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赝复师的8年：为3000人修补人生
眼睛失去光明，也就失去了空间感，失去了色彩感，同时，或许也意味着失去了社会生活。据统计，我国约有盲人830万，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盲人按摩，几乎很少能见到他们的影踪。对单眼人群的关注更是寥寥，因为外表的缘故，他们很难像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
安装义体来恢复外观，成了他们最优的选择。但是传统人工义体因为非定制化的缘故，不仅无法保证舒适性，而且不够逼真。基于这个原因，提供定制服务、最大限度恢复残障人士外貌的赝复师行业应运而生。
史长根是国内第一批赝复师之一。十年前的一场意外事故，他右眼失明，经历了绝望和无助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下，他远赴英国，学习赝复体制作技术。回到国内后，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八年时间里，修补了3000多名顾客的外貌，也在一点一点修补着自己和顾客的人生。
“我是一个义眼佩戴者，也是一名赝复师。”
早上八点，城市刚刚从静谧中苏醒，史长根已经开始制作起了这一天的第一个器官。
工作室内略显沉寂，一尘不染的白大褂在晨光的照耀下，仿佛一片纯洁的栀子花瓣。他屏气凝神，身体微微地、微微地向前探着，一动不动端凝着眼前的顾客，目光径直停留在了对方那只仅存的眼球上。
阳光下，眼球上的虹膜正呈现出霞光一般的纹理和颜色，和指纹一样，每个人的纹理和颜色千变万化且独一无二。史长根不得不细细打量，小心地去捕捉着那些不易察觉的微小变换。少顷，忽然低下头，手腕带动着笔杆转动，笔尖慢悠悠地轻轻落下，落在桌上那只义眼片，旋即，义眼上便多出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
如此这般不停地抬头低头，一笔一画反反复复，等到那些纹理和颜色终于被他完整地复制到义眼上时，天色渐渐泛青，已经是日落黄昏的时刻。不过史长根并没有太多时间歇息，在喝下一杯水的时间里，助理已经领着下一个顾客端坐在了面前，他不得不立即抖擞精神，重新专注到工作中来。
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工作室的灯光才倏然熄灭。黑黢黢的街道上望不见几个人影，也望不见几点光亮，寒风凉飕飕地迎面吹来，吹打在身上就带来针扎一样的痛觉。
这样的情景看起来多少有一点儿清冷，不过对于史长根而言，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作为一名资深赝复师，除了吃饭和睡觉，史长根几乎时时刻刻都窝在上海这间工作室里，或是在接待顾客，或是兀自制作着赝复体。“赝”是“赝品”的意思，“复”是“复原”的意思，结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赝复师”的日常工作内容：为顾客量身定制出惟妙惟肖的假体，复原顾客残缺的肢体和器官。
这是一个十分磨时间的精细活。首先要取模，比照残缺部位的轮廓，做出一个假体模型出来，客户试戴后没发现问题，那便进行下一个步骤：向模具里倒入制作赝复体的特殊材料，建膜，耐心等待，然后翻模，继续漫长的等待，直到最后得到一个粗糙的半成品。接下来的抛光是一个让半成品变得精细的过程，史长根持着半成品，在机器下细细的打磨掉毛边，等到材料变得如真实器官般光滑后，他终于要开始做最后一步了，同时也是整个流程里最耗费精力的部分——拿着笔，对比着健康肢体器官，一寸一寸，将器官上的细节原原本本描摹在赝复体上，如果是手指或耳鼻，还要捏着磨刀，小心翼翼地在上面雕刻下深深浅浅的指纹或毛孔。整个过程下来，制作一个最简单的赝复体也要八九个小时。
上午那枚精心制作的义眼属于一个单眼失明的顾客，第二天它将被送到顾客手里，然后马上被安置进那个空落落的眼眶。虽然义眼并非真眼，没法重新带来光明，不过看上去却与真眼并无差别，可以让顾客的外貌看起来与常人别无二致。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史长根的工作是在修补顾客的容颜，称得上是一名“超级美妆达人”。
许多人认识这名“美妆达人”，是通过快手上的系列视频——《我是赝复师》。一身普普通通的黑色夹克，一头普普通通的四六分发型，镜头下的史长根腰杆笔挺，面容消瘦，乍看上去和普通的中年男人没有多少差别。不过一旦开始娓娓道来，自信和优雅的气质却溢出了屏幕——他微微扬着下巴，眼神从始至终平静而淡然地凝望向镜头，声音抑扬顿挫，夹杂着些许北方口音，不疾不徐地讲述起自己成为赝复师的过往时，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更像一个温柔的大学讲师。
仅从外貌来看，大概很难有人会相信，镜头下这个侃侃而谈的中年男人右眼失明。那只看起来栩栩如生的眼球，实际上是一枚赝复体。
