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化解读荣格的共时性理论：透过其与占星学的关系》| 第二

（转自微信公众号：兆生；原作者：兆生流云）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HtXSTi8AmuhrSqlKBbRiA 原创 兆升流云 兆升 2022-12-21 17:01 发表于英国 2.1荣格对各种共时性经验的概念化 一般来说，正如荣格所承认的，他第一次使用共时性的概念是在1930年5月给卫礼贤的纪念演讲中，当他讨论中国古代的占卜之书——《易经》时(CW8: 866, note.59; CW15: 81)。对《易经》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中的肯定，则可能与他从1921年12月开始练习易经占卜的历史事实有关(Tarnas, 2006, p.498; Shamdasani, as cited in Jung, 2020, p.204, note.148; Zeng, 2022)。然而，在荣格开始概念化这种可被视为共时性的经验类别之前，他可能还有其他可以被认为是共时性体验的经验。例如，他自1913年冬天以来的一些幻想被认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感(Shamdasani, 2011, p.vii)。在这些事件的其之一中里，Jung(2009)看到： 一场可怕的洪水淹没了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所有北部和低洼地区。它从英国一直延伸到俄罗斯，从北海海岸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我看到了黄色的海浪，漂浮的碎石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p.23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1914年7月，荣格明白他并非是精神分裂发作(Shamdasani, 2011, p.vii)。他的幻象是集体无意识的预知(同上，2011,p.vii)。但荣格是否将这些事件视为共时性事件并没有得到直接的证实。因为它们发生在荣格生命的早期，所以不确定它们在荣格的共时性概念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一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荣格对他确认为共时性事件的不同类别的经验的概念化。 现在认为，这个想法的早期版本可能在他的《易经》占卜实验开始7年后就已经出现了(Bair, 2003, p.771; Ko, 2011, p.18). 在《梦的分析》(Dream Analysis)(原本发表于1928年11月28日)的一段话中，他用“共时性”一词来描述“中国最古老的科学著作”的原理，其方式类似于他后来对“共时性”的定义，即有意义的巧合(而不是定性时间)(Jung, 1984, pp.44-45)。此外，他还在各种著作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讨论了易经占卜，包括在《荣格全集》、《幻象》、《ETH讲座》、《梦的分析》、两卷荣格书信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讨论会》和《1925年讨论会》中(Shen & Gao, 2018, pp.93-154)。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30年开始从本命占星学中整合他早期共时性理论的定性时间版本来解释易经占卜和本命占星学[本命占星学的定性时间版本将在2.2中更详细地讨论]，在1930的纪念演讲中，他在易经占卜和本命占星之间建立了三个等式：易经占卜的过程(掷硬币)与本命占星的出生时刻有相同意涵；64卦扮演着和星座一样的角色；分配给64卦的文本对应着占星学的解释(CW15: 81-84)。此外，定性时间模型表明，特定的时刻具有特定的特质(CW15: 82)。 通过建立本命占星学和易经占卜术之间的三个等式，荣格将两种占卜技法中的两种占卜经验纳入定性时间(共时性的一个版本)的理论框架中，这可能源于他在1911年对本命占星学中心理动力层面的理解(Greene, 2018a, p.19)。荣格认为，本命占星学的工作方式可能与《易经》不同。在荣格看来，《易经》更依赖于巧合的观念而不像本命占星学，本命占星学中的出生时刻并不像《易经》[占卜中]掷硬币那样随机。考虑到两者之间潜在的差异，荣格谨慎地宣称“本命占星学将是大规模共时性的一个例子”，但需要测试和科学调查(CW15: 81)。[但如果我们遵循定性时间的逻辑，我们会注意到它是因果的，因为它认为时间的特质对现实有影响。荣格也在1954年意识到了这一点(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183)]。因此，荣格共时性理论概念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易经和本命占星学实践不同的占卜经验。