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也是普通人:疫情之下,多种因素让医护不敢坚定“逆行”

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的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仅面临着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同时还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心理负担。有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工作的医务人员中,23%受到焦虑的影响。不过,究竟哪些因素与医护不敢坚定“逆行”相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爱思唯尔旗下全医学信息平台ClinicalKey中,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AJIC,《美国感染控制杂志》)刊发一项来自比利时的前瞻性研究,探究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对新冠的恐惧和工作意愿下降的状况,并对预测因素进行了分析,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经验。

2000余名医护人员参与研究
本研究共纳入了2336名医护人员,研究者分别在2020年5月和10月对参与者进行了抗SARS-CoV-2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和问卷调查。(相比于5月,被调研医院在10月迎来了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高峰)
其中,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分别有47%和39%的参与者提到在工作时间暴露于SARS-CoV-2;分别有35%和58%的参与者可以随时获得个人防护用品;血清学阳性占比分别为7.4%和7.9%。
新冠相关恐惧、工作动机随时间演变
在阶段1中,最突出的恐惧水平是轻微恐惧(45%);在阶段2中,则演变为中度恐惧(41%)。此外,提到严重或极端恐惧的参与者从9%增加到15%。
在这两个阶段,大多数参与者都有正常的工作动机。不过,动机较弱的参与者比例从9%上升14%。同时,动机更强的比例从19%下降到11%。
显然,在疫情高峰期,焦虑和恐惧的发生率更高。

在第一阶段,最常出现的组合是轻微恐惧和正常动机水平。在第二阶段,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常见的组合是中等的恐惧和正常的动机。
新冠肺炎相关恐惧的影响因素
多变量分析表明,对新冠肺炎的恐惧与恐惧评估的阶段、性别、年龄、风险类别、是否在工作中暴露于SARS-CoV-2以及由自我评估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教育程度有关:
与女性相比,男性不太可能有更高的恐惧水平;
年龄较大的参与者对新冠肺炎有更高的恐惧水平;
与没有接触过SARS-CoV-2的参与者相比,在工作中感到暴露于SARS-CoV-2的参与者表达更多恐惧的可能性更高;
自我报告关于新冠肺炎教育程度较好的参与者平均恐惧水平较低;
与低风险类别的参与者相比,属于高风险类别的参与者表达更高恐惧水平的可能性更低。
研究发现了一个与我们通常认知不一致的结果,即一线医护人员对新冠肺炎的恐惧程度较低。研究者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线医护人员通过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增加了对病毒传播机制和个人防护设备使用的了解,因此其感知到的SARS-CoV-2暴露可能会比二线医护人员更少,因此反而表现出更低的恐惧水平。

不过,正是由于一线医护人员每天都接触到新冠肺炎患者,因此他们经常处于痛苦的心理状态,也更容易受到情绪创伤。
虽然有研究表明,这些创伤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化压力为动力”。但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管理者还是应该注重对一线医护人员采取心理干预措施,提升他们的积极应对和幸福感。
工作动机的影响因素
关于工作动机,多变量分析表明,研究阶段、性别、个人防护用品的可获得性和自我评估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教育程度与工作动机有关:
在疫情高峰的阶段2,参与者报告的工作动机低于阶段1;
与女性相比,男性员工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动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女性,男性更有可能失去工作动机;
平均而言,与提到个人防护用品短缺的参与者相比,报告个人防护用品可获得性较高的参与者表达更高动机的可能性更高;
同时,自我评估对新冠肺炎教育程度较高的参与者往往具有更高的动机水平。
最美“逆行”,需要管理者的关注
综上所述,对女性医护人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照顾,注意避免男性医护人员工作动机下滑,增加个人防护设备供给和疫情相关知识的培训,以及加强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可能会有助于减少医护人员在疫情流行期间不愿工作和恐惧的发生。
全球疫情仍未平息,最美“逆行者”们依然在路上。在这里,谨让我们为医护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与祝福!
本文作者: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