史长根很坦然地承认：“我是一个义眼佩戴者。”他也很从容地表示：“我是一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
至于选择成为“赝复师”的缘故，他说：“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一把伞。”
被意外夺走的人生
三十一岁之前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史长根一去回忆，便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那时候他风华正茂，正在一家医院里做网络推广，生活是玻璃窗外没完没了的日出和日落，他每天倚坐于办公桌前，纹丝不动地凝视着电脑屏幕，朝九晚五，一坐一天。和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青年一样，他没有过什么雄心壮志，更不要说远大理想，只希望踏踏实实地做个普通人，买房、结婚，然后再自然而然地慢慢老去，仅此而已就知足了。
命运原本也就应该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如果他没有在2012年回到山东老家过除夕；或者除夕夜上没有去点燃那枚礼花弹；再或者那一枚礼花顺利飞上天空，没有突然直直飞向眼前。
那一天最后的记忆是耳畔的轰鸣和亲人的尖叫，钻心的痛楚从面部传来，犹如一把钝刀在肌理间不停地剐。失去意识的最后瞬间，史长根本能地伸出手来，触碰到伤口的那一刹那，掌心上忽然一片冰凉。
史长根明白，这片冰凉来自自己眼球中的玻璃体。
医院很快就有了诊断结果：右眼球萎缩。这意味着他从此失去了一半光明。虽然这样的结果在意料之中，然而理性上的判断是一回事，感性上能否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住院的那些天里，他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从十四层楼一跃而下，一了百了；冷静时也会思考未来，可越是思考，就越发痛苦。
困境就如同一道艰难的高数题，没有办法一眼看穿答案，那就只好一步一步面对，一步一步解答。
出了院，拆掉纱布，原本炯炯有神的右眼坍陷成了一个浅浅的坑，眼球灰蒙蒙的，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仿佛一枚石英砂，没了颜色也没了光泽。
而失去了一半视觉，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双眼对焦的能力，原本一些习以为常的简单动作，忽然之间开始变得意外连连：下台阶时，尽管小心翼翼，还是会经常踏空；倒水时，明明感觉分毫不差，结果莫名其妙将水直直倒在了杯外；走路时他总像个莽撞的西班牙斗牛，走到哪里，就撞到哪里。这样的现状让人垂头丧气，史长根感觉自己仿佛退化到了婴儿时代，没办法，那就只好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蹒跚学步。
不过相比于心理上的冲击，生理上的不适还算小事。很长的一段时间，史长根不愿见人，也不愿别人见自己，甚至自己也害怕见自己，一度整日拉着窗帘，收起镜子，蜗牛一样蜷缩在家中不愿出门。
但就算不想，有时候依然需要出门。那就只好低着头，盯紧地面，目不斜视地贴着墙角步履匆匆。然而讶异的目光依旧，像清晨无处不在的雾一样，弥漫在角角落落，冷飕飕的，触碰着皮肤，躲不开也躲不掉。一天一个小女孩站在面前，怯生生地问他为什么眼睛这样，为什么会和别人看起来不一样呢？史长根刚要解释，却一时语塞，空张着嘴巴讲不出来一个字。
自卑开始如影随形，望不见未来和出路的感觉就似乎好像全世界都在和自己作对。一个强烈的渴望很快就冒了出来：他希望能够变回正常人的模样，哪怕仅仅是看上去正常也好。所以半年后，当医生告诉他可以试试佩戴义眼，说不定能够让外貌恢复正常时，史长根当即毫不犹豫地就做出了佩戴的决定。
那时国内的义眼还没有定制服务，只有固定的型号，价格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在熟人的指引下，史长根来到北京。坐在诊断室里，完成了简单的诊断，对方示意着他来到一个柜台旁，一拉开抽屉，几十个义眼便横七竖八地摊在了面前。这些都是玻璃义眼，尺寸不一，颜色不一，挑选的过程一如在菜市场买菜的过程，来来回回比对，最后拣出来几个差不多大小的，接着一一佩戴，再对着镜子前后比对。
那天史长根一连试了几个，结果都不满意。假眼的色彩纹理与真眼千差万别，无论怎么看，假眼就是假眼，远没有达到心中设想的乱真感觉。从满怀期待到失望透顶，选来选去，最后只勉为其难地挑了一个看起来最近似的。看着镜子里略显突兀的右眼，他只能不断地自我催眠：再怎么样这也好过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日子，聊胜于无了。
但没有想到，才佩戴了不久，他就发现了新的问题。因为玻璃义眼是批量烧制的，就算再怎么仔细配型，都不可能做到和眼球眼眶完全契合，戴久了，坚硬的材质摩擦着柔软的肉体，摩擦出来一阵阵疼痛。有一个晚上，史长根甚至发现眼睛被磨出了血。