此外，在1930年，荣格似乎还不清楚共时性中的“因果vs非因果”问题。 除了他对不同类型占卜经验的概念化，他在同一时期开始注意到在他生活和临床实践中更多的共时性事件。我认为这种共时性体验的概念化遵循的是有意义的巧合的概念，这是从他对《易经》的理解中衍生出来的，就像之前在他1928年的研讨会上讨论的那样。根据Deidre Bair(2003)关于荣格的传记，冯·弗朗茨（von Franz）断言她第一次听到荣格谈论他的共时性体验大约是在1933年(p.370)。在荣格告诉冯·弗朗茨的早期案例中，荣格因一个被分析者梦见“自己是一只吃自己羽毛的鹰”的梦而陷入苦思。第二天，他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了炼金术手稿《雷普利卷轴》(Ripley Scroll)，上面写着“炼金术中老鹰吃自己羽毛的描述”(ibid., 2003, p. 370)。另一个共时性的显著案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临床环境中，在荣格对麦琪·赖希斯坦的分析中，也出现在荣格1951年的Earnos演讲和随后的共时性论文中CW8: 843, 982; de Moura, 2019, pp.158-159)。在这个例子中： 我治疗的一位年轻女性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得到了一只金色的圣甲虫。当她给我讲这个梦时，我背对着紧闭的窗户坐着。突然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像是轻轻的敲击声。我转过身来，看见一只飞虫从外面撞在窗玻璃上。我打开窗户，在它飞进来的时候抓住了它。 (CW8: 843) 荣格注意到的另一个潜在的共时性事件是，是荣格在1949年写一本关于鱼的象征意义的书时遇到了鱼的象征符号(CW8: 826- 827, 970)。总的来说，这些材料表明，自从他在本命占星学(1911)和易经占卜(1930)中对占卜经验的概念化以来，越来越多有意义的巧合经验的范围开始逐渐成为荣格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概念化的共时性经验的一部分(CW15: 81, 84; Bair, 2003, p.370; Greene, 2018a, p.19; de Moura, 2019, pp.158-159)。同时，他对两种类型的占卜经验和非占卜共时性经验之间的潜在差异和相似之处的认识非常有限，可能导致他最终在占星实验中验证共时性时出现问题(这将在2.3中进一步讨论)。 2.2荣格对本命占星学原理的理解 荣格对共时性的概念化由三个主要方面组成，如之前在2.1中讨论的。然而，荣格对本命占星学工作原理的理解是另一个复杂的话题，就像他对各种共时性经验的概念化一样复杂。正如Le Grice(2018)所指出的，荣格给出的可能解释“有些重叠，有些矛盾”(p.141)。在这一节中，荣格理解的所有七个版本将在背景下进行讨论，为进一步在他的共时性论文中讨论共时性和本命占星学的交叉提供基础。 荣格的第一个解释是他从西方古代思想家那里得到的有关‘万物的共感’（sympathy of all things）的解释。荣格在讨论力比多概念的背景下首次提到了这种类型的联系(Jung, 1916/1949, pp.147-148)。[引用的版本是这本1916年出版的书的英文版，书名为《无意识的心理学》。《荣格全集》中的版本是1952年修订版，但大部分[相关的]内容保留了1911-1912年版本(CW5: 198)]。他在1952年才对古代的共感联系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声称这种观念在希腊哲学传统、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中世纪自然哲学和近现代早期的开普勒等共时性观念的先驱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CW8: 924-936; Le Grice, 2018, p.141)。1954年，他在给法国占星家André Barbault的信中，将共时性和共感作为本命占星学背后的原则(Jung, 1976/1990, p.175; Greene, 2018a, p.84)。 第二种解释与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理解和对神话材料的着迷有着深刻的联系，可以参考他与弗洛伊德的通信(Freud & Jung, p.252, 483; Main, 2020)。Le Grice(2018)总结道：“占星学是集体潜意识向天堂的投射。本命占星学的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系统或视角，其中行星代表“诸神”，即集体无意识的原型”(p.142)。这个概念在荣格的作品中有相当长的历史，他在1913年创造了“占星-神话学（astro-mythology）”一词，甚至比1916年使用“集体无意识”一词的早期版本还要早(CW4: 477; Shamdasani, as cited in Jung, 2009, p.208)。