主要的物产，辅以芦苇和捕鱼。上海市镇是华亭县的一部分，农业繁荣，手工业生产增长，小商人和商贩比比皆是。

        随着华亭县人口的迅速增长，旧时的行政单元明显太大。当元朝政府掌权之后，它对宋朝行政结构做了调整，将原来人口过多的县进行划分，形成新的县。上海由此得益。1292年，当华亭县北部的五个乡被划出时，形成新的上海县，上海市镇被定为县城。与此同时，13世纪晚期，上海设第二个市舶司；仅几年之后，青龙镇的市舶司就永久撤除，上海成为江南下游区域唯一的市舶司。1294年设县学；1298—1308年间设新的税关；到元朝成立初期，上海县的人口已超过64000户。建置地位的变化有区域意义：青龙镇属于苏州府，是浙西路的一部分；但上海属于松江府，是浙东路的一部分。自此，西边苏州府的损失演变为东边松江府的收获。

        由于上海位于松江之上，继承了青龙镇遗留下来的南洋航线，但是和青龙镇一样，上海的港口也受制于淤积堵塞。14世纪晚期，当元朝日渐衰退，张士诚的叛军占据了上海的领地，这个短暂的政权忽略了疏浚和治水的日常琐事。由于没有坚持疏通河道，松江下游部分连带上海港很快淤积堵塞。沿海潮水倒流携带的泥沙混合着淤泥，造成自然沉积成倍地增长。到了明朝初期，松江下游和上海港的水位已经极浅，航船根本无法抵达大海。商业航运转移到浏河口；由于浏河口处于上游的位置，不那么容易淤积。

        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故事果真如此的话，或许早在明朝初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永乐(1403—1424)初期，上海的命运出现了关键的转折点：1404年开始大力实施河流疏浚。负责治水的官员认识到，河口退潮携带的泥沙是堵塞河道的主要祸首。宋元时期，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税收，多次对河床进行疏浚，但是淤泥总是再次堆积起来。政府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分析了松江下游的若干河道之后，决定把疏浚力量集中在黄浦江的延伸段枫家泾(意即“枫家小溪”),这条溪流在城北汇人长江。就这样，松江的主河道改道，它不再直接往东注入大海和沙滩，而是在上海折向北部，汇入长江河口。该工程一经完成，长江的潮汐阻止了泥沙倒灌进入新开挖的河流，而松江和黄浦江的水流汇在一起，有利于保持它们共同的河道畅通。在接下来的400年间，这个工程成功地稳定了该地区的主要水道。

        我们难以估计河口位置的改变在航运上的影响。从长江以南进入大海，这个位置曾使得任何北洋航线都几乎没有可能性，现在松江先汇入长江，促使北洋航线和南洋航线均可出入。以前为了避免长江的逆流和潮汐，北洋航线的航船离开松江的话，必须被迫先向南航行，然后绕道往东，远至100里外，最后才向北行进。河道改变之后，航船随波行至大海，然后可以选择往北或往南。

        到清朝时期，原来的青龙江完全消失了，但是从图4可以看到，明朝水利专家设计的松江河道得以保留，现在称为“吴淞江”。吴淞江从太湖向东，流至上海，和南部的黄浦江汇合。汇合后，主河道在上海上方折向北部，在离开长江下游大约12英里(19.2公里)的小镇吴淞口汇入长江。从上海到吴淞口的主要河段被称作吴淞江而不是黄浦江；1832年，早在欧洲人最初几次抵达上海时就这样称呼吴淞江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404年的疏浚工程拯救了上海之后不出几年，这座城市的运气就急转直下。上海从宋朝开始崛起到明朝早期，它的繁荣主要依托其港口，因此它得以替代青龙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永乐年间的疏浚工程得以实施。上海周边的内陆农业生产并不是上海最初崛起的重要因素。它的大量土地尤其是黄浦江以东，太过沙质或含盐，以至于不适合种植水稻，只适合于生计农业。虽然有一些桑树种植和养蚕，但是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芦苇收割则用来编织苇席和篮子。

        宋元时期，制盐是主要产业。元朝时，共有六个重要盐场，每年产盐2500斤，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捕鱼仍然是沿海人的主要生计。但是，这些当地物产没有一项在上海的商业功能中显得特别突出。因此，上海周边的内陆地区长期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直到棉花成为一种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