配制新义眼迫在眉睫。史长根加入了不少的“单眼群”，孜孜不倦地询问后，在网友的推荐下，又陆陆续续买了五六个义眼。可惜购买这些义眼的经历跟之前没什么差别，那些义眼一样全是批量生产出来的，每一次购买义眼的经历都仿佛是在买彩票一般，能不能在一堆义眼里碰到合适的全凭运气。偏偏史长根运气不佳，找了许久也未找到。
就在他马上心灰意冷时，远在英国攻读博士的姐姐打探到了一家研究室。和国内不同，国外那个时候在个人定制上，无论在原材料、工艺或者流程上都已经相对成熟了，有能力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单独制作不同的义体。这个消息便如同暗室中泄进了一束强光，让史长根看见了希望。
他很快就去了英国。在忐忑和不安里度过了两个礼拜，终于拿到了理想中的义眼片——不光戴上去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而且无论在形状还是色彩上都和真眼几乎一模一样。望着镜中失而复得的右眼，史长根说自己那时的感觉简直如同重生。
新的人生启航了
回国后，义眼片的照片被史长根分享到了几个单眼群，很多人除了称赞他的义眼活灵活现，也在表达羡慕之情。有人问他哪里配的，他说是英国。对方立马感叹，不知道自己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去英国，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也戴上这么逼真的义眼。
这些话让史长根感觉有些难过。去国外定制义体费用高昂，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现实，那么，可否在国内做呢？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在头脑中浮现了出来——他准备去国外学习赝复体制作。
在旁人看来，这样的想法带着强烈的冲动情绪，甚至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毕竟史长根能否从事普通工作尚未可知，而这一个行业不光冷门，还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熟练的技巧，对正常人都是不小的挑战，偏偏他还只有一个眼睛。
但在史长根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
这一份自信源自于他在英国的见闻：残疾人在英国随处可见，他们或坐着轮椅，或持着盲杖，从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一如正常人那般闲逛、购物、工作，除去身体上的残缺，在很多事情上，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既然正常人可以做，他当然也可以。更何况自己也是残障人士，同病相怜，残障人士更理解残障人士。
这个念头就好像一副在浪尖上不停翻飞的双桨，推开了重重阻碍，驱使着史长根联系上了那位给他制作义眼的医生。终于在2013年，对方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再一次地踏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
当学徒的日子就像在制作一个精致的赝复体，寂寞、单调、需要耐心，远离了熟悉的环境，也远离了好友，每天都好似在表演着一场独角戏，除了吃饭睡觉，史长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和语言的搏斗上。他不擅英文，起初沟通只靠翻译软件，但并非所有词汇软件都能翻译，连肢体语言都解释不清时，就只好默默不言，悄悄记下录音，待到下课后再到处寻人帮助。
因此大多数时间，史长根仿佛一个个沉默寡言的大理石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戳在工作台旁，目光犹如一枚铆钉，始终死死地盯着老师的那双手，看着那双手慢吞吞地制作模具、上色、雕刻纹理，试图去记住每一个细节。一直到下课，回到住所，一手英语，一手中文翻译，独自守着台灯，生记硬背到左眼渐渐酸胀，不得不休息为止。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这样学习和观摩了十个月，花费了三四十万，史长根顺利学成归来，很快开设起了自己的工作室，不光制作义眼，也包括义耳、义鼻、义指等。
第一个顾客是通过微信群找上门来的。一个男孩的父亲在放牧时被伤到了眼睛，男孩给父亲寻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义眼。无意间在群里看到了史长根关于赝复体的介绍，他便问史长根：还有没有办法？史长根回答得很肯定：有，你来找我吧。
几十平的空间里，轻悄悄得如同落满积雪的林海，只剩下了空调微弱的嗡鸣声，一阵一阵的，还在角落里不停发出低吟。娴熟地翻开眼睑，仔细检查起塌陷的眼窝内部，接着是取模、制作模型、翻模，整个过程史长根在英国时候就已经练习得炉火纯青了，但是现在情况又和在英国时不大一样——那时的他孤单一人，上手操作的是自己，被上手操作的也是自己，所以整个过程往往寂静无声，犹如一场旧时期的默剧。但面对真正的顾客时，沟通必不可少，他必须要给这场默剧加上一点对话才行。
