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第十一回合原、译文对照（论儒第十一）

    接刺复第十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御史上前一步说：姜太公辅助周文王和武王取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弘（汉武帝时的丞相）因向汉武帝讲述《春秋》，很快就做了丞相，处于周公、召公之列。掌握国家大权，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作为天下的表率。然而对治理国家却没有什么帮助。博士（汉朝官名，掌管书籍，作为皇帝顾问等）褚泰、徐偃等遵照皇帝的旨意，以特使身份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巡察，选拔孝廉，劝说百姓，但社会的风气并没有得到改变。（政府）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提拔升迁他们的官爵，有的官至卿大夫，这难道不是像燕昭王那样选拔士人，像周文王那样广纳贤才吗？然而并没有看到他们建立什么功业。大概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才能，也不是《诗经·鹿鸣》里所说的贤人吧！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文学说：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日月不能同时照明。公孙弘做丞相时，武帝正谋划攻打四夷，所以诡诈的计谋得到采纳。荆楚一带的兵士得到征用，将帅有的封侯食邑，而攻克敌城，俘获敌军的人都得到厚赏，也因此奋起杀敌的人就多了起来。其后，干戈不休，军队多的可以互相观望，穿盔甲的兵士疲惫不堪，而政府费用不足，所以设置险阻以使国家增加财利的臣子兴起，而姜太公那样的贤人却隐居起来。挖沟渠疏通泾水和渭水以通漕运，任用东郭咸阳、孔仅建立盐铁国营以为国谋利，富人可以用钱买官爵、免除刑罚、除去罪责。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而官吏却徇私舞弊，上下兼求，百姓疲劳不堪，还不得不遵从法律。所以酷吏们得到重用，严酷的法律也建立起来了。杜周、咸宣之流以严峻的法律条文办理案件取得富贵，王温舒之徒像老鹰一样杀害罪犯而得以扬名。（文学举例出的三个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这时想用仁义之道辅助君主的人就少了，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迎合君主的人多了，仅仅公孙弘一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十一 论儒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御史说：文学效法你们的“祖先”孔丘，颂扬他的功德，自以为从古至今，他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孔子在鲁国、卫国一带宣讲儒道，在洙水、泗水一带实行教化，他的学生并未因此而变好，当时的天下也并未因此而治理好。鲁国反而衰弱得更厉害了。齐宣王奖励儒术，尊重游士，孟轲、淳于髡（稷下学宫元老）一类的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事，当时在齐国稷下学宫的先生有千余人。那时，可不只是一个公孙弘那样的人。然而弱小的燕国攻打齐国，竟能长驱直入，直至国都临淄，齐愍王仓皇出逃，最后死在莒[jǔ]地而儒生却不能挽救；齐王建被秦国擒住，儒生们也和他一起当了秦国的俘虏而不能使齐国生存。像这样，儒生治理国家，巩固王位，从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文学说：没有赶马的鞭子，就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四匹马。没有权势地位，就是舜、禹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孔子说：“凤鸟不至，黄河当中没有出现河图，我就完了啊！”所以，良马拉小车，没法跑得快；圣德仁义，也没办法施行。齐威王、宣王时，重视招揽贤人，国家富强，威震敌国。到齐愍王时，奋二世之余烈，向南占领楚淮，向北兼并强大的宋国，使十二个诸侯国归附，向西威逼三晋（韩、赵、魏），击退了强大的秦国，使其他五国都归顺齐国，邹鲁的国君和泗水一带的诸侯都向齐愍王称臣。由于齐愍王贪功无厌，不断征伐，老百姓难以忍受。许多儒生的进谏不被采纳，儒生各自走散。慎到(法家创始人之一)和捷子（稷下学宫大佬）逃亡而去，田骈（道家学派中坚人物）到了薛国，而孙卿（荀子）到了楚国。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齐王建（齐国末代君主）听流言，信了反间计，用后胜（齐国宰相）的计谋，不与诸侯亲近，所以亡了国，被秦国俘虏，不也是应该的吗？