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翔 | 刑事责任年龄要不要下调？

*️⃣刑事责任年龄要不要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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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今刑法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14~16周岁只对8种最严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像杀人、抢奸、抢劫等。

当然，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受任何惩罚，因为法律也规定的，虽然不负刑事责任，可以责令其家长严加管教，必要的时候政府是可以受人教养的。

但这却使我们反思一个问题，刑事责任年龄有没有下调的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其实有两种立场，一种是乐观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

乐观主义崇尚理性的建构，它对人类的理性充满了自信，认为法律应该制定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标准以下的人就推定没有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而这种立场也认为孩童是天性纯良的，可塑性很强。所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应该以矫正改造为主。

但是现实主义却推崇经验一些。推崇经验主义，他认为设置一个标准化的责任年龄可能太过于武当，整齐划一的法律理性无法适应丰富变化的社会生活。

同时，现实主义认为包括孩童在内的一切人，内心深处都有幽暗的成分。而且他也认为刑罚其实是无法改造人性的。

刑罚的第一要义就是惩罚，或者只能在惩罚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大陆法系还是倾向于乐观主义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其实和中国一样，都是14岁这个责任年龄，认为 14 岁以下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普通法系或者英美法系则以现实主义居多。普通法系最初是认为这种无责任年龄，它是设置在7岁，认为 7 岁以下的孩子是没有犯罪能力的。但是7岁到14周岁的孩子，这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换言之，7岁到14周岁，如果公诉机关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孩子已经有是非对错的能力，那么他们所实施的严重犯罪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后来许多普通法系甚至都抛弃了这种无责任能力的辩护理由。

美国大家知道有50步刑法，其中有35个州没有规定责任年龄。也就是在理论上，在这些地方，任何年龄层次的人犯罪都要负刑事责任。当然，还有其他15个州，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大概是从6岁到10岁不等。

而我国的刑法其实是自觉地向大陆法系考。很多立法都具有乐观主义的特点。以14岁作为无形式责任年龄这样一个标准，虽然是整齐划一，在法律上也非常好操作。但是这样一种法律逻辑是否适应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是值得反思的。

咄咄逼人的逻辑论证具有一种美学上的感受。但是城市中的万物并不一定是生活在严谨的逻辑论证中的，而且完全按照逻辑去生活，有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霍姆斯大法官反复的提醒我们，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所以如果不断的经验事实提醒我们，12岁、13岁的孩子可能去实施严重的一些恶性犯罪。我们认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的一种逻辑命题，似乎有修正的必要。

当然，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对于刑罚的本质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在乐观主义看来，它对人性充满着高尚的期待。他也认为社会会不断地进化下去。所以他认为社会会不断地往前进，我们最终达到一个黄金世界。我们要不断的革新社会，我们要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就能建立一个黄金世界。

所以，乐观主义非常推崇人道主义的刑法理论。他认为传统的报应主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太过于野盲，它是一种复仇太野盲。根据人道主义刑法，他认为罪犯就像生病的病人一样，所以他需要接受的是治疗。在他们看来，孩童是天性存良的，他们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所以他们并非出自自己本性的存良。主要是因为糟糕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缺乏关爱等社会原因，他们才实施的犯罪。所以没有必要对他们实施过度的惩罚，来扼杀他们天性存苗的幼苗。

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如说了。在艾米亚一书中，他特别讨论个人如何在堕落的社会中保持天性的纯良。该书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萨利卡的一段著名的论述。萨利卡说我们身患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我们生来是向上的。如果我们愿意改正，我们就能得到自然的帮助。卢梭的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这句话的展开。所以《埃米尔》认为儿童天性是纯良的，所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顺着他的天性去发展。

讽刺的是，作为教育中师的卢梭，自己有5个孩子，全都送往了孤儿院。他说我忙着爱人类，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但是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法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是有幽暗的成分，孩童也不例外，所以绝对不能放任孩子的自由发展。很多时候，管束是必要的。古老的智慧就告诉我们，不忍用仗打孩子的，是恨不得疼爱孩子的，要随时管家。