这一观点在1929年荣格对《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论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之后继续在他的著作的许多方面蓬勃发展(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p.161-166)。 第三种解释是本命占星学作为一种占卜（mantic）方法或直观方法，类似于《易经》和西方地占术(Jung, 1976/1990, p.463)。本命占星学是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作的：“假设行星的相位和位置与提问者的性格或现有的精神状态有意义的重合”(CW8: 987)。正如Le Grice(2018)所指出的(他的反思将在2.3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想法部分源于荣格对他的占星实验的反思结果(pp.143-144)。与勒·格赖斯的观点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1928年，当时他将synchronism作为共时性的早期版本，并在同一次研讨会上讨论了《易经》的原理。在这次研讨会上，他声称“东方的许多科学都是建立在这种不规律之上的，并且认为巧合是世界的可靠基础，而不是因果关系”(Jung, 1984, p.44)。在这个观点下，三种占卜技法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解释，基于荣格的综合。 第四种解释的灵感来自德国物理学家Max Knoll，特别是在他1951年的Eranos演讲(Knoll, 1958, pp.285-302)。该理论认为，本命占星学之所以是有效的，因为存在“一种物理机制……通过太阳发射的光子辐射影响地球磁场的形式”(Le Grice, 2018, p.144)。荣格在艾诺斯会议上立即从Knoll那里吸收了这个想法，并在随后一年发表的共时性论文中进一步考虑了本命占星学可能在因果条件下运作的可能性(CW8: 875-876, 987-988)。它只出现在后来荣格的一些信件中，作为一种替代理论，用于科学地理解本命占星学背后的原理，并因为其因果性与他的共时性理论相矛盾。1951年，他认为它挑战了共时性理论，但在1958年，他倾向于接受这两者作为本命占星学的潜在解释(Jung, 1976/1990, pp.23-24, 428-430)。根据他在给汉斯·本德（Hans Bender）的信，他接受基于实证研究的因果科学解释，且接受本命占星学作为一种占卜的方法(ibid., 1976/1990, pp.428-430)。 第五种解释是定性时间，在2.1中简要讨论过。根据Liz Greene (2018a)的说法，这个想法始于荣格对神话的研究和私下实践本命占星学(pp.18-23)。在1911年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他声称在占星学的语境下，“力比多象征描绘特定时刻力比多的典型特质”(Freud & Jung, 1974, p.427)。这一观点意味着某个时刻具有确定的特质，而这种特质的内涵可以由本命占星学揭示，因为由出生时刻决定的出生星盘揭示了出生时刻的特质(Jung, 1976/1990, pp.353-354; CW8: 82)。[尽管这一思想可以适用于本命占星学以外的更广泛的占星学方法，但是荣格只以本命的方式讨论它(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p.177-183)]。直到1929年的《梦的分析》，定性时间才在当前的出版物中重新出现，它在1954年被正式宣称作为一个不必要的因果假设而被废除，后来被共时性所取代(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p.177-183)。[但是荣格曾在1930年认为定性时间与共时性代表的是同一种非因果联系的概念(CW8: 81-82)]。然而，在他主张废除这个观点三年后，他仍然使用这一观点(Jung, 1976/1990, pp.353-354)。因此，荣格理论的矛盾性和灵活性值得考虑。 第六个假设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对先验数字模式的理解，其中占星学象征的意义源自数字类心灵原型（numerical psychoid archetypes）的定性意义(Le Grice, 2018, p.146)。荣格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过类似的关于数字类心灵原型的特质的观点，但对这一点的承认只在1958年他的占星学实验的浓缩版本中适用过一次(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p.185-189)。[关于他将这一观点应用于本命占星学，见CW18: 1182-1183]。 最后一种解释是占星学原型在双面一元论世界观的unus mundus(一元世界)性质的非因果秩序下运作(Le Grice, 2018, pp.147-149)。