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陕西与鸦片

18世纪中叶，英国跃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首位，但由于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抵制，在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逆差地位，英国商人不得不以大量白银来偿付。19世纪初从英国流入中国广州的白银平均每年约100万至400万两。为了改变这种贸易逆差，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一方面进行外交讹诈和武力恫吓，另一方面用鸦片这种特殊商品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早在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即确定大量种植鸦片的政策，并由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等地的鸦片专卖权，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最初，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不过200箱左右，后来逐年增加，到1839年竟多达3.5万箱。鸦片的大量输入，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 烟毒泛滥全国，远处内地的陕西亦深受其害。1831年，清朝文书中就有陕西“多有私贩鸦片”和“吸食鸦片”的记载。鸦片输入陕西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陕西商人去沿海城市经商时“转贩烟土回籍”，二是“外来奸商偷运贩卖”。据《筹办夷务始末》记载，鸦片入陕大致有两条路线：“自河南、山东来者入潼关并同州府属之大庆关；自湖北来者入商州之龙驹寨及兴安府（今安康）属旬阳县之蜀河。” 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但鸦片流毒却是屡禁不止，这与一些官吏吸食鸦片或从鸦片交易中受贿取利有很大关系。当时，清廷官吏自上而下形成一个保护鸦片走私的受贿集团，从而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大批官僚吸食成瘾，终日醉生梦死，无所事事。陕西亦不例外。陕西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人）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 黑烟争说闹排场，到处开灯劝客尝。 不是长官先过瘾，民间敢有许多枪？ 鸦片输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其直接恶果便是银价上涨，钱价下跌，陕西亦是如此。按清制银钱比价，库平纹银一两当制钱一千文。然1831年以后，陕西地区一两银涨至一千三、四百文，1837年涨至一千六百数十文，1850年前后则涨至近二千文。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者出卖农副产品或手工业产品所得为制钱，而缴纳赋税时则必折银，负担增加一倍左右。另外，白银外流，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陷入危机。有鉴于此，徐法绩曾上书，“奏请严旨饬禁内地种造鸦片及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以杜浇风折”。折中指出，鸦片的输入使“嘉谷变为毒草，富厚变为贫困，少壮变为老弱”③。陕西巡抚富呢扬阿也奏请“严海口之禁，以杜其源；次加兴贩及开馆罪名，以遏其流；再惩吸食之人，以惊其沉迷。”④对于鸦片泛滥，一些官员的看法如此，劳动人民就更为深恶痛绝。 自1860年（咸丰十年）起，陕西地方当局竟开始征收鸦片税，这样一来，罂粟的种植取得合法地位，全省普遍种植，并逐年增加。当时以渭南、华州、大荔、泾阳、凤翔、宜川、延川、汉中等地最为突出。据《泾献文存》卷四记载，泾阳“罂粟之种前二三十年尚少，即有种者每村不过二三家、十数亩而已；近年来不必家种户植，而所种之地，（每村）动辄数十亩，且有过数顷者”。而华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乡民贪其利，不惜肥美之地广种植之（指罂粟）。”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种植罂粟的情况是：“烟苗广植，无地无之，惟其处处繁滋，遂至人人癖嗜。”据统计，1906年，陕西种植罂粟已达五十三万一千九百多亩。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吸食者必将日益增多。在宜川“老少奔波，男女争嗜，始而城镇，继及乡村，始而富豪，继而穷窭”。三原“城里人吸烟的十占其七，乡里吸烟的十占其三”。至于泾阳西关烟市，每至夜晚灯火万点，皆为吸食鸦片者。临潼县虽则“较别县吃鸦片者尚少，然亦不下十之三四”。其结果是社会生产凋敝，人民困苦益甚，“乡间穷困称贷之息，数倍于未植罂粟时，乡民穷困之状，百倍于未植罂粟时。如果“遭遇荒年，米麦仰之邻省，转运不绝，死亡枕藉”，境况则更为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