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御史说：伊尹以厨师的身份侍奉商汤王，百里奚因养牛有方结交秦穆公，开始都是苟合，后来他们得到信任，才协助君主成就霸业。像这样（的人才），什么话不听从？什么办法不实行呢？所以，商鞅开始用王道劝说秦孝公，孝公不采纳，随即以强国之道（劝说），终于建立了功业。邹衍（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一开始用儒术游说各国国君，没有被采纳，后来用阴阳五行“五德始终”说，来说明国家兴衰，终于名声显著。所以，马只要能行走千里，就不一定非要胡、代的良马；士人贵在做事成功，而不在于能说会道。孟轲墨守成规，不知世务，所以受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在黎丘挨饿。现在你们这些后世的儒生，勤于修德，却时常缺吃少穿，口是心非，困在原地不愿向前行走。自从周朝建立以来，已经一千多年了，你们还只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每发议论，都要参照他们中的某一个，把办不到的事拿出来加以赞扬，这就好像瘸子，嘴上说走得远，而实际上却不能走一样。有才智的人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取得同一的结果，不管他们做或不做某件事情，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商鞅虽然变法改革教化，目的在于强国利民。邹衍运用“五德始终”学说，也是为了达到“仁义”的目的。祭仲（郑国权臣）牺牲自己的主张，采取权宜之计行事，是识时务啊。所以受点小委屈，得到大伸张，是君子的做法。如今你们见识浅薄而又固执，死守儒道，像尾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为情而死的青年）那样死不回头，在你们看来，就是晋文公用计谋使诸侯尊重周室，是不值得称道的，管仲蒙受耻辱辅佐齐桓公称霸，也是不值得称赞的。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文学说：伊尹辅助商汤，是因为知道他是个圣主。百里奚归附秦穆公，是因为知道他是个贤君。这两个人知道商汤王和秦穆公能够成就王、霸功业，是因为他们的谋略平素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清楚，而不是不明事理糊里糊涂地决断事务。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怎么可能苟合在一起就能成就霸业呢？君子遵行仁德，秉持礼义，仓促匆忙时必须这样，颠沛流离时也必须这样。孟子说：“处在现在的时代，不改变现在的风俗习惯，即使发展成千乘之势，我也是不能和他同处一个早晨的。”宁可挨饥受饿住在简陋的小巷里，怎么能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顺从恶习呢？过去因为阖闾杀了吴王僚，公子季扎就离开吴国而去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宣公杀了公子子赤，叔眄因此就隐退，再也不接受鲁国的俸禄。损害礼义而获得尊位，违背道义而取得（君主）容纳，是至死也不能那样做的。只听说自己的正直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职位隐退，没听说过可以违背道义而去求得（君主）相容纳的。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御史说：《论语》上说：“亲自干了坏事的人，君子是不会到他那里去的。”孔子嘴上这样说，实际却没有那样做。鲁国的季孙氏（鲁国权臣，“三桓”之一）行为无道，赶走了鲁昭公，夺取了鲁国的政权，可是冉求和仲由却做了他的家臣。《礼记》上规定：“男女不授受，不相互敬酒。”可是孔子到了卫国，通过宠臣弥子瑕（卫灵公男宠）晋见卫夫人南子，子路为此而不高兴。弥子瑕是个佞臣，孔子通过他去晋见卫夫人，走的不是正道。男女之间不应交往，孔子去见南子，就是背离了礼义。礼义是由孔子那里宣传出来的，他尚且违背道义以求得（君主）容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正直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爵位而隐退呢？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文学说：天下不太平，诸国不安宁，这是英明的君王所忧虑的。上无天子，下无地方官，天下混乱，这是贤圣所忧虑的。所以尧为洪水泛滥忧虑，伊尹为百姓忧虑，管仲遭到囚禁，孔子周游列国，都是忧虑百姓遭受祸害而想使他们脱离危险啊。因此他们不惜做厨师、遭囚禁，四处奔走以拯救百姓。追赶逃亡的人，自己就要快跑，拯救溺水的人，自己一定会沾湿。现在百姓陷入沟壑，想要救助他们又想不沾湿，这怎么可能呢？
　　御史默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