它暗示了“行星位置和人类生活经历之间的非因果平行或对应关系”(Le Grice, 2018, p.147)。这一观点在荣格后来的作品中被广泛讨论，例如《论共时性》、《神秘合体》和1946年以来的信件(Le Grice & Rossi [Ed], pp.190-196)。然而，和先前对数字模式的解释一样，目前的材料表明荣格只在1956年7月给恩里克·布特曼（Enrique Butelman）的一封信中明确地将其用于本命占星学一次(Jung, 1976/1990, p.318)。 2.3荣格的占星实验 在分别概述荣格对共时性的概念化和荣格对本命占星学的各种理解之后，我们将在2.3中讨论这两个主题的交叉——荣格的占星学实验。简而言之，在统计部分，荣格试图证明共时性的非因果秩序（acausal orderedness）版本，但数据表明不可能，因此他选择了Rhine的实验作为支持(CW8: 901, 965)。我将会解释为什么他的统计实验不能验证2.3.1中共时性的非因果秩序版本。此外，根据他的定性实验，共时性作为有意义的巧合对个体具有相当大的和巧合的意义(CW8: 896-900)。因此，非因果秩序可以被认为是共时性事件背后的秩序。 这个实验的统计部分显示了荣格试图提供一个不同于理论讨论和直接经验的进一步反思的视角的失败努力。相比之下，定性部分说明了共时性的经验基础是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由于实验本身的意义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将通过讨论统计部分(2.3.1)、定性实验(2.3.2)以及它们的理论影响(2.4)来对这个实验进行讨论。 2.3.1统计部分存在的问题 几个科学方面的影响决定了荣格进行实验统计部分的方式和他的假设：卡默勒（Kammerer）的连续定律（law of seriality）、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沃尔夫冈·泡利对物理学的信件和意见、J·B·莱因（J. B. Rhine）在超心理学方面的实验以及托勒密对婚姻配置的定义(Main, 2004, pp.58, 86, 105-106; n.d. Schmidt & Townley; Schmidt & Townley, n.d.; CW8: 875 - 915)。[托勒密认为本命占星学是一门科学 (Phillipson, 2019; Fraikin, 2021)]。在他的共时性论文的开头，他声称因果律不是现代物理学所发现的那样绝对，因此它只能在一个相对的水平上使用(CW8: 818-819)。 作为对有限的因果关系的补充，他建议应该用统计学认真地检验非因果关系(CW8: 823)。此外，荣格认为，如果统计数据表明这些现象是显著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存在一种非因果联系，否则，它们只是“幸运的命中（lucky hits）”(CW8: 827)。关于非因果秩序的观点正是他在文章中试图证明的，但他认为不显著的统计数据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CW8: 901)。我将在后文解释，荣格的数据不能为非因果秩序提供检验。 尽管如此，荣格在统计数据可以证明什么上是明显错误的，这导致了基于他的统计数据的错误结论。统计数据不能仅通过指出相关性来证实直接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秩序。由于自然统计变化的影响，不合逻辑的相关性可能会频繁出现(S. Myer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4, 2022)。建构一个像荣格认为那样的关于“背后存在非因果联系”的归纳假设是不被科学所接受的(ibi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4, 2022)。这意味着，即使结果是显著的，它仍然远远不能证明荣格的非因果秩序假设。事实上，它表明使用统计数据对荣格来说可能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因为他显然不清楚他从数据中期待得到什么，以及结果对他的共时性理论可能意味着什么(Main, 2004, p.59)。 他可能是在发现Paul Kammerer对巧合事件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之后决定使用统计学，并被Rhine的定量研究所打动(ibid, 2004, p.85)。因此，他“试图在自己的占星实验中模仿这一点”，使用托勒密的占星学陈述来检验占星学配置的概率(Main, 2004, pp.58; CW8: 825)。 荣格似乎在寻找非因果秩序的统计频率，希望它能通过托勒密的占星学陈述在本命占星学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引出了他的实验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荣格将本命占星学转化为统计陈述，这种方法完全符合他的定性时间(共时性的版本)的想法，在这种方法中，本命占星学是在出生时刻、占星学星座和相应的解释框架下工作的(CW15: 84)。