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考研 |中国摄影史之为人生而艺术
前期回顾
摄影考研 | 中国摄影艺术启蒙 · 美术摄影
本期要点
一、从唯美到“美好而像真”
二、从“抓拍”到“典型瞬间”
三、倡导反映时代“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摄影
关键词：
刘半农意境寄藉论、
胡伯翔“美之结构”说、
陈传霖“抓拍”到“典型瞬间”
人物：
卢施福、刘半农、刘同缜、何铁华等
早期的摄影组织，不管是北京光社、上海华社，还是后来的黑白影社，其基本宗旨都是“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他们对摄影美的内涵又有不同的认识，光社的代言人刘半农提出意境寄藉论，即“把作者的意境，借着照相表露出来”。要求摄影艺术作品表现作者的意境、美感、情绪、理想。
华社的摄影家兼画家胡伯翔提出“美之结构”说，“美术摄影……有美术结构，有完备的技能，美好而像真，斯得之矣。”即真与美相结合。胡伯翔提出的“美之结构”，不仅仅指画面的形式感或构图，它是“合物形位置光线与作者之意想诸端而成”。是包含艺术构思与技术技巧、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整体。说到底，摄影的“美之结构”，是以发挥被摄对象自身的美来体现作者的审美情趣的，这就有别于刘半农的意境寄藉论。
胡伯翔还从艺术构思与创作方法的不同特点来论述摄影与绘画之不同:“原绘画之事，意在笔先，以思致高远，超然物外为上乘。摄影之事，见景生情，发挥自然为正则。”他反对摄影模仿绘画，如果“刻意描摩绘画之美”，就会“转失天趣”。
主体、技能三位一体说，他所指的概念，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意义。主体即主要的拍摄对象，技能是通过主体表现概念的能力。他认为只有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来。黑白影社的另一个主要摄影家聂光地认为摄影艺术是科学的艺术，是真与美的结合"。这些说明了早期摄影家在实际摄影创作和理论探索中，对摄影艺术的特征和
规律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触及了摄影艺术的本质。
陈传霖提倡使用小型相机和现实主义的抓拍手法，他说:“摄影艺术，实是现实主义，不含有丝毫欺骗与蒙混，为人生所不可稍离者。”并在《美术摄影之指针》一文中，提出观察、想象、选择角度及抓拍瞬间等观点。陈传霖曾大力提倡使用小相机，说小相机“能够出人意表之外地。在人不留意的时候，拍摄他那自然的姿势”和“表情”，并在“任一发生事变的所在随意拍取照片”，说小相机能给摄影家“足以迅速而成功地攫取又强有力又动人的结构即章法的力量”。他并因此批评那种认为用大相机之长焦距大光圈镜头可以造成模糊的“图画化”效果才美的观点，说“从艺术的观点看来，这种观念和真实的距离，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使用小型相机拍摄和倡导抓拍典型瞬间，这是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当时西方的摄影界，提倡抓取自然状态下被摄对象的瞬间形态的“堪的派”摄影也正在兴起，德国摄影家埃里奇·萨洛蒙、法国摄影家亨利一卡蒂埃·布列松都是当时的代表性人物。由此可见，利用摄影的纪实特性“忠实地反映生活”，中西方的认识基本都是同步的。
卢施福的《采访摄影题材的先决要件》及《我的艺术摄影观》是中国早期摄影艺术从为艺术的摄影美学观和崇尚阴柔之美的摄影风格，向为人生的摄影艺术和阳刚之美转变这一转折时期的重要论文。前文是专门讲摄影家的审美能力，窗美经验的培养和训练的文章。“一张摄影的佳作就是摄者美的思想的一点表现，如若摄者美的思想不足而欲获得美的摄作，那是绝对偶然的事;所以在寻找题材之先，首要丰富摄者美的思想。”
卢施福把这作为采访摄影题材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这就彻底否定了摄影创作不能表现作者主观思想情感的“纯客观论”和“唯工具论”，在摄影美学上有重要意义。
深入理解说明：在《我的艺术摄影观》中，卢施福认为，国画式的摄影艺术品“在肤表上看来，好似幽远而秀丽，但在骨子里他不但绝无宏伟的气派，而是弱而又弱的少力摄作罢了。”他认为“风景在画面上固属很讨鉴赏者的欢喜，但不若生活描写的活泼情感来得有力而悠久。”因此，他提倡“急流的水飘着的柳枝，狂奔的牛马，哭得不可开交的小孩，摇枢的纺纱大姐，扛着包裹的劳工，举着锤火星四溅的铁匠，瞪大眼努长着嘴而又伸着两只手的演说家，都是绝妙而具有灵魂活跃在纸上，呼之欲下而百看不厌的作品”。尽管卢施福的大部分摄影作品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但是，他的文章在崇尚美术摄影的当时倡导现实主义摄影艺术，突破了美术摄影的狭隘境界，其影响深远。