        明朝后期，松江和上海的人口都有所缩减。缩减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初的皇帝实施的政策。首先，洪武皇帝坚决要惩罚那些曾庇护他的敌人的地区，苏州府和松江府因此被罚以重税。例如，松江在整个帝国的耕地中仅占0.6%,却要缴纳超过全国总体税收的6.5%。第二个对苏州、松江和上海地区产生严重后果的决定是，永乐皇帝将明朝京城从附近的南京搬迁到遥远的北京。就政府职能而言，迁都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又一次边缘化，尽管它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中心。紧接着，海上商业限制、沿海地区人口减少和海盗袭击进一步缩减了当地的县。下一章将详细讲述，面对全面衰退、航运损失、海盗袭击和其他灾难，松江府却在明朝继续拥有一定程度的稳定甚至繁荣，这只能归功于棉花生产了。

 

P122-125

        罗威廉分析了清朝时期在汉口的单一型和复合型行会之间的区别。单一型行会只有一个功能，或为“同乡会馆”,其会员来自某一个原籍；或为"同业公所”,专事某一项手艺或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单一型行会发展成为复合型行会，要么在内部细分，要么从外部整合分支，以便它们能够实现多种功能。

        根岸佶对上海行会组织的研究区分出三种类型的行会：①基于原籍纽带的行会(基本上是“会馆”);②基于原籍和同业的行会；③仅基于同业的行会(基本上是"公所”)。通常相对独立存在的“帮”,其分支受财务、派系或有时是个人利益的影响倾向于或凝聚成一团，或分裂。

        概观迄今所讨论的三种行会：从我们知之甚少的嵯业行会来看，它似乎是一种简单的同业(公所)类型的组织；相反，关山东公所无疑被视作一个复合型行会，因为它同时结合了同业和同乡的特点。根据根岸佶的分类系统，嵯业公所应该是第3类机构，而关山东公所则是第2类的机构。商船会馆结合了同业和同乡的功能，也归入第2类

        这些行会彼此在北洋航线上进行豆饼和棉花贸易的直接竞争。商船会馆最终胜出，体现在这个行会后来成为上海最强大的行会之一，一直活跃至20世纪，而关山东帮却在道光时期之后从记录中消失了。

        自明朝晚期以来，在上海运行的众多浙江帮则展现出一种不同的组织历史。这些"帮"一般由来自宁波、绍兴或杭州的商人或创业者组成，他们活跃于特定的服务行业，例如售卖木炭、提供新鲜肉类和鱼类，或以钱庄银行业者活动；有些人从事运输或造船(在宁波，早在宋朝这就是主要产业了)。在上海，“浙帮”基于单一的地区和有限数量的行业，其存在的初期就倾向于排他性。

        在18世纪，随着原籍浙江的人数在上海的增加，绍兴帮和宁波帮同心协力，联合组成行会。第一个浙江同乡行会是浙绍公所(浙江绍兴),它成立于1736年，位于穿心街。其会员活跃于钱业、运输和大豆及煤炭生意。行会的办事处原先位于城内北门的一条街道上，即使后来行会的其他设施建在城墙外面之后，它仍然留在原址

        紧随浙绍公所其后的是1796年建立的四明公所，它也是上海最强大的行会之一虽然这已到浙绍公所成立60年之后的嘉庆时期早期了。其中一些会员来自几个先前就已存在的“帮”,特别是来自宁波地区的“大宁帮”;其他的则从较早且更“精英"的浙绍公所中分离出来，这是许多内部分裂之一，产生了新的行会。四明公所在超过30亩的土地上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会馆建筑群，相关的墓地占用了另外的土地。主要建筑群位于县城北门以西的土地上，后来被法租界征用。它非正式地被称为“宁波商会”,其成员参与金融生意、零售、屠宰、煤炭、烟草、鸦片、航运、造船和建筑业。