这里的问题首先是定性时间模型是因果的，是一种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模型，荣格自己后来在1954年意识到这一点(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183)。然而，在这个实验中，荣格有问题地认为，这个因果模型可以验证与本命占星学有关的非因果秩序是否存在。其次，托勒密的本命占星学模型是因果的，托勒密认为本命占星学是因果科学的一种形式(Long, 2008, pp.179-183; 2021年Fraikin p.87)。荣格的定性时间模型可以被认为是托勒密模型的放大版本，因为托勒密只坚持本命时刻的重要性，而荣格声称每一个时刻都有特定的特质(Long, 2008, p.182; CW15: 82)。这可能表明荣格也不清楚他在实验中使用的陈述的作者语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分实验被认为是本命占星学的因果检验就更清楚了，因为这里采用的荣格共时性版本和本命占星学的技术模型都可以被认为是因果的(CW8: 869, 878)。定性时间和三个相关的占星因素提出了一个因果关系链。在这些关系中，出生时刻决定占星配置，行星配置决定占星解读，最终，解读影响人的生活。然而，荣格有问题地相信，它可能揭示了共时性体验背后的非因果秩序。 因此，荣格的统计研究最终似乎是在检验本命占星学是否遵循托勒密模型，并作为他的定性时间模型的一个狭义版本予以检验，而不是检验非因果秩序的观点。只有当结果不显著时，它才可能推翻托勒密的本命占星学的因果模型和荣格的定性时间模型，因为它将表明本命占星学不是因果的。然而，如果考虑到本命占星学背后的共时性事件可能是随机的，这个结果将与荣格试图提出的作为本命占星学背后的原则的非因果秩序没有联系(Mansfield, 2002, p.155)。它不能直接证明或证伪非因果秩序。如果结果是显著的，那么它将表明本命占星学是因果的，因此它将是托勒密所认为的因果科学的一种形式。背后的非因果秩序是一个与因果性相容的假设，但不能通过显示为显著的结果来验证。因此，在先验层面上的非因果秩序不能被行星和现实世界在物理层面上的任何因果关系所证实。这再次说明荣格使用统计学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实验不能直接证明非因果秩序是否存在。 这进一步意味着统计结果与荣格试图研究的对象没有直接联系，而荣格得到的结果是不显著，这表明本命占星学可能不是基于因果关系运作的(CW8: 901)。这将是荣格统计研究的结论。 在荣格的共时性论文中还有另一个补充的统计实验，可以被认为是纯统计的，与他关于共时性或本命占星学的任何观点没有任何联系(CW8: 896)。这部分将不在本文中讨论。 2.3.2定性实验 在他的统计研究“失败”后，荣格试图使用定性的方法来检验共时性，但是是在“幸运的命中”或有意义的巧合的层面上(CW8: 897-900)。他对三个“心理状态被准确了解”的被试进行了进一步的定性实验(CW8: 897)。本实验以如下方式进行： 随机抽取400个已婚夫妇星盘，其中200个有数字。然后根据受试者抽签选出20个。我们对这20对已婚夫妇进行了统计研究，研究了我们的50个婚姻特征。[意思是从200对有编号的夫妇星盘里抽选20对进行分析] (CW8: 897) 第一个实验对象是一位女性，她在实验中“发现自己处于强烈的情绪兴奋状态”(CW8: 897)。在她选择的婚姻星盘中，火星相位出现的频率最高(CW8: 897)。荣格认为“火星的经典意义在于他的情绪性”，与这个被试者的心理状态准确匹配(CW8: 897)。第二个被试是一位女性病人，她的“主要问题是在面对自我压抑倾向时实现并坚持自己的个性”(CW8: 898)。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发现“轴相位 (Asc. Desc)[严格来说是上升-下降轴线相位]，也就是人格特征”是最突出的方面，正确地通过一种“完全吻合受试者的实际问题”的方式指示了她的心理状况(CW8: 898)。 最后一个案例中展现出太阳和月亮相位有更高出现频率，这与她的问题“强烈的内在对立，结合和调和构成了她的主要问题”相对应，因为太阳和月亮是对立面结合的象征配对(CW8: 899)。 这一部分的研究表明，虽然这里所揭示的巧合意义是基于诠释者的，即荣格对心理状态和占星学象征的解释。然而，他的实验的定性部分表明，共时性作为有意义的巧合可能存在于与其他经验层面上的共时性事件的相似性中。 2.4讨论：复杂交叉的多重涵义 简而言之，荣格对《易经》的接触为他提供了共时性这个概念的名称。它在1928年11月首次以synchronism的形式出现在目前可获得的材料中，荣格用这个术语来概念化《易经》中中国古代科学的原理(Jung, 1984, pp.44-45)。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版本的共时性与有意义的巧合有关。然而，当它第一次以共时性的形式出现时，它就变成了定性时间的一个版本(CW15: 81-84)。 