刘半农把摄影当做业余时间的“消遣”和职业之外的个人兴趣，只是“为己”，“不担负对人的责任”，这些思想对当时摄影界的影响很大，拍摄题材集中于风景、人物、花鸟、虫草，人体摄影也曾盛行一时，一些文化界人士以国画的观念和标准评价摄影。
深入理解说明：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黑白影社的成员们“明白了现阶段影艺和整个民族命运的联系”，胡伯翔在《中华摄影杂志》的《发刊辞》中写道:“本杂志编辑之旨趣”在于“表彰真实艺术，提高标准，使国民艺术有时代精神与民族特点”。这是最早提出摄影艺术作品要有时代精神。1934年，《晨风》杂志连续发表文章，讨论摄影的宗旨问题，反对把摄影当做消遣玩具，提倡反映时代和社会生活的“为人生”的摄影。
刘同缜在《晨风》第4集《献给爱好摄影的年轻人们》一文中指出:“所谓时代，不外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状态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向。换句话说，适应时代，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的形态。否则，就抓不住时代，也就是死了的。”
深入理解说明：他分析当时的时代特点是:“年轻人，你们应当知道现在的时代--世界失业人数一天一天增加，九一八、一·二八，甚至以往的五卅、五九事件的发生，明白地告诉你，资本主义的枪口对准了你的心膛。你想，这是什么时代，什么时代?”
他联系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来具体分析时代的特点，符合当时的实际。他批判中国当时的摄影作品背离了时代精神。那么，摄影作品如何才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呢?
他指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许多血淋淋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流来，我们以为真的摄影家决不是信手乱拍，也决不是唱一唱无可奈何的哀歌就可以了。摄影家要以直观来把时代的一切事实包括在他的作品里。他还进一步提出，摄影作品要反映时代精神，摄影家就必须站在“创造未来的前行”。这样才能利用摄影艺术去“改善人生，批评人生”，鼓励人们“要努力，把从悲惨的遭遇中，转进光明的园地!”于是，他呼吁年轻人“请再想一想，只有技巧，没有灵魂的唯美的艺术作品，它能给人多大影响?”面对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苦难生活，刘同缜呼吁摄影家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用直观形象把时代的一切都表现出来，鞭挞黑暗，赞美光明，做新时代的吹鼓手。
紧接着，何铁华在《晨风》第5集上发表了《摄影的题材》一文，明确提出摄影的使命问题，“艺术是时代的反映，艺术是社会的产物”这两句话，作为我们的摄影者的警言是再适宜没有了。
深入理解说明：我们是现时代的人物，必须采办现时代的题材，以反映现代的风尚和思想，不能复古，不能过于理想化，而以促进社会的变迁，这为我们摄影者的重大使命!”“我们的使命，并非是为个人的，而是'群众’的、'集体’的，把一切群众联结起来，一齐地走向光明上进大同之路。”为此，他提倡摄影家应该“钻进社会里层去观察人生”，去拍摄“工人群众的工作状态”“穷街窄巷的贫民窟”，“农人的耕种状况与收割情形”，“及一切劳动者生活情况等，都是很足为现代摄影的好题材的”。他主张摄影家“要走遍天涯，搜罗一切隐藏着的美的题材，这才是摄影者的职务!”千万“不要替资本主义去宣传，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要代大众披露一切，鸣不平，创造另一新的快乐世界来!”把反映时代和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了，时代的声音就是代大众披露一切，鸣不平，为创造新的时代、新的世界而创作。这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时期必然要出现的呼声。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左翼文艺思想影响的呼喊，但更是时代本身的召唤、历史的要求。
