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天一来， 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小镇青年伫立在新世纪的当口，野心勃勃，一旦瞅准时机，便立刻投身时代的洪流。
1999年是个神奇的年份，“末日说”流行于大街小巷，各路真假消息鱼龙混杂。
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认为上帝即将惩罚人类；随后，一个名叫五岛勉的日本人表示，根据实验检测数据，1999年8月18日，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十字架”形状，那一天，将是世界末日。
很多人被这一预言吓到，这其中，就有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县级市）的小镇青年罗永浩，他在自述中写道：“我认真地考虑了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罗永浩出生于1972年，1999年，他27岁。在小镇上，同龄人大都已经娶妻生子，而彼时的他，仍在迷茫中打转。
他早年的经历十分丰富，在河边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开过羊肉串店、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做过期货，甚至去韩国销售过壮阳药和补品。
罗永浩不想在末日前留下太多遗憾，他开始努力减肥，靠着超强的毅力用58天减掉48斤。
最终，末日没有来，新世纪的钟声与三十而立的紧迫感却越来越近，不甘平庸的野心让他感到坐立难安。
1999年，对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的韩寒来讲，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他出生于1982年，那一年17岁、正在读高一的他，凭借《求医》和《书店》两篇文章，通过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初赛，并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
与此同时，韩寒还因为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激烈讨论。
之后，韩寒选择退学。
退学前，上海松江二中的老师问他：“你退学了，以后拿什么养活自己？”
“稿费啊。”韩寒话音刚落，就引来一片笑声。
贾樟柯的1999年，注定是不平静的。
他的第一部长篇电影《小武》赢得诸多国际电影奖项，但同时饱受争议。
他在《迷茫记》中写下：“1999年1月13号，我被电影局喊去谈话，那一年我29岁，刚从学校毕业，没怎么进过国家机关的门槛，心里一直打鼓。”
此后，他被要求停拍电影。
多年以后，等拍摄《山河故人》时，他仍选择以1999年为故事的起点。
贾樟柯出生在距离山西太原100公里之外的汾阳，他在26岁时才第一次看到大海。
在学会骑自行车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三十里地之外的地方去看火车。
对于一个从未走出过县城的孩子来说，铁路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贾樟柯说：“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
各自野蛮生长，却又如宿命般重逢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小镇青年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他们伫立在新世纪的当口，野心勃勃，一旦瞅准时机，便立刻投身时代的洪流。
这世界上从来不缺有野心的人，对小镇青年来讲尤甚。
然而，真的能走出小镇，除了个人奋斗，还夹杂着诸多幸运成分，这些元素互相作用，缺一不可。
总有一天，“爬上去”的小镇青年们会在某个节点相逢，那一刻，他们看待彼此的目光，比旁人更多了一份理解与惺惺相惜。
2000年，一封万字求职长信出现在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的办公室，信中罗永浩坦陈自己高中肄业的过往，希望对方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给他一次机会。
俞敏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葫桥村，多年前，历经3次高考才考入北大的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高光时刻。
他的母亲李八妹喜不自禁，杀掉140多斤重的猪、36只草鸡、36只鸭，买50斤糖、200斤西瓜，大摆宴席。
母亲深知，儿子这一走，将再也不会回到这小地方。
俞敏洪不负众望，他创办了新东方学校，并一路狂飙突进。
2006年，俞敏洪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
徐小平将其比作《出埃及记》中的摩西，带领一群年轻的教书匠从一无所有走向财富自由。
彼时的新东方，野路子出来的老师不在少数，但初中学历的教师还是头一份。
不过，最终俞敏洪还是给了罗永浩offer。
罗永浩紧紧抓住这次机会，他讲课诙谐幽默，金句频出，收获拥趸无数。
之后，他叫来同样毕业于延吉小学的发小李笑来，两个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登上时代舞台，开始大放异彩。
韩寒在退学之后，陆续出版了多本小说，真的过上了靠稿费生活的日子。
他在日后结识了同样来自小镇的出版人路金波，二人亦师亦友，一直保持着业务上的合作。