荣格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构建一个更综合、更现代的版本的一元世界（unus mundus），以使之能与他的心理学相兼容(Le Grice, 2018, pp.147-149)。这段时期潜在地使荣格的共时性论文和占星实验变得复杂。有人认为荣格的理论发展最终导致了共时性的一个新的假设版本，亦即荣格在他的共时性论文中定义的非因果秩序(Jung, 1976/1990, p.318; CW8: 959, 965)。这个想法也受到莱茵的实验和他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关系、荣格与沃尔夫冈·泡利的合作、以及之前的一些理论思想家影响(Main, 2004, pp.88, 105-106; CW8: 916 - 946, 961 - 967)。基于之前2.2和2.3的探索，它也可以被视为对荣格占星学解释版本1(所有事物的共感联系)和版本7(基于类心灵原型本质的联系)的综合解释。 因此，非因果秩序似乎是荣格从不同来源综合使用的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此外，他野心勃勃地试图将这一框架纳入两个版本的共时性，源自他对本命占星学(定性时间)理解的其中一个版本和《易经》(有意义的巧合)(Jung, 1984, pp.44-45; Greene, 2018a, p.19)。由于对统计学的误解和对本命占星学统计实验中所隐含的问题的区分不清，导致实验部分失败。他相信统计数据可以证实非因果秩序的存在，这是有问题的。 然而，他的定性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卫礼贤在他1951年的艾诺斯演讲中对易经占卜方法的启发，将他的假设带回了有意义的巧合的经验基础上(CW8: 986)。它最终导致肯定共时性的“最终”版本(作为有意义的巧合)，放弃定性时间的因果版本，而非因果秩序成为一种猜想，可能被人类经验中有意义的巧合的经验基础所暗示(Le Grice & Rossi [Ed], 2018, p.183; CW18: 1175)。因此，本命占星学在荣格共时性概念化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它迷惑了荣格。他对共时性的概念化与他对本命占星学的理解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深刻的联系。这进一步导致了他的占星实验和后来的理论建构出现了复杂的问题。 荣格占星学实验的两个组成部分不仅突出了共时性的实验基础，而且也证明了他的共时性的不同版本如何成问题地与他对本命占星学的理解交叉在一起。在他的整个实验中出现了三个版本的共时性：非因果秩序、有意义的巧合和定性时间。如果将这一点与荣格对本命占星学的理解相比较，很明显，这三个版本的共时性就是荣格用来解释本命占星学的。类心灵原型的非因果秩序与第一和第七种解释相对应；本命占星学的工作原理是有意义的巧合则与第三个模型相匹配；本命占星学在定性时间的原理下运作则是第五个(Le Grice, 2018, pp.143-149)。 值得注意的是，从始至终，在荣格的实验中从未直接检验非因果秩序的观点。它只能被视为来自他的理论的其他部分的一种共时性猜想。[例如，它可能受到泡利-荣格猜想和中世纪炼金术中一元世界观点的影响(Atmanspacher, H., & Fuchs, C. A. (Eds), 2014; Le Grice, 2018, p.147)]。统计部分检验了共时性(定性时间)的因果模型，结果是不显著(CW8: 901)。这可能表明本命占星学并不在因果条件下起作用。[我所做的基于荣格统计研究的推断可能并不准确，原因可能是荣格的数据存在一些问题，或是统计实验本身无法得出本命占星学是否起作用的结论(Samuels, 1985, p.80; S. Myer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4, 2022)。然而，荣格似乎没有理解这一结果的意义，并被他有缺陷的前提所迷惑，即认为统计可以验证本命占星学中是否存在非因果秩序(CW8: 823)。也许他从未明白他实际上检验了共时性(定性时间)的因果版本，且似乎证明了它是无效的。 在统计研究得出不显著的结果后，他转而测试另一种版本的共时性，或者他称之为共时性的狭义版本——有意义的巧合(CW8: 965)。然而，定性实验表明，至少在荣格测试的这三种个案里，共时性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巧合可能是真实的。这进一步引向推断行星配置的原型意义与被试的心理状态有意义的对应(CW8: 900)。通过将定性实验中对意义的发现联系起来，荣格成功地将共时性的概念作为有意义的巧合联系起来，以支持可能存在的非因果秩序(CW8: 900)。因此，共时性的自洽版本，即在巧合事件中发现意义，成为荣格在1958年所肯定的版本(CW18: 1175)。在这个模型中，非因果秩序不再与成问题地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依赖于对意义的发现和对更深层次意义结构的进一步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