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二章 “我们就是未来，我们知道这一点”

第二十二章 “我们就是未来，我们知道这一点”

1960年2月4日，苏联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抵达哈瓦那，同行的有他的儿子谢尔戈，苏联驻墨西哥大使，他的私人助理，以及他的保镖兼翻译、年轻的克格勃军官尼古拉·列奥诺夫。米高扬让列奥诺夫把礼物送给古巴的“主要革命领袖们”。这个任务让列奥诺夫有机会见到他在墨西哥时认识的老熟人，他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切·格瓦拉。

切和阿莱伊达最近从偏远的市外搬进了“自由城”，这里从前是军队总部，位于哈瓦那市的西部边界。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原来军官的住宅，就在军用跑道旁边。

列奥诺夫和切最后一次在墨西哥见面距离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时他曾经借了几本苏联书籍给这个渴望了解社会主义的年轻阿根廷医生。这一次，他陪着苏联“第二重要的人物”来到了古巴。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不再是描绘野心计划的政治流亡者了，他们是革命的新古巴无可争议的领袖，他们显然准备“走社会主义路线”，而且要冒着与美国开战的危险跟苏联组成联盟。

这一次，列奥诺夫“代表苏联人民”给格瓦拉带来了另一种礼物：一支用于精确射击的最高质量的苏制手枪，插在一个漂亮的枪套里，配备有充足的弹药。

1956年，被从墨西哥召回莫斯科后，列奥诺夫被解除了外交职务，他决定成为一名拉丁美洲历史学者。他为一家西班牙语出版社做了两年翻译工作。1958年夏末，他受邀加入克格勃。9月1日，列奥诺夫开始接受为期两年的情报培训课程，不过据他说，“因为古巴革命”，他没有完成全部课程。

1959年10月，列奥诺夫的上级命令他放下学业，陪同米高扬一起前往墨西哥。因为邀请副总理的不是墨西哥政府，而是苏联大使，显然是要副总理去主持贸易展开幕仪式，所以不能由往常的团队陪他一起去墨西哥。列奥诺夫曾经在墨西哥生活过，所以由他作为保镖、翻译和“顾问”，陪同副总理一同前往。

列奥诺夫陪着米高扬在墨西哥的时候，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带着他的秘密任务从古巴来到了墨西哥。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他直接去见了米高扬。“我谈到了卡斯特罗、切、劳尔和革命，他很感兴趣地听着。因为米高扬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布尔什维克)革命，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想起了那个时候的革命激情。”

阿列克谢耶夫对米高扬讲了卡斯特罗的提议。“他们不只是想要这个展览。卡斯特罗想要进行对话。”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听他说完后，米高扬说，他和卡斯特罗一样，也反对“形式主义”，不过作为苏联副总理，他不能到一个和莫斯科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去。他给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份电报，派阿列克谢耶夫到莫斯科解释这一切。

“莫斯科把展览从墨西哥移到古巴，”阿列克谢耶夫说，“因为现在赫鲁晓夫已经爱上了古巴革命。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不过(我认为是因为)他很高兴终于有了另一个对付美国人的卒子了。”

在拖延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1960年2月苏联贸易展终于在哈瓦那开幕了。在随米高扬抵达哈瓦那后，列奥诺夫开车来到切·格瓦拉家门前，已经快到中午了，可是切还在睡觉。“他累坏了，”列奥诺夫说，“不过他起来了，看到我他很热情。‘朋友！太神奇了，你像是从天堂来的！’”列奥诺夫边喝咖啡，边把枪递给了切，这个礼物让切非常高兴。

列奥诺夫祝贺切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列奥诺夫回忆起他们过去说过的话以及切在墨西哥非常渴望阅读的苏联书籍，他问道：“那么，这是真的，你当真要建设社会主义？”“是的，”切回答说，“我准备把我的一生奉献给它。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要读那些书，我就是为了以后的建设。”

列奥诺夫很快知道了为什么切在那天那么晚还没起床。除了国家土地改革所的工作，切还当上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他的工作量非常繁重，工作时间异于常人。哈瓦那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些外国的显要人士被告知在3点与切见面，他们在下午3点来到切的办公室，可是曼雷萨却对他们说，他们约见的时间是在凌晨3点。

在圣诞节给父母的信里，切描述了自己当前的生活。他说古巴正处在关键时刻，“我们不是人，我们是工作机器，在艰苦和希望中跟时间对抗”，他说道：“我们就是未来，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快乐地投入建设，尽管我们为此忘却掉了个人情感。”