        据上海历史学者杜黎解释，浙绍公所是由来自绍兴和宁波(早期绍帮和宁帮)的商人建立，目的是促进其会员利益；会员是店主和船东，它不包括较低的阶层。相反，四明公所起源于浙帮的会员，它吸收了各阶层成员，有十倍之多的人数，从经理到手工业工人，只要他们来自宁波或绍兴。它的目的是为各阶层提供慈善服务，提供宿舍、祭拜堂、寄柩所和墓地。在一定程度上，民粹主义的四明公所与更精英的浙绍会馆的分离源于利益和目标的分歧，不过当然也是由于现实的驱动：即18世纪晚期越来越多宁波、绍兴地区的工人涌入上海，在旧组织内他们却没有资格成为会员，其中包括由宁波方氏家族°带领下新来的团体。

        浙江商人和创业者一直活跃在当地的服务性行业的行会中，例如银行业和屠宰业。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并不孤单，而是和来自苏州的团伙及由上海本地人组成的“本帮一起合作或者与之竞争。在他们所建立的行会中有：乾隆年间由上海和宁波的店主、鱼贩和屠夫33组成的“鲜肉公所",以及由来自宁波和上海的钱业或钱庄庄主建立的“内园钱业公所”。自明朝后期以来，这些行会的一些组成部分，即“帮”,一直活跃在这个城市。行会在1709年康熙年间就造了第一个会所，但是直到乾隆后期，它也没有在县衙正式登记在册。它的办事处位于城隍庙西园的院落内，被称为“内园”,行会会员每日碰头核对收据、清算账目。仅它所处的位置就说明它在上海县城及其当地利益和居民中具有高度的认同。

        在上海的同乡会馆中，似乎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些会馆组织复杂，例如厂东帮和商船会馆，它们同时具有同乡和同业的特点，其会员来自几个不同地区，但主要是由同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另外的一些公所，例如浙绍公所和四明公所，主要是同乡联合会，尽管包括了不同行业的成员。因此，即使是在上海最初建立的一打行会中也没有一个是单一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每个组织都有其独特性。总之，就如1918年的地方志提到的，根据会馆和公所之间通常的区别，不可能分辨出其组织的性质。

        鉴于上海行会复杂多样的性质，也许最有用的区别既不是基于会馆和公所的命名，也不是基于复合型和单一型之间的组织差异，而是基于地理位置——行会的会址在城墙内还是在城墙外。早在康熙时期，在上海出现了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地域差异，到了嘉庆时期这一地域差异就变得清晰可辨。笼统而言， "城里人"指上海县登记在册的居民，而"外来者"严格地说是指主要住所在其他地方的移民。因此，来自关东和山东的商人组成的关山东帮显然是“外来者”;组成大多同业联合会的上海当地商人则属于"城里人",即使行会会员包括了一定比例注册在其他地方的“外来者”。城里人在城内设他们的行会，最常见的是在城隍庙的园林中；外来者则在城墙外城门以东、以北和以南的繁忙郊区。

        虽然规则是外来者位于城墙外，但是有个例外最值得注意，即浙绍公所。它由浙江的商人组成，自1736年以来一直在城内的穿心街设有办事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首先，浙绍公所属于上海最早建起的行会，当时地域原则可能尚未完全根深蒂固此外，它是一个精英组织，经由挑选出来的商人领袖组成，它并没有试图为大量同乡提供设施，这些事实可能有利于其在城内的继续存在。但是，必须注意到，当浙绍公所修建一个较大的大院时，尽管没有硬性要求，这些设施均设在城墙外。这种情况也旁敲侧击证明了预期"外来者"团伙应该位于城墙“外”的原则。1807年，属于这个行会的绍兴商人在上海拥有不少于42栋房屋或商铺；到1830年，浙绍公所名下包含209个物业。

        行会会员所从事的专业类型也可能对地点问题产生影响。“城里人”通常提供当地商业服务，例如棉花经销、银行、食物供给和医药；长途商贸、航运和造船则是外来的专业，位于城外滨水地带。地方志中提到沙船商的行会，表明它的会员是“巨贾和船长，也许有助于它在城外的状态。另一方面，该行会为类似同仁堂这样的当地善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明它高度参与上海社会事务。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原籍在其他地方的会员很可能会转到上海登记入册，因此，沙船商的行会最终可能会与上海有更加紧密牢固的联系，而不是原来就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