史长根看到老人身体紧绷，面露忐忑，就指了指自己的右眼，安慰着他说：“这个跟之前的义眼不一样，戴上后会好很多。”
时针一分一秒，在对话中老人慢慢松弛。他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缓缓讲述起自己受伤后的际遇——他其实并不喜欢佩戴义眼，因为义眼戴起来不算舒服，但是又不得不佩戴着义眼，至少义眼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个“瞎子”。史长根问谁说你是瞎子，老人便回答村里人，他们背地里嚼舌根，自己一切都清楚。
史长根想劝老人用不着把别人的闲言碎语当回事，只要不当回事就不会有伤害。但是想一又想，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办法用来劝解别人。多亏了还有赝复体。诚如仙侠小说里的修炼情节，内功练不通透，那就干脆反复修炼外功。他于是不再说话，持着义眼片，全然专注在指尖上，给老人小心翼翼打造起那件独一无二的“铁布衫”。
第一个客户顺顺利利，史长根并没有收费，权当帮忙了。事实上一开始的几个客户都是免费的，直到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他才准备好了开始以此作为事业，一个定制义眼几千块，是国外价格十分之一，保证大多数人都能负担。
2014年开始，史长根陆续接待了超过三千位来访者。形形色色的顾客接触多了，他渐渐发现，来访者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修补躯体上的残缺，其实也是在给自己人生方向做一次修正。
比如那个有着先天性小眼球的男青年。那只发育不全的右眼仿佛一粒不丁点儿的蚕豆，看上去黯淡无光，也让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形若毕加索笔下《坐着的女人》。
那天坐在史长根面前，他坚定地恳求史长根给自己要做一个逼真的义眼片，自己受够了被人瞧不起的日子。
青年口中的这些日子从记事起就开始了。“睁眼瞎”和“独眼龙”的称呼就仿佛寸步不离的影子，伴随着嘲弄的目光和肆无忌惮笑声，他说无论自己走到哪里，都追随到哪里。每一日，每一年，小学如此，中学也如此。成绩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再继续安心读书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不知不觉，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去他的学校吧。
初中一毕业，他便彻底放弃了学业，最后几经周折，成了一个建筑工人，从早到晚在工地上搬砖。
“但我其实并不想搬砖。”青年对史长根坦言，“但别的工作不要我，所以我只能搬砖。”
许多顾客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从失去完整身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失去了命运的选择权。从此犹如一片浮萍，不知道要被外在的力量推向哪一个方向。
青年说他其实更想去做一个流水线工人。第一次的尝试是一家电子厂，他年龄符合，学历符合，身体状况也符合，然而一同报名的同伴都被录用，只有他一直傻傻等待，始终没有等来回音。他不甘心，去追问人力部门，最终只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综合条件不符。
到底哪里不符呢？对方却不愿再多说了。青年不服气，又找其他工厂，兜兜圈圈几次下来，却发现结果如出一辙。这下他终于渐渐明白，真正不符的是自己的外貌，如常的社会需要如常的人，他是众人眼里的异类，没人需要。
既然如此，他说，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也变得如常。
那天情况十分顺利，佩戴上定制好的义眼，青年略显忐忑，独自站在镜前，上上下下打量了许久，终于，嘴角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之后的日子里，他告诉史长根，终于如愿进了工厂，甚至当上了小组长，还交了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事实上，这几年下来，被修正人生的不光只有这样的顾客。在修补别人残缺的过程里，史长根也在一点一滴地修补着自己。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遇到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心态，它能赐予我力量。我也同样能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悲观一点人身上。”