切和阿莱伊达的生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作为切的秘书，阿莱伊达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可是即使在家的时候，两个人也很少有私人空间。从1959年初起，危地马拉人胡里奥·卡塞雷斯就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住在一起。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搬进了他们家的一个空置的卧室；他在附近工作，负责新军队的医疗工作。

切从“善意”之旅返回几个月后，分裂情绪在古巴渐盛。卡斯特罗实施的越来越多的激进政策带来了急速的剧变，革命控制权甚至延伸到了一些从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自始至终，切私下好言好语，公开鼓掌称赞。观察者们开始注意到这样一种有意思的模式：切的那些“听起来很激进”的建议其实是先期预警，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不久后卡斯特罗就会将这些建议变成官方的革命政策。

1959年1月和4月，切谈到古巴需要将石油和矿产收归国有。1959年9月，卡斯特罗回应他说这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9个月后，他就收回了美国德士古公司、埃索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炼油厂。

1959年11月，美国注意到最近一篇刊登在《革命》上的格瓦拉的采访，里面直截了当地说道：“……不论土地改革法在让农民变成小业主的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说法，格瓦拉关注的是改革将更多地瞄准合作社或公社的目标。”

3个月后，也就是1960年1月，卡斯特罗下令没收所有蔗糖种植园和大型牧场，把它们变成国营合作社。“无偿非法没收”美国人所有的地产已经让华盛顿十分不满，这一次没人觉得吃惊。在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周里，切就已经给出了警告，他公开提出应该废止宪法中的赔偿条款。

1959年10月是很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在这个月结束的时候，就到了休·汤姆斯所说的“自由主义衰落”和革命反美激进势力最终占据优势的阶段。长期以来切主张的道路现在越来越公开地由卡斯特罗自己掌舵了。

卡斯特罗成功地让前革命指挥部司令官罗兰多·库贝拉接管了哈瓦那大学的学生会，库贝拉最近刚刚回国，之前的几个月里他一直作为卡斯特罗的军事专员待在布拉格。库贝拉的竞选胜利实际上代表政府接管了校园，而校园在从前一直实行自制管理，而且是反政府阴谋的温床。卡斯特罗太了解这一点了，因为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校园开始的。

切把相同的信息带到了圣地亚哥的古巴第二大大学。他直接宣布大学的自治管理结束了，今后将由国家设计课程。中央计划是必要的，古巴将进行工业化进程，这需要合格的农艺学家、农学教师和化学工程师等技术人员，而不是更多的律师。

切对他们说：“谁有权说每年应该有10名律师毕业，100名工业化学家毕业？(有人会说)这是独裁，那么好吧，这就是独裁。”学生们应该加入“真正伟大的军队，别去做只会聊天的小小巡逻员”。

切在圣地亚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正逢气氛紧张的时刻，因为刚刚发生了第一波真正的反革命活动：在皮纳尔德尔里奥，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轰炸了一座糖厂，一伙可疑的叛乱分子被捕，其中包括两名美国人；酝酿已久的尤伯·马托斯事件终于要爆发了。

10月20日，马托斯从卡马圭写信给卡斯特罗，提出辞职，劝说卡斯特罗改变当前的路线，并且指责卡斯特罗“埋葬了革命”。他的15名军官计划和他一起辞职。

卡斯特罗立即答复了他。他驳斥了马托斯的说法，而且指责他的“不忠”、“野心”，以及其他的一些罪行。随后，他命令卡米洛飞往卡马圭，逮捕马托斯和他手下的那些军官。卡米洛执行了命令，毫无差池地逮捕了马托斯和他的军官们。卡斯特罗随后亲自飞往卡马圭发表演讲，指控马托斯正在谋划一场“叛国”武装暴动；马托斯和他的军官们被押解到哈瓦那，被关押在拉卡巴纳。

对这些“谋反者”来说，这个时机太不好了。卡斯特罗正准备在一个2000多名美国旅行社代表参加的大会上讲话，鼓励美国旅游业多到古巴发展业务，这时，叛逃的佩德罗·路易斯·迪亚兹·兰斯驾驶着一架B-26轰炸机出现在哈瓦那上空，他从飞机上散发传单，要求卡斯特罗将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清除出去。古巴空军的飞机想要阻截他，拉卡巴纳的军队人员用防空炮向他开火，不过迪亚兹·兰斯毫发无伤地飞走了。

在国家土地改革所大楼里，切在办公室里和曼雷萨、秘书克里斯蒂娜一起站在窗前，看着迪亚兹·兰斯驾驶飞机盘旋而下，飞过大楼，飞机距离他们非常近，他们甚至能看到坐在飞行员机舱里的迪亚兹·兰斯。切什么也没说，不过愤怒和挫败感让他浑身冰凉。切的保镖请求切批准让他们爬到房顶射落飞机，不过切不许他们去——他们这么做带来的危害肯定比那架飞机带来的危害更大。随后，迪亚兹·兰斯飞走了。