2014年，韩寒以一部《后会无期》踏入电影圈，之后又陆续执导了《乘风破浪》《飞驰人生》《四海》等多部院线电影。
韩寒还创办了一本名为《独唱团》的杂志，其中收录了一篇罗永浩的文章，名为《秋菊男的故事》。
文章讲述了罗永浩年少时在某英语培训机构考了第一，却没能如约拿到奖金的故事。
后来，罗永浩跟朋友在网球场偶遇了机构当时的校长，他恶狠狠地瞪着校长，冲校长做侮辱性的手势。
可是顺着校长的目光，罗永浩看到对方神色慌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想象中的酣畅淋漓的报复只得就此作罢。
罗永浩写道：“在表哥车中，在推推搡搡的打闹和七嘴八舌吹牛皮的声音中，我感到巨大的委屈像童年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
电影《后会无期》中，贾樟柯亦有参演。
在不到三分钟的戏份中，贾樟柯饰演的“三叔”笑料十足。
他如黑社会老大般出场，“啪”的一声关上车门，结果却帅不过三秒，大衣衣角被夹在车里，只得用力往外扯，看上去十分滑稽。
随后，“三叔”潇洒地讲出那句广为人知的金句——“小孩子才讲对错，成年人只有利弊！”
是啊，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利弊，这句话甚至可以当作他们心路历程的某种写照。
野心勃勃的小镇青年叛逆过、较劲过、狂过，也都曾在现实面前低过头。
一代人终将老去，他们开始慢慢学会收敛锋芒，变得入世圆融。
多年以后，韩寒剪掉了那遮住眼睛的长刘海，换上利落的短发。
他停掉博客，不再在网络上掀起论战。他开玩笑地说：“不能再写影评骂中国电影了，我以后也要拍电影，要从现在攒人品，不能把同行都得罪光。”
在成立亭东影业时，他又说：“要让这个世界更好，更多是靠科学和商业。”
2020年4月1日，创业失败负债6亿元的罗永浩入驻抖音，开启了他的直播带货生涯。
直播里，他拿起售卖的剃须刀，将自己留了10年的胡子刮掉，直播评论区的气氛瞬间达到高潮，网友们纷纷刷起弹幕——“罗老师，别这样！”
如今，罗永浩的老上级俞敏洪也转头进入直播带货的赛道。
他退掉了新东方学生的学费，结清老师们的工资，将退租教学点的数万套课桌椅捐给乡村学校。
他们的命运轨迹在短暂交会后分野，又宿命般地在直播间擦肩而过。
前段时间，贾樟柯与同样来自山西的导演宁浩推出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上演了一幕关于电影的自黑与自嘲。
故事设定在2065年，彼时的电影早已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博物馆才能观看。
贾樟柯如导游般热情宣讲：“穿过站台，送走小武，我们江湖再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此时，身旁不耐烦的观众，早已扭头走掉。
之前的平遥电影节，贾樟柯还与B站UP主小策对谈，讨论电影与短视频的创作，探讨是否需要向流量低头、向商业妥协。
想要向上，就一定要流动
贾樟柯曾做过一场名为《我是叛徒》的演讲，回忆起上学时期的难忘经历。
那时他生活的汾阳县城刚刚开始流行摇滚乐。
一次，他通过收音机得知，在省会太原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于是骗大人要买参考书逃出家门，和几个同学结伴，坐了5个小时的长途车去太原。
后来，他在太原学画时，又得知在北京有一场罗丹的雕塑展，于是，又坐了一整晚的火车赶赴北京。
这样的两次经历，引发了贾樟柯对小镇生活的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一定要移动，从县城到达省会，从省会到达首都。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要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流动变化的形态，他如此形容——流体轻易地流动着，它们或“流动”，或“溢出”，或“泼洒”，或“溅落”，或“倾泻”，或“渗漏”，或“涌流”，或“喷射”，或“滴落”，或“渗出”，或“渗流”，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在年少的贾樟柯看来，在县城里，通往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
他曾在送结拜兄弟坐车去外地途中，抑制不住对对方的羡慕，甚至在车快开时，看着对方一脸哭相，忍不住发问：“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贾樟柯自觉当兵没可能，只能走考大学这条路，但因为数学不好，只得避开弱项，先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当时身边一起学画的同学也都是出自这个缘由——“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那时的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
贾樟柯曾在一次电影映后的采访中提到，当他在那个荒败的小县城生活时，有很多人破罐子破摔，变成坏孩子，以至于毁掉自己。
他属于极少数能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小镇青年。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我的天才女友》中也有着诸多类似的表述，在这本半自传的小说中，出身贫寒的女主角埃莱娜在被父亲带去高中报名的路上，一度感到城区的界线在慢慢消解，父亲紧紧抓着她的手，好像生怕她溜走一样。
事实上，她确实想松开父亲的手，奔跑起来，穿过大路，奔向波光粼粼的大海。