不知不觉间，他开始学会了无视旁人的异样目光，坦然接受起了自己残缺的现实。在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忽然兴致勃勃地向史长根询问：为什么他喝酒之后全身上下都红，为什么唯独这只右眼偏偏不红呢？史长根的回答十分平静：“因为这是一只假眼呗。”
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2022年1月，史长根在快手上注册了账号“赝复师史长根”。他说自己这样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尽管帮助了超过三千名顾客，然而相较于几千万的残疾人口而言，这样的数字不过九牛一毛。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有一份责任感，自己应该让更多的残疾人知道，有这样一个技术存在，可以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想到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
于是史长根开始淡然地坐在摄像机前，或十指交叉，或单手托腮，不急不躁的声音仿佛徐徐向前流淌的江水，听起来自有一种淡然和笃定。这些视频大部分是有关赝复体的科普，精心准备，诚意满满，可是因为题材小众的缘故，一般人很难感兴趣，所以播放量并不高。
直到有一天，他发布了一个佩戴“写轮眼”的视频，没想到这样一个无心插柳的举动，却意外地获得了上万的点赞和近五千条留言。这让史长根深受启发，在接连发布了几条异瞳眼片后，干脆录制了一个关于制作“异瞳”的系列——《花八小时做义眼片》。
镜头前的他大大方方地摘下了义眼，泰然自若地平视，让塌陷的右眼眼眶毫无遮蔽的呈现了聚光灯下。接着开始一边解说，一边低下头来，视线追随着手指，谨慎地捏着义眼片，心无旁贷地沉浸于打磨、抛光、上色，流程耗费整整一天，直到义眼大功告成，在灯光下，璀璨得宛若涵盖了整个银河系的星辰。
这一个系列视频让他收获了很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夸赞他的义眼漂亮，也有网友给他发来私信，怯生生地打听起了赝复体和他的工作。
这些私信大部分来自于和史长根境况相似的人。有人眼睛受伤了十几年，始终没有找到美观的义眼；有人小时候失去了一只手，几十年里一直不敢露出手腕；也有人自卑了一辈子，只有对着他，才敢悄悄地说一说自己从来不敢说出口的那部分最灰暗的人生经历。
史长根说：赝复师在我眼里是一份有温度的职业，每一份委托都代表着一份责任与信任，而我能做的只是让更多人通过我了解赝复这个行业，从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一个五十岁的湖北阿姨来到了工作室。她沉默寡言，始终不敢抬头，五六年的癌症治疗夺取了她的右眼，只留下了一个枯井般的深坑。家里已然债台高筑，她亟需一份工作，但是异样的目光和流言蜚语像是漫天飞舞的暗箭，逼得她走不出门，直到在快手上看到史长根的视频，也让她看到了希望。
修补整个眼眶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作，不仅要描绘出整个眼睛的繁枝细节，还要不差分毫地雕刻出眼睑上的毛孔和纹路，最后固定在眼镜框上。顾客佩戴上这副特殊的眼镜，若非仔细观察，几乎发现不了赝复体与皮肤的边缘。
最后只耗费了一个礼拜，史长根便拿出了成品。阿姨试了又试，起初惊喜，慢慢又露出一丝感伤，她叹了口气，很小声地自言自语：“总算不会吓到别人了。”
这让史长根也有一点感伤：身体残缺并非自身过错，却要像犯错一般承担后果。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平平常常的人，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罢了。
作为一个单眼人士，不在工作室的时候，他很喜欢窝在家里看一看书，偶尔也会走出门，约上三五好友，驱车穿过灯火辉煌的上海街头，寻一家普普通通的餐馆小聚。和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人一样，史长根会被外滩上那些缤纷多彩的颜色所吸引，也会站在南京路的街头，在指示灯变绿的一刹那，追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快步迈过黑白相间的斑马线。
一样悲，一样喜，也一样平凡。无论身体完整还是残缺，每个人都一样。
残缺的只是外貌，生活理应依旧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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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渔
编辑：裴大哥 | 丑橘
图片：赝复师史长根（快手ID：214827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