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次挑衅让他的旅游推广计划胎死腹中。卡斯特罗和古巴媒体遣责美国飞机进行“轰炸袭击”，造成贫民伤亡，旅行社代表们慌忙离开哈瓦那。安全地返回美国后，迪亚兹·兰斯承认确实驾机飞到了哈瓦那，可是他只在哈瓦那上空撒了传单。如果有人员伤亡的话，很可能是古巴士兵胡乱开枪造成的。不过官方接受了他进行空中袭击的说法。第二天，大批人群在美国使馆门口示威；卡斯特罗出现在电视上，指责马托斯和迪亚兹·兰斯合谋计划在卡马圭进行军事暴动。卡斯特罗还指责美国窝藏“战犯”，并且为迪亚兹·兰斯提供战斗机。

10月26日，约50万古巴人在革命广场集会，卡斯特罗在集会上重申了他的指控，而且发誓说，面对袭击，古巴将捍卫自己。人民将得到训练和武装，古巴会弄到飞机和其他需要的武器。第二天，美国大使彭塞尔针对卡斯特罗的指控向外交部长劳尔·罗亚递交了一份官方的抗议书；同时，卡斯特罗的内阁投票通过决定恢复革命审判。

10月28日，在重整卡马圭的军队司令部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登上飞机，准备返回哈瓦那，可是他没有飞抵。卡斯特罗和切参与了3天的空中搜寻，寻找消失的飞机，搜寻覆盖了很大一片区域，可是没有发现残骸。卡米洛的飞行员经验丰富，当天的天气也很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少阴谋论的观点冒了出来，其中一种认为是卡斯特罗弄死了卡米洛，或者因为卡米洛和马托斯是一伙的，或者因为卡米洛太受欢迎了。另外一种理论认为是一架古巴空军战斗机错把卡米洛的飞机当成入侵者而击落了它。不管原因怎样，卡来洛显然已经死了，他的飞机永远消失在加勒比海水域中，古巴革命损失了一个极具魅力、深受人们喜爱的领袖。

11月，卡斯特罗继续巩固他的权力基础。“全国革命民兵队”宣布成立，这是实现切的梦想的第一步，即古巴变成一个“游击队社会”。卡洛斯·弗朗吉在《革命》上发表文章说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已经受邀访问古巴，外交部长罗亚否认了他的说法。在华盛顿，中情局已经悄悄地开始研究除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办法和途径。

切毫无头绪地开始国家土地改革所的工作，之后事情开始一件件推进了。1959年底，大部分的古巴工业，不论规模大小，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切的部门只拥有很小一部分工厂，这些工厂不是被所有者舍弃的，就是被作为巴蒂斯塔及其同伴的所属产业没收的。它们现在归切管，切亲自挑选起义军老兵，派他们去管理这些工厂，还有的老兵被挑选出来去负责管理在被没收的大庄园上新建的土地合作社。

利用和智利共产党的关系，切现在有一支小小的来自智利和厄瓜多尔的经济学家团队为他工作。更多的古巴人加入进来，还有一些会计受雇参与工作，古巴工业发展的规划工作开始了。几周前，伯雷格开始编制关于古巴工业现状的年度数据报告，相关的工作日程正开始逐渐获得充实。

“很快，对第一批工厂的干预开始了，”伯雷格回忆说，“这些是干预不是国有化。这些工厂有劳资矛盾，或者因为……经营这些工厂的资本家对革命进程心存疑虑或者没有进行投资……所以对它们进行干预。”

劳动部采纳的一项决议使得这些干预得以合法化——现在劳动部掌握在安全的人手中，劳尔原来的副官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现在是劳动部长。只要有必要，切的部门对工厂干预和管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不过，伯雷格说他从未想过这种干预会是永久性的。

“当然，”伯雷格接着说，“按照切的思维方式，它们(被接管)是肯定的，不过还没有正式宣布。”伯雷格的工作是运作这些新产业，第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是要找到人经营它们。“我们开始提名一些管理人员。基本上我们是从起义军里挑选一些受过较多学校教育的人。说到学校教育，也仅是那些完成了小学六年级学习或更多教育的人。虽然文化水平很低，但我们一起开始管理工业企业了。”

切接替帕索斯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这让整个金融界和商业界都打起了冷颤，引起了一阵恐慌。卡斯特罗宽慰他们说切将和前任“一样保守”，可是几乎没人相信卡斯特罗的话。