她在书中写道：“在这个让人震惊的时刻，四处充满了阳光和大海的喧哗，我假装一个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就像一个全新的我在面对自己的新生。一种全新的生活，从死气沉沉的事物中突然展现出来，我一定能把握住这种新生。”
反叛者的自我重建
小镇青年在向上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自我身份的重建。
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写——“自我建构作为一种充满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她或他的身份认同。对自我实现的关心，不仅是个人对几乎无法控制的带威胁性的外部世界的自恋式的防卫，而且部分地也是向全球化影响对日常生活环境冲击的一种积极调适。”
写下《回归故里》的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出身于贫困的工人阶级，最终成长为著名知识分子。
他的自我重建过程，充满了逃离与恐惧，他逃离过去的姿态十分彻底，因为他害怕自己多年来关于自我重塑的努力，在一瞬间土崩瓦解，过往的贫困会像怪物一样附着在他身上。
埃里蓬会不时想起做屠夫的哥哥，想到一直以来自己所讨厌、逃离的一切，却都被哥哥心满意足地全盘接受了。
正如约翰·埃德迦·韦德曼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的那句——“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对埃里蓬而言，这是最为准确的形容，他的哥哥已然成为他的人生参照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埃里蓬害怕成为哥哥，为此，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哥哥不同。
与此同时，埃里蓬也在承受着这种排斥自我出身的惩罚，他与他向往的世界，似乎永远有着无可奈何的隔阂感，而那些他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顽强地存活在他体内。
徘徊于两种身份认同时所产生的不安，让他倍感痛苦。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逃离后头也不回地摒弃过去。
贾樟柯在成名后，始终在回望，他通过影像完成对小镇逝去光阴的收复。
那种初入大城市的不安与自卑早已消失殆尽，他在《贾想》中写道：“从汾阳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全世界，让我觉得人类生活极其相似。就算文化、饮食、传统如何不同，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谁都会生、老、病、死，谁也都有父母妻儿。人都要面对时间，承受同样的生命感受。这让我更加尊重自己的经验，也因此变得相当自信。”
放弃理想，更需勇气
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中，蒋雯丽饰演的王彩玲，似乎永远处在一种悸动之中——“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
她不甘平庸，努力地想要离开小地方，梦想能到北京工作，幻想能在歌剧院大厅表演歌剧，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高呼“王彩玲再唱一首，再唱一首！”。
她的野心更炽，甚至带着些心高气傲，她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她开始心灰意冷，当她跪在北京剧院办公室的楼梯口，唱着“上帝为何对我如此不公”，那一刻，梦碎的声音震耳欲聋。
并非所有人都能驾驭自己的野心。
凭借一首《我的滑板鞋》出名的庞麦郎，在歌里唱道：“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他还唱道：“时间会给我答案。”
然而在去年，他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贾樟柯曾为自己能从小镇走出来，一路坚持自己的理想，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而深感自豪。
后来他逐渐认识到，那些曾经有梦的少年玩伴，也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具体的原因放弃了理想——“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
多年前，贾樟柯曾回到山西老家看望同学。
那天黄昏，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来到县城边上的一个小村庄，眼前的道路十分熟悉，跟儿时没有什么两样。
不巧，恰逢同学出门，在等待的间隙，贾樟柯发现，同学整个房间的陈设、被褥，甚至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
他的床上有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今古传奇》，那是他们高中时代流传最广的读物。
贾樟柯心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法国文豪司汤达曾在《红与黑》中用雄浑的笔力刻画出野心家于连的形象，于连的一生自尊又自卑，野心勃勃又彷徨。
在全书总目录的下面，司汤达写道：“献给少数幸福的人。”
作者：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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