所以，现实主义也认为，法律是无法改造人性的，法律只能约束人性的友爱，让其不自放，难存在。因此，刑罚的首要目的就是惩罚，就是报应。

即便未成年人犯罪，也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在惩罚的基础上才能够去谈改造。你会发现，乐观主义很容易激动人心，但它却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理想主义破灭之后就会导致绝望。人道主义很容易因着对抽象人的热爱而放弃了对具体人的责任。你主张未达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不负刑事责任，看似对儿童的关心，但却放弃了对被害人的保护职责。

所以，相比于经常开空头支票的乐观主义、现实主义，基于对人类理性万能的这样一种警惕，所以他们的观点也许很难激动人心，但是也许却更加的务实。

如果大家看过格尔丁的银王，那对孩子内心的忧暗应该是不陌生的。在银王一书中说发生了核战争，疑似空难。孩子呢？一群孩子被迫在荒岛上生活，都是6岁到12岁的孩子。最初他们相处得还很融洽，但后来因为人内心邪恶的膨胀，带来了很多悲剧性的后果。他们互相的残杀。

我时常回想我自己小时候，我小时候就不是一个什么好孩子，我内心又许许多多幽暗的成分，虽然我在老师、在家长面前都表现得蛮好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偷过东西，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我小时候还虐杀过动物，我们去捉麻雀的时候，啪把麻雀就给踩死了。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蛮残忍的。所以我深知道我内心的幽暗，我也深知道作为小孩的我绝对不是天使。

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有必要的，普通法系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对于杀人这些最严重的犯罪，其实任何年龄阶段的孩子都是应该知道他的道德对错的。

当然，如果完全不涉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也不合适。统计事实显示，当前12-14岁这个阶段的孩子往往会实施一些严重的恶性犯罪。所以，是不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最严重的犯罪刑事责任年龄给下调到12岁？大家都知道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年龄也有，修改，民法总则就把民事责任年龄从10岁下调到了8岁。所以这是不是一个趋势？这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当然，立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这样一个下调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进行论证？当然有。马上会有同学说老师，你是不是矛盾了？我记得前段时间你说性同意能力是有上调的必要，怎么形式责任年龄又有下调的必要？这不是互相矛盾，矛盾吗？

这并不矛盾。一个是攻击能力，一个是保护能力，这一样吗？而且你会发现它背后的哲学根据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你就认为孩子天性是纯良的，所以对于孩子一定是改造优于惩罚，对于这些孩子没有必要施加什么，他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就会认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设置是合理的。而且如果你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你也会对人类的理性充满过高的期待。你会认为 14 岁到 18 岁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他应该拥有了完全的理新能力来安排自己性方面的自由。

乐观主义一定会接受过大的自由主义，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自由不受限制的话，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而且各位可以想一想，作为未成年人的礼，你真的有理性能利去决定性方面的自由吗？所以可能还是现实主义的做法更加的合理。基于现实主义，我们认为孩子内心也有幽暗的成分，所以对他进行惩罚是必要的。

因此，下调责任年龄是合理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做法，我们认为人的理性能理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高。14~18 岁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他的身体发育跟心理发育可能是不同步的。尤其是因为这种不同步，所以他很容易成为他人剥削的对象。而对于其中最严重的剥削，对于 14~18岁富有特定职责的优势群体，这些特定群体的一种性剥削当然是要进行限制了。所以对于这个阶段的未成年人，应该对他的自由进行限制，以保护他。所以你会发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和部分的上调同意年龄，这背后的哲学依据。依然是现实主义。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纳尼亚的。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路易斯曾经说，他说“仁爱必须生活在公正的土壤中。换言之，公正是和仁爱相对应的一组概念。离开了公正，仁爱就没有意义。如果你现在离开了正义，离开了有罪必罚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正义观点。你空谈人爱，人爱就会变得像食人草一样。它是食人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它还顶着可爱的绿植的这样的一个名称，但它其实是食人草。离开了公正人爱就没有意义。离开了公正，人爱，一定会导致人道主义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