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曹雪芹佚诗》案 周岭老师提到的周汝昌和吴世昌决裂的始末 哈尔滨师范学院卷入
我们（从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里可以）知道：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几近李贺（“诗追李昌谷”）。我们又知道，虽然张宜泉曾说曹雪芹是“君诗未曾等闲吟”（即称曹雪芹的诗不曾等闲而吟，均为有感而发，厚积薄发），但数量恐也不会太少，可而今我们能见到的，除了穿插在《红楼梦》中的（脂批称《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仅仅剩下了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出自敦诚的《四松堂集》：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
然而在1973年前后，社会上突然传出消息，说发现了曹雪芹的这首佚诗。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将这首“佚诗”刊登了出来。全诗共八句：
题琵琶行传奇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绿樽那蕲感茫茫。
西轩鼓板声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一时间，人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
1974年9月，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总第23期）刊出了吴世昌、徐恭时合写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1975年第1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对此“佚诗”进行了详细的笺释、论证和评价。文中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这样，所谓曹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此诗不是曹雪芹原作，而为“时人拟补”。
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此诗。周汝昌并没有说明此诗的出处，只是在“按语”中称：“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
1977年，陈方撰文《曹雪芹佚诗辨伪》（《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4期），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
这样—来，激怒了吴世昌。于是吴世昌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1978年第4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引经据典，慷慨陈辞，确认佚诗“不伪”。特别是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的说法，他痛加驳斥，认为以周汝昌的材质，断“补”不出。
次年，在1979年第6期的《七十年代》（香港刊物）上，发表了梅节的《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直言佚诗不是曹雪芹原作，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
紧接着，1979年第9期的《七十年代》上，刊登了吴世昌反驳梅节的文章——《论曹雪芹的佚诗，辟辨“伪”谬论》，坚持佚诗为真。
1979年第11期的《广角镜》（香港刊物）上，梅节发表《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论曹雪芹的佚诗，辟辨“伪”谬论〉》。
至此，论战双方，唇枪舌剑，势若水火，已呈白热状态。
红学界一时间也因此热闹非凡，甚至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
于是，人们开始追查这首佚诗的来源。
吴世昌说，诗是从陈毓罴那里抄来的；陈毓罴说，诗是从吴恩裕那里抄来的；吴恩裕说，诗是周汝昌抄给他的。
追来追去，众人的目光落到周汝昌身上。
关于吴恩裕从周汝昌手里得到此诗，以及此诗的“来历”等情况，吴恩裕在1979年1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佚着浅探》一书中写道：“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750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记所云：‘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则又并非自承。似此迷离惝恍之言，实令人难于判断此‘拟补之者’之为谁。然余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二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以故余彼时认为：此六句诗当然非彼所补。虽其后汝昌又函余将该节取消(该文提纲《文物》编辑部未看到)，倘非出自曹氏而系彼自己所补，即提纲初稿亦不应写入也。余意汝昌考证《红》、曹，历有年所，辨伪析疑之不暇，讵可含糊其词，以滋世人之惑！时至今日，何靳一言，以释众疑？”（第232页）
在这里，吴恩裕希望周汝昌能站出来释疑。
为此，胡文彬、周雷造访了周汝昌。周汝昌说，“佚诗”是一个陌生人送来的，他当即就记在了自己当天的日记上。
有日记为证，且言之凿凿。胡文彬信这话，他认为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像胡文彬先生一样，压根儿想不到周汝昌在这个当口还会编故事。）
“佚诗”的真伪，在红学界依旧争得不亦乐乎。
终于，到了1979年，周汝昌在《教学与进修》杂志上，发表了《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一文，承认所谓的“曹雪芹佚诗”是他拟补的。然而，我们从其标题看，感觉周汝昌并没有丝毫的愧疚，反倒还有几分得意：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当然能了，我周汝昌就假托了，而且“假托”的令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都深信不疑！
后来，到了2001年9月，周汝昌才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地·人·我》一书中，有则“附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这是不是周汝昌又在编故事呢？遗憾的是，唯一的当事人吴恩裕先生已经过世了，一切遂都变得不得而知了。）
为此，周汝昌道歉说：“第一首（周汝昌拟了两首）因被人传出去了，有些同志来问及它，我当时因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但已着重声明：这是现代人拟补的，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真’的！这种声明，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含糊过。不过，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
这件事，沸沸扬扬，几近十载，周汝昌才站出来说明情况，才道歉，的确有些晚！别的不说，单是吴世昌的“一世英名”，就生生地毁在了周汝昌手里！所以，即便是周汝昌承认“曹雪芹佚诗”是他拟的，吴世昌依旧不信！他说周汝昌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来，不然你再拟补一首我看看！周汝昌果然又拿出了他拟补的第二首。吴世昌傻了！自此，吴世昌与周汝昌便不共戴天。有人称，周汝昌1976年4月将这首“佚诗”收进他增订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时，为什么不公开说明此诗是由他“拟补”的呢？倘若如此，恐也就没有了这一桩令人劳心劳神且无聊至极的“红学公案”。
梁归智先生在其《红学泰斗周汝昌传》（漓江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一书这写到此事，梁归智说：“这一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写诗的才能的确很高，能让以研究唐宋诗词和《红楼梦》名家的吴世昌将拟补之作信以为真，足以说明问题。”（第288页）
梁归智说周汝昌此事“孟浪”，我不知如此评语是否贴切，但常听人讲：这件事，是周汝昌自恃才高，拿别人当猴耍！且不说被周汝昌骗得一愣一愣的吴世昌一干人，就是梅节等，十数年时间，引经据典地历数其“伪”，也无端地耗费了许多心力！
而陈维昭先生在其《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一文中写道：“……甚至，他可以续作曹诗冒充真品让一些成就卓著、恃才傲物的考证专家出尽洋相、盛名毁于一旦。”（载《红楼》2004年第3期）这，大概是周汝昌将所谓的“曹雪芹佚诗”公开示人的真正用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汝昌的“不大厚道”。陈维昭又在该文中称：“……周氏的性格和思想并不复杂。他的性格与思想，借用周一良先生的一句话，叫‘毕竟一书生’——单一、平易、清澈……”在我看来，这样的评述，失了论人论世所应有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