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论》作者序言

序

　　目前的战事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卷入一场可怕的斗争中。在德国所侵略的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这场斗争具有前所未闻的特征，这就是大规模地毁灭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劫掠和平居民的生活资料。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在那些力图为这种恐怖事件寻找借口的人们的口中，“生存竞争”就成了他们得意的解释。
　　当时，《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信，其中就曾对这样滥用达尔文的术语提出过抗议。这封信说，这种解释“无非是把达尔文学说——‘生存竞争’、‘权力欲望’、‘适者生存’和‘超人’等等——的误解庸俗浮浅地应用到哲学和政治上罢了”。它又说，但是也有一本英文的著作，它“不是以横蛮的暴力和诡诈，而是以互助合作来解释生物和社会的进步的”。因此，信中建议应立刻出版这本书的廉价重印本。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本重印本。它是第一版的完全重印，所删掉的只是其中的附录①，因为附录所载的是比较专门一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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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附录，我现在也依据1902年第一版英文本译成汉文，附在书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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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这本书的第一版印行以来，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我们可以说，它的基本思想——互助在进化中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①因素——已开始为生物学家所承认。近来在欧洲大陆上发表的论述进化的主要著作，大都已经指出了必须区别生存竞争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物种对不利的自然条件与敌对物种的外部斗争和物种内部为争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内部斗争。另一件事也被承认了，这使达尔文本人也极感遗憾：即后者及其在进化中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了；而动物创造物种幸福的社会性和社会本能的重要性又被低估了，这也是违背达尔文的教训的。
然而，如果说动物中间的互助和互援的重要性已开始在现代思想家间渐渐获得承认，那么我的主题的第二部分 这两个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对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成长的重要性，却尚未得到他们的承认。
　　当代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仍然是倾向于认为群众和人类社会制度的进化很少关系，而把这方面的一切进步都归功于愚钝的群众的知识领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现在的战争，使大部分欧洲文明国家不仅直接接触到了战争的现实，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它的千万种的其他副影响，想必会有助于改变这种流行学说吧。它将表明，一个国家要度过它在历史上的艰难时刻，是需要人民群众多么大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天才的。
　　酝酿现在这场战祸和研究出它的野蛮方法的，不是欧洲各国的群众，而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精神领袖。人民群众在现在这场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中从来没有发言权，在制定现在的战争方法方面更是如此，这些方法完全忽视了我们所认为是最优良的文化遗产。
　　如果这些遗产将来没有完全被破坏，如果尽管在这场“文明的”战争中犯下了种种罪恶，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休戚相关的教训和传统终将完整无缺地度过现时的考验，那是因为我们看到，和上层人物所制造的灭绝人类的大屠杀同时存在的，还有我在本书论述人类的那几章中所说的千万件自发的互助的事例。
　　乡村妇女们看见德国和奥国的战俘拖着沉重的脚步疲惫地走过基辅的大街时，便把面包和苹果(偶尔也把一个铜子)塞进他们手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看护着受伤的人，而不问这些人是友是敌，是官是兵。法国和俄国的农民——留在村子里的老年人和妇女——在他们的村民大会上作出决定，要为那些在“那里”处于敌人炮火下的人们播种和耕作土地；合作厨房和公共食堂在全法国雨后春笋似的出现；英国和美国对比利时人，俄国人民对被蹂躏的波兰的自发援助，所有这些事业都包含有那样大量自愿的、自由组织的劳动和精神，以致它们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质，变成只是邻里相助——所有这些事实和许多类似的事实，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种子，它们将导致新的制度，就好像在人类最初阶段中的互助孕育了以后文明社会的最优良、进步的制度一样。
　　我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本书中讨论原始和中世纪互助形式的那几章。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竭诚希望人们在这场战争所带给世界的灾难和痛苦中，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创造性力量还是正在那里起着作用，而它们的活动，必将促成人与人之间更好的了解，并且最终促成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好的了解。

彼得·克鲁泡特金
1914年11月24日于布列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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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着重号是原有的(原文为斜体字，中文改用着重点)；下同。——译者（因B站限制，改为粗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