切接管银行时，发现有很多位子都空着，大部分高级职员都和帕索斯一起辞职了。切叫来比拉塞卡博士，想请他作自己的副手，管理银行。

比拉塞卡很犹豫，不仅因为自己缺乏金融方面的经验，而且因为他和那个即将被他替换掉的人在私下里是朋友，“那个人很擅长银行业务”。他想要拒绝这个职位，可是切很坚持；实际上，切的请求几乎是命令：“我对银行业一窍不通，而且我还是行长，”切对他说，“不过当革命指定你担任某个职位，你必须接受，还要把它做好。”比拉塞卡接受了这份工作。

尼古拉斯·奎因塔纳是最初一批被切叫到银行的人之一。他是一名35岁的哈瓦那建筑师，帕索斯给他所在的公司提供资金，让他新修一座32层的国家银行大楼座美式的摩天大楼，从这座大楼可以俯瞰哈瓦那中心区的海滨。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当时古巴正在进行的最大的建设规划，预计耗资1600万美元。到1959年底，新银行大楼的地基已经铺好，第一阶段的工程刚刚开始。

解职后，帕索斯被任命为一名外交官，将被派驻国外，他急忙给奎因塔纳打电话。帕索斯说自己计划一到欧洲就去寻求避难，他也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是野蛮行径。你马上要接受一位新(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名字是切·格瓦拉。他根本没有资格坐上这个位子，这是我准备流亡的原因之一。你也得走，这是不可避免的。”

奎因塔纳的想法却不同。他还年轻，正在从事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建筑项目，他相信在战争时期他为起义军提供的帮助能够让切在这时帮助他。1958 年底，他曾经为“7·26”运动组织提供过艾斯卡姆布雷地区的地图，这显然对他有利。

奎因塔纳去银行见切，他被眼前的变化惊呆了。曾经干净整洁的银行大楼现在“脏兮兮的，而且十分混乱”，满地都是纸片。“15天的时间里，一切都变了。”

切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小资产阶级吗？”奎因塔纳回答说：“不，我不是。”“不是？那么，你是个革命者。”“不，司令，我没说我是革命者。我是大资产阶级。我的老板是资产阶级。”切的眼神热切起来，他看起来很高兴，说：“我来这儿以后，在你的阶层里，你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一个。”奎因塔纳认为自己赢得了格瓦拉的好感，机灵地回应道：“不，还有很多诚实的人，问题是你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切的脸冷了下来，他对奎因塔纳说他得记住他正在和“格瓦拉司令”讲话。奎因塔纳意识到他已经触到了切的底线。

第二次见面时，奎因塔纳和他的高级合伙人带来了建筑方案和具体规格请求格瓦拉批准，毕竟钱是要国家银行出的。奎因塔纳向格瓦拉出示了需要进口的材料清单，并且解释说朝海的建筑需要安装防飓风的窗户，而这些窗户的窗框应该是不锈钢的。他还建议从美国的奥的斯公司购买电梯，该公司在哈瓦那设有办事处。
切听着奎因塔纳的建议，最后问道：“为什么要电梯？”奎因塔纳解释说这座大楼有32层高。切说他认为楼梯就行了；如果像他这样有哮喘的人都能爬上楼，其他人为什么不行呢？听到这里，奎因塔纳的合伙人起身厌恶地走了，不过这位年轻的建筑师仍在坚持。

他们又回到了窗户的问题。切问奎因塔纳为什么必须从美国或德国进口，为什么不能就在哈瓦那找些更便宜的东西，比如塑料？接下来他们又谈到了厕所数量的问题，切看到方案中建议的数字，说：“嗯，我们可以减掉其中的一半。”奎因塔纳指出：“不过在革命时期，人们上卫生间的次数和从前是一样的。”切反唇相讥：“新人不一样，他们可以牺牲。”

奎因塔纳终于明白了。这不是窗户或厕所的问题，切根本不想建这座大楼。“他在向我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制度将要彻底改变，我们谈论的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他们不打算建这座大楼。”

奎因塔纳是对的。新的国家银行大楼没能建起来，奎因塔纳的工作开始停滞，几年后，在原来计划修建大楼的地方建起了埃尔玛诺思·阿梅赫拉斯医院。之后不久，古巴发行了新的10比索和20比索的钞票。作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要在这些钞票上签名——他只是简简单单地签上了切。古巴商人很快理解了格瓦拉签字的象征意义，他们怨恨万分。在新古巴，货币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物品，而是即将消失的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